内容提要：以往研究元遗山的一种偏向是，单纯着眼其诗词史学成就。其实元遗山不仅仅是金元之际杰出的文史大家，而是有着多方面历史贡献的一代文化宗师。此文专就遗山文史著述之外的其他文化贡献补充论证：一是广泛交游，联络同道，卓有成效地抢救、保存和传布进步的中原文化；二是对宗教文化的包容态度与理性采纳；三是弘扬祖国医学济世救人的人道精神；四是对人文地理的考察和实录；五是艺术品、文物之收藏、品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记述。
关键词：元遗山（好问）、多方面、历史文化、贡献
　　半个世纪以来，研究评价元遗山有一大偏向，就是着重其诗词创作成就，连带论及其史学贡献，对其多方面的文化活动不甚措意。实质上，元遗山在金元之际并不只是文史大家，而是一代全方位的文化宗师。元遗山固然一生以诗词为“专门之学”，修史亦为其晚年生命之担当，但处在风云突变、山川流血、政权更迭的大战乱时代，最当紧的是维护和挽救将要沉沦的中原先进文化，救民于水火而安天下。以天下斯文为己任的遗山清醒地明辨亡国与亡天下的分际，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为之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付出生命的代价，大力维护、传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的先进文化，促进蒙古国上层建筑改变野蛮的民族压迫与屠杀政策，向适应中原农业文明的方向转化，推动中华文明衰而复振，持续发展。文史撰述只是遗山从事的这一伟大文化工程的重要部分而已。所以，遗山不仅是金元之际的文坛盟主、一代文宗，而且是其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传播者和杰出代表。遗山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有着承先启后的历史性贡献。
　　对遗山的文史撰述成果及可贵价值，学界已有过多评价和论述，本文拟就其学者较少涉及的其他方面略作补充，以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金亡后的广泛交游，联络同道，卓有成效地抢救、保存和传布进步的中原文化

　　儒家文化的修齐治平以身体力行为旨归，不徒见诸空言。元遗山继此传统，尤重力行。从事文化活动是其一生，尤其是金亡之后艰难生涯的主要行迹。在1233年围城时期，意识到金朝将亡，政权必易手，遗山先是毅然上言金廷打算以身殉国的守汴二相：“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表明了以“安社稷、救生灵”为第一要务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崇高社会责任感。由于二相未能有所作为，遗山意识到大厦将倾，独木难支，金朝必亡，百姓必将遭受屠戮，金元一代文化将遭受浩劫，他为之忧心如焚。于是，在汴京城破后二日，他毅然上书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才，要求保全54位金廷才士，以备擢用。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此事“系天下斯文甚重”，“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可助楚才实现“致太平之功”。而耶律楚才正是一位在蒙古国上层反对屠城，倡导仁政的权要人物，与遗山是同道之人。后来事实证明，耶律楚才亦十分重视遗山的建议。上书所荐54为才俊基本上受到他的保护任用而免于奴役或屠戮。遗山这次上书之举是冒着“境外之交”的通敌嫌疑而为的，但国亡文化不可亡这一信念，使他敢于不避失节于亡金之骂名，做出了历代奴儒不敢做的勇敢选择。所谓君子从道不从君，遗山于此表现了一位进步文化捍卫者的过人胆识和高尚风范。
　　保存文化重于政治更迭，文化不亡，金廷虽亡而天下则不亡。遗山上书耶律楚才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或权宜之计，而是他对一生秉持的仁政理念的践行。他自言：“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从仕十年，出死以为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气节自许，不甘落人后。”这种气节观以天下生民为本位，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伟大的精神，是拘拘于效 死于家天下的皇权奴儒不可同日而语的。
