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辈”子来，这是同姓不同地相见最易谈起的话题，如果能相互印证是排行相同，更倍感亲切，同辈者兄弟相称，不同辈者，一般称“爷们”，或免辈喊“老人家”等尊称。但不论哪个姓氏，在全国各地能相互印证排行相同的除孔家外，几乎没有，大部分都是以一家子相称，能对上堂号的那就算十分万幸了。

中国人在姓名之中加用辈字，已是民俗，可以说是世界上独有的人类文明。人类从蛮古进入文明后，“名”是区别个人的代号，“姓”“氏”是血缘群体的代号，“辈”字是某个姓氏中的世序代号，长幼有其序，世代得以明，也是人伦文明的象征。

“辈”字的启用，随着社会和人口的发展而产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逐步完善。在历史上，秦、汉、两晋之前，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人口发展从卜氏大宗谱记载中“年五六百载，寥寥数十丁，类皆鹑衣百结”可知，当时人口少，多以单字为名，重名者少见。隋、唐、宋、元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快速，人口显著增多，开始用双字为名，以减少重名，从历史人物的名字很容易看出，如唐朝的李世民、程咬金，北宋朝赵匡胤、王安石等人物。同时出现在亲弟兄和近门近支弟兄中，在姓与名中增加一个相同的字，以示为同世弟兄。如赵匡胤与赵匡义、李世民与李建民等。但不是在整个家族中都统一启用，所以说，这只是“辈”的初萌表现时期。明、清两朝，社会和人口的发展增快，民间亲弟兄多至八、九个，少至三、四个，因而在同族支不同世者中，重名情况逐渐显露，在谱牒中伦次易乱，交往中世序难明。所以说，家族较大的地区为避免重名、乱序之弊，以顺次安排若干世，故称之为排行“辈”字。初现时规定为姓和名中间，但家族中较大的，二支或其他非长门支将“辈”字在名后，如长门之人姓程名良，称为程箴良，若为非长门人，称为程良箴，还有的用来区别单世和双世。排行“辈”字的出现，可使家族支派人口多而有序，繁而不乱。

排行“辈”的启用，从多个姓氏谱牒查看，孔氏“辈”较早［摘自孔氏与曲府--从中兴祖孔仁玉的4个儿子开始，便注意到命字形边旁相似：长、次二子孔宜、孔宪，其名都用“宀”字头，三、四子孔冕、孔勖，其名都用“曰”字头。第四十五代共10兄弟，一律以“延”字作辈；第四十六代除孔圣祐外皆以“宗”字为辈；第四十七代29人中，有25人用“若”字辈，用“公某”为表字；第四十八代的47人中，41人全用“端”字为行辈，以“子某”表其字。到了第四十九代的49人中，一律以侧“玉”边旁(王)为行辈字形，以“某老”表其字。第五十代44兄弟，皆以“扌”(手)字旁为行辈字形，而以“元某”或“某之”表其字，第五十一代孔元措兄弟34人，全部以“元”字为辈。第五十二代全部以“之”字为辈，以“某甫”为字。第五十三代84人，皆以“氵”(水)字旁为行辈字形，而以“世某”表其字。第五十四代104个兄弟中，全部用“思”字为行辈，以“某道”表其字。第五十五代兄弟100人，全部用“克”字为行辈，以“某夫”表其字。第五十六代皆用“希”字为行辈，用“士某”表其字，第五十七代皆以“言”字旁为行辈，“某伯”为表其字。
　　从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孔宗翰首刊《阙里世系》“收族于谱”之后，历金、元两代直到明初，阙里孔氏家族代代世次分明，行辈趋于统一。孔氏“南宗”世次完全与“北宗”行辈同。中兴祖以前流寓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自元代之后也基本仿照曲阜阙里行辈命字。而这种行辈是家族内部逐渐形成的。
　　到了明代初期，曲阜孔氏家族受到封建王朝空前的尊崇优渥，不仅敕赐祭礼、祭田、开府设官、钦设族长，而且到惠帝时还恩赐行辈。明初孔族人纂辑的《孔庭摘要》记载了这一史实：“五十八代公，洪武三十三年(1400年)袭封衍圣公。赐孔氏八辈：公、彦、承、弘、闻、贞、尚、胤。”行辈从五十八代排到六十五代。
　　至明朝末年，第六十五代孙、衍圣公孔胤植刊修完天启甲子谱之后，惠帝赐八字行辈已经用完，于是，他于崇祯元年(1628年)于“胤”字辈下又“编定十吉字”，上奏题准后，出示晓谕。《阙里志》卷二十二刊载了这则谕示。这十字辈连同表字是：“兴(起)、毓(钟)、传(振)、继(体)、广(京)、昭(显)、宪(法)、庆(泽)、繁(羽)、祥(瑞)。”这样，十字行辈可从六十六代排至七十五代。
　　清代同治二年(1863年)，第七十五代孙、衍圣公孔祥珂袭封的当年，因明代钦赐行辈业已用完，又奏准新立孔氏行辈十字，可以从七十六代排到八十五代。《续修曲阜县志·圣贤志》记载道：“清同治二年，七十五代衍圣公祥珂有立行辈十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民国八年(1919年)，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去世之前，曾新拟孔氏二十行辈，未及上呈而卒。翌年十月，孔令贻遗孀陶氏夫人召集合族，议定先公所拟二十字，咨请北洋政府内务部备案。《陶太夫人起居日记》这样记载：“民国九年庚申……十月，老太太召集合族公议，拟定孔氏行辈二十字，咨部备案。”这二十字自八十六代起，可以排至第一百零五代。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肇、懿、长，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孔氏行辈初赐于明洪武三十三年，后人一般认为是明太祖朱元璋所赐。其实这是个误解。朱元璋崩于洪武三十一年，太子早卒，太孙朱允炆嗣位，次年改元“建文”，为惠帝。惠帝于建文二年