　　易代之际，要保存文化，首要的是保存文化人，因为文化人是文化的承载者。文化之传承非一人可承担，非得有大批文化人士来共同努力。元遗山在金亡后以他文坛盟主的声望，自觉肩负起动员、联络、团结一代文化群体的时代使命，周流于齐鲁燕赵，汲汲奔走，开展了终其一生的频繁社会交游。这项活动的重大意义就是联络同道，以夏变夷，竭力改变蒙古国野蛮的民族压迫和屠戮政策，使之向适应中原农业文明的方向转化，以利社会安定，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施惠于民生。历史证明，遗山金亡后的文化社交是卓有成效的。从耶律楚才制止屠城至忽必烈实施以汉法治汉地政策，巩固了元初政权可以证明。特别是1252年，遗山与张德辉北上桓州，觐见忽必烈于藩府，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并免除儒户兵赋，获得准允。这为挽救天下儒生于危难、复兴仁政创造了基本条件和关键性契机，使中华文化不至亡于战祸，功莫大焉。鲁迅出于批孔需要，指责遗山此举是尊崇蒙古贵族，甘为奴臣，是脱离历史条件的苛求之论，不足为训。他完全没有考虑挽救文化乃是维护民族生命的长远利益，根本无视遗山处于一介布衣之弱势地位的无奈和当时民众求生存、盼安居的共同要求。试问，舍此之外，遗山凭一在野书生之力面对血腥暴政难道能有更好的选择么？
　　金亡后，遗山被羁管于聊城，一年后获释，开始从事金史撰述的准备，并不断四方奔走搜集史料，同时开始了广泛社交。据笔者统计从金亡至他去世，遗山后半生交往者多达252人，这些人物上至忽必烈、汉人世侯，下至金廷遗臣、在野贤达、文化才俊、三教九流，遗山之往还，除维持生计外，皆围绕一个中心，即抢救、保存和弘扬中原文化。其中人物大体可以分七类；一是忽必烈及金亡后仍在的旧交与出仕蒙古者84人，二是中原地方帅、汉人世侯及部属38人，三金元之际进士10人，四亡金遗臣文士34人，五诗文家、才女未涉政事者6人，六未详仕履的名流81人，七艺术家及有不同才艺者9人。其中遗山上书耶律楚才推荐的54人中至少有25人为蒙古国任用，遗山视为师长者有10人。这批人物在金元之际均颇有作为，见于两《元史》纪传者49人，其中重要人物建树突出者有张德辉、高鸣、商挺、郭守敬、王鹗、王思廉、王恽、张澄、耶律楚才、耶律铸、信亨祚、王玉汝、魏璠、魏初、徐世隆、宋子贞、李治、姚枢、杨果、郝继先、郝经、敬铉、赵复、赵著、刘秉忠、刘肃、阎复、严实、严忠嗣、张孔孙、张晋亨、阎珍、张特立、张德谦、赵天锡、张柔、张宏略、乔惟忠、贾辅、史天泽、聂珪、郝和尚拔都、毕淑贤等等，他们或为元朝开国名臣、或为一方政要将领，或为一代文彦名士，均系元初开国前后左右军政大局的中坚人物，是忽必烈建元时夺取帝位、实行附会汉法，迅速安定天下的策划者、谋士和推动者，为元朝统一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流芳青史。据粗略统计，遗山金亡归乡后经太原外出交游往来多达27次，其风尘仆仆，冒寒暑、踏霜雪，间关道路，直至68岁逝世于获鹿。其长期奔走不息，所为何来？一言以蔽之，是为保存文化不懈奋争。金亡时，遗山即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但没有来得及实行。这成为他一大遗憾，故金亡后他打算赴满城帅张柔处去寻看历朝实录，在得了足病之后，他仍念念不忘：“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披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京废兴存亡者为一书……此书成，虽溘死道边无恨矣！”（《与枢判白兄书》）但此事又不果。为了撰史只好亲自奔走，四处访求文献。其间他多次应友人之请为其时有社会影响的先贤、名人作碑铭文字，其实就是为后人留下了一批金元人物的传记素材。
　　在从事交游的过程中，另一重要内容是实施教化，作育人材。他深刻认识到保存维护文化非一人之力可为，必须有大批文化人才，形成群体，和衷共济，共襄大计才有成效。他说：“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举，而国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从古以来，士之有立于世，必藉学校教育、父兄渊源、师友之讲习，三者备而后可。”但丧乱以来，人才“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者”寥寥。抢救文化，当务之急是抢救人才，培育人才。为此，他身体力行，每到一处都为当地办学兴教的善举由衷赞许，并写了一批记述的文字，大力宣扬。他为武功显赫的汉人世侯如严实、张柔、史天泽、赵天锡等作碑传文字着意突出其好贤下士、兴办文教、体恤百姓的治绩，对其武功则仅如实列举而已。遗山指教的弟子据考有21人，其中阎复、徐琰、李谦、孟祺4人即是在交游中所识，是在严实领东平行台时，由遗山校试其文，推荐为进士的①。徐世隆称，遗山“所在士子从之如市”，余谦称，“四方学者，执羔雁无虚日。”②遗山施教不是讲堂灌输，而是随时指授。不拘形式，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徐世隆称遗山“性乐易，好奖进后学，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未尝以行辈自尊。”可见其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如在行程中他与弟子张孔孙、孙德谦吟诗授学，又曾耳提面命，批改王恽的诗作，都是师生切磋，其乐融融。这样倾心于文化的教育和传授，体现了遗山以儒者乐育人才，志在天下的崇高职责和用世精神。这对民族复兴与社会文明进步之重大意义，自不容低估。而其弟子均不负遗山厚望。后来大抵皆为开创元朝的有功之臣，活跃于政治舞台，建树颇巨。其中13人事迹见于两《元史》，11人有专传，余皆才士秀民、著名文人（如白朴、李文蔚等），为元初文治作出杰出贡献③。
　　综上，遗山从事广泛持久的文化交游，不在个人名利的追求，而在于发掘、培育和联络为文治复兴所必需的群体人才资源，这对于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在金元之际的大动乱造成历史发展的逆转时期，拨乱反正，重归文明，必然有利于经济恢复和民众生存、民族复兴。遗山对之抱有坚定信念，他说：“道统开矣，文治兴矣，若人者必当戒覆车之辙，以适改新之路。”④忽必烈在元初的善政应当说正是受遗山等大批志士大力倡导文治之赐。历史进步固然从根本上说源于当时社会和时代的要求，但遗山的存文倡导之功不可抹煞，而其社会交游正是践行其存文之道的第一大功绩。史家评价遗山“很早意识到了保存亡金士大夫的意义，而且为此进行了持久的活动。”“元好问这方面的实际活动，体现了这种历史的必然，促进了这个历史前进的过程。”“元好问同耶律楚才、忽必烈一样，是一个促进了十三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人物。”⑤

　　二、对宗教文化的包容态度与理性采纳

　　遗山不仅是金元之际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史学家，而且是学识渊博、胸怀博大的文化宗师。一个突出的方面，表现在他对释道两家宗教具有宽厚的包容气度。他不仅交往有许多名僧和高道，据考证其所交名僧至少有28人，道士33人，而且女儿元严也是一位道士。遗山的学问以儒学为主，但也兼采释道。他经常与方外之友切磋交流二氏之学，同时谈诗论文，酬酢唱和。他评价佛学能够“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为身，一心所念，以万生所念为念。至于沙河法界，虽仇敌怨恶，品汇殊绝，悉以大悲智而饶益之。道量宏阔，愿力坚固，力虽不足，而心则百之。”他称赞释家“若大导师大医王，微利可施，无念不在。世谛中容有异同，其恻隐之实，亦不可诬也。”在战乱浩劫中百姓四处流离，生命难保，民族仇恨日益加深，佛教能起到抚慰精神，化解仇恨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有的高僧如赟禅师道行高洁，于“焚荡之余，破屋数椽，日与残僧三四辈自给，不肯轻傍时贵之门。”这种自力更生，不屑权贵的精神尤为可贵，就受到遗山的称扬。更有不少修行精进之僧人，超脱生死，了悟玄谛，坚忍不拔，一心清修，表现了坚诚的信仰，因而受到遗山的击节赞扬。遗山说“惟其生死一节，强不可夺；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无幽而不穷，无高而不登，无坚而不攻。虽时有龃龉，要其终则莫不沛然如湍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御也。”这种执着的精进精神，是儒者应当学习的。遗山倡导：儒者如能“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必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使仁政礼治复兴于世，不至荒废。而遗山本人就是以这种精神为榜样，致力于文化复兴事业的。
　　对于道教，遗山同样抱有敬重态度，何况金元之际大兴的全真道等新道教，往往尊崇儒学，融合仁义孝悌之义，具有济世救民之功。遗山称赞他们“谦逊似儒，坚苦似墨”，志节不凡，勇于反对“攻劫争夺”，“以弭勇斗嗜杀之心。”如道士袁从义“通经史百家，旁及释典，亦称该洽”，袁氏“生资乐易，行己接物，得于吾孔孟书为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尝远出。”又收养孤幼，躬自教督，“既长，又为之婚娶，如是十余辈，其后俱有所成。”又雅好医术，“赖以全济者甚众。”兵后岁饥，“尽出余粟，以赡贫者。”此人反而对道教“祭醮章奏，皆鄙而不为。”袁氏其人实为披着道衣的儒者。全真道士于道显，更是苦行修炼，生活极为俭朴，平时吃剩饭，宿于道路，“胁不席者数十年”，以行乞为生，但“独于周急继困，解衣辍食，恒若不及也。”道士王志常读史传，“略知古今成败，留意医药，必以先所验者告之。”他率师徒，修复忻州天庆观，又收埋尸骨，力行善事。特别是通真子秦志安，受名道宋德方之嘱，主持《道藏》的修订，终成宏业。这些道教人士，均系遗山挚友，受到遗山的礼重，并由遗山为之作传，表而出之，激励世人，以力行善举，疗救战争创伤，促进社会安定和平。遗山之用心可谓良苦，体恤民瘼可谓周备，确实反映了他急于文治，挽救世道人心的崇高志向和热诚。
　　遗山对释道二教也有他注重现实，客观评价的理性尺度，如对二教的消极面就不无微词。如对佛教大兴土木、大建寺庙的糜费极表反感，批评该教“南渡以来，尤以营建为重”，“非尽大地为塔庙，则不足以报称”，认为佛家“以割爱为本，至视骨肉如路人”，皆有违人情，他诘问：“学佛者亦何必皆弃父而逃之，然后为出家邪！”希望僧人也能“孝其亲”。说明遗山对儒学的独尊，以儒学融汇佛学的学术取向，所以他对既能孝亲又清修佛法的名僧法云不吝赞词：“孝声香如世普薰”，认为这才是值得提倡的。遗山对道教亦有平情之论，他敬佩那些济世救民的高士，但对妄求长生之徒颇为不屑，认为“囚首丧面，败絮其裹”自称君子，实为“索隐行怪，欺世盗名之劝”的伪玄学，是十分虚伪，没有价值的。所谓求长生不死，实为“恋嫪残喘，侥幸万一”，是非常可悲的。
　　遗山虽因时代局限，未能断然否定有神论，但对世俗为求祈福而崇建庙观，费财上供，甚至“巫觋、倡优杂然而前”之举大不以为然，而这些信神者私下却从事“阴害贼诈，刮利次骨”的勾当，乃至有“纳人于沟不恤也，血人于牙不餍也”的恶行。遗山质问这些利欲之徒求之于神甚多，而对神所望于人者，却一毫无有，“此直蛇神牛鬼之所不忍临，而谓岳祇之聪明正直者而临之乎？”此即“溺于贪而不能自还耳。”是故，小人不可以求神。遗山以儒家仁义礼智为尺度，评价二氏之价值，择其精华而称之，斥其流弊而弃之，既体现了他海纳百川、尊重宗教的广博胸怀，也贯彻了他以人为本，仁民爱物，于乱世中体恤民生，拨乱反正的理念。遗山在宗教文化方面留下一批可贵的思想资料，提出了当时评价宗教的理性标准，为研究金元之际的宗教文化留下了宝贵文献⑥。

　　三、弘扬祖国医学济世救人的人道精神

　　中国传统医家向以“人命至重，贵于千金”（孙思邈语）为圭臬，从事治病救人的崇高事业。在金元战乱时期，无辜百姓死伤于兵刀者不计其数，流离四方罹疫受病极多，尤需医家抢救治疗。这也正是金元名医辈出、医学发达的重要原因。出于悲天悯人之情，遗山同情百姓疾苦，十分留意医学事业，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且对医道颇有造诣。
　　遗山特别看重那些专以救人为务而不图回报的名医，在为世医张遵古所作碣铭中录其“世业不敢不勉，至于以医为治生之具，则死不敢也”的名言，称其继承张子和、刘守真名医之学，“切于利生”的功业。赞扬太医卢昶精通医典，主张“善气莫若息心，善身莫若戒慎”，修德与行医并重的高行。对太原医师赵国器“世于方伎”之业，“于人命为甚重”的医德表而出之。尤其是对名医李杲施治之高明，详加记述，简直犹如一份详细的医案，对后世医家极具借鉴价值。遗山文集中所录医家善事者还有吴辨夫、周梦卿、许彦清、李明之、少林寺药局等，均有精到的评述。
　　遗山感叹医术为难事，传统医典，乏人继承。他认为，世传歧黄卢扁之书，“皆典雅渊奥，本于大道之说，究乎死生之际。儒者不暇读，庸人不解读。”是人间一大憾事。他从医理上谆谆告诫行医者，倡言古人“用药犹兵”：“为药犹兵……善用之者，能以杀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则反以生人者杀人。世之君子，留意于性命之学者，良有旨哉！”并在文集中例举庸医用药之误，作恳切告诫：“学术不明，误人乃如此，可不大哀耶？”
　　在遗山文集中录有不少治病验方，供世人斟酌采用，如辟谷延寿丹、芦菔救熏死方、善济方、揩牙方、疗眼疾丸、食鱼致病方、背疽恶疮方等，并为周梦卿之《周氏卫生方》作序。在医学理论上，还有对扁鹊医道、脾胃不足为百病的专论，他指出往昔医者辨证不清，“壬辰之变，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殁者将百万，皆谓由伤寒而殁。”后读李明之《脾胃论》，方知世医之误。试想百万之众未死于兵而死于误医，这是何等可悲。因此，遗山不吝笔墨，对医术辨证施治之道之紧要大书特书，唤醒世人医家务须慎重。其仁者之用心，何其可敬！中国传统文化向有文人知医之传统，但像遗山这样注重医学，用心周到，不仅传其人、传其方，而论其精要，以在战乱之世，汲汲于救人水火中。这种尊重生命、呵护生命的精神，是何等地伟大！遗山在医学方面留下的文献，确实是一笔祖国医学发展史上的珍贵文化遗产，当传之万代而不朽⑦。

　　四、对人文地理的考察和实录

　　遗山奔走中原河朔齐鲁，传播中原进步文化，也留下不少游记文字，其中涉及了大量的人文地理内容，如对泰山、山东、晋祠、济南、颍水、燕地、关中、灵璧、华州、崞县凤凰山等，对其山川形胜、沿革、风物和史迹文物、名人遗事有多方面的描述和实录，尤其重视其关乎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重要性。对五岳之尊的泰山，遗山与友人相伴游历三十日，往复千里，有详细的考察，有关泰山的道路里程、寺观桥路、名人行迹、碑刻文字与优美风光，一一笔之于书，所述既生动又亲切。在《内翰王公墓表》中他记录了大学者作家王若虚在泰山游程去世的始末，对这位老友表达了深深的悼念。文中特别有一段议论，称“夫人以境适，境亦用人胜，故古今以人境相值为难。”遗山记太原晋祠，述其由来，详其水利“可以载舟楫，汇为巨陂，派为通渠；稻塍莲荡，延袤百余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吴儿洲渚之想。”记济南诸泉亭轩，称其风物之美、游观之富，有“秋荷方盛，红绿如绣”之胜；记凤凰山晴雨奇景，与先贤文献之盛，并特别赋诗歌咏，皆绘声绘色，引人如入画图。充分表现了这位一代文宗热爱大自然，陶情于山川秀美的高雅风怀，所谓“人境相值”正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派天机，今之人再到晋祠，何曾想见当年荡舟碧波之乐，能不愧哉！
　　又如，记关中、燕地形胜，遗山发思古之幽情，以其军事重地，有关系天下兴亡的地利之便，尤其感慨其风物之美与人杰辈出，激发“览山川之胜慨，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不负古人者”的高远抱负。在游览中，遗山热爱祖国、热爱山河与济世救民之情油然而生，这正是报国之士、爱民之杰赤子之心的真情袒露。遗山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记述秀美山河和人文之盛的优美篇章，而且留下了他渗透在字里行间的钟情于父母之邦的高尚精神。这正是遗山文化贡献中最精华的部分⑧。

　　五、艺术品、文物之收藏、品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记述

　　艺术品是文化精粹的载体，是艺术家心血的结晶，是最可珍爱的传统文化资源。因此，守护、珍藏艺术品向来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在遗山的文集中不乏对历代名家书画作品和重要文献的记述和题跋，先贤和同时代文化人的著述与艺术创作经遗山记述评点，作为史料，可以使今人考见其时人文之盛，其中也折射出遗山独到的历史文化观和审美理念。从遗山所作《故物谱》中，可知他本人就热心收藏有一批珍贵艺术品和文物：“予家所藏：书，宋元佑以前物也；法书，则唐人笔迹及五代写本为多，有孝、范、许、郭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鹤》最为超绝……”还有其父元德明手写《春秋》三史、《庄子》、《文选》，上千余册，并画百轴，装在二鹿车上，随自己出行。虽在战乱中不免散亡，亦必一一记之，说明某书买于某处、所传何人、藏之几何年，其装裱题签均默记心中，“犹梦寐见之。”可见遗山对藏品何等珍惜呵护！家藏有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两种版本，系唐宋人旧版，他亲自校订，先后隔了8年才完成，却不禁自叹学问不足，用心不专。州将张晋亨刻《资治通鉴》，增益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遗山专为作序，称其使学者易得之功，还就《通鉴学》名家的成就精到评介。对弋唐佐所补《通鉴节要》、李瀚《十七史蒙求》同样有详细评点。这些佳刻本大抵今已不传，遗山所录可补目录学之不足。有关柳宗元诗帖及苏轼、黄庭坚、米芾及金代名家书画精品，遗山亦一一就所见著录品赏，此外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民间绝艺搯画、平阳贾叟盲刻神像和有关古琴高手的技艺，在遗山《续夷坚志》中都有详明的记述。遗山在古物书画典籍收藏中主要着重于文化传承，而不是溺于玩物丧志，他十分反感“世之人玩于物，而反为物所玩，贪多务取，巧偷豪夺”，正确的收藏观应是：“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惟得之有道，传之无愧，斯可焉！亦何必即空以遗累，矫情以趋达，以取异于世邪！”可见他注重的是收藏有益于世，增益智慧且得之以道的文化价值和公益精神，而不屑于为一己之私利或自命超脱的弃置废毁态度。
　　遗山对传世文物十分珍爱，在《续夷坚志》中所涉及的文物有铁券、击蛇笏、古镜、无弦琴、天砚、紫玉砚、手植桧圣像、汤盘周鼎、金宝牌、古钱、古印、古画、古砖等项，可以说涉及到收藏的各个领域，并为之或作考证，或述来源，或记形制，或评价值，为后人留下清晰的实录，可供考证之资取。如所录铁券文字，令后人知其真实面目，可补史载之缺。如上诸多有关述录评鉴，显示了这位文化大师渊博的学识和开阔胸怀，真可谓海纳百川，不拒细流⑨。
　　此外有关风俗民情、民间信仰、奇闻异事、文人典故等等，遗山笔下无不涉猎，范围之广，实堪惊人。文史撰述固然是遗山文化工程的重点，但他决不局限于单纯的文史专门，而是目光远大、学养弘深，有着多方面研究的一代文化宗师。最为可贵的是上述的所有文化活动都是贯穿着强烈的爱国忧民、志在天下的精神，笔者昔年有诗论曰：“皇权正统辨君臣，枉罪遗山有夙因。青史标名翻旧案，先生不独是诗人。”拙意以为只有从中华文化整体发展史的视角，不拘一格，全方位地考量元遗山的诸多成就和贡献，才能对其人做出较客观的正确评价。拙以为，这应是今后进一步拓展遗山研究的切入点。
注释：
① 有关遗山金亡后郊游人士的考证，详见拙作《元遗山金亡后社会交游考论》，见《晋阳文化研究》第四辑（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10.2）
② 分见《遗山先生文集》徐世隆、徐谦序。
③ 参见《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10），另，有关遗山金亡前后活动的评述有姚从吾《元好问上耶律楚才书的历史意义与书中五十四人行事考》（《姚从吾先生全集》六，台北正中书局•1982）及《金元之际元好问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姚从吾先生全集》六），黄时鉴《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辨》（《历史研究》1981，第1期）等。
④ 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遗山先生文集》）
⑤ 黄时鉴《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辨》（《历史研究》1981，第1期）
⑥ 此节所引皆见降大任、魏绍源、狄宝心编《元遗山金元史述类编》（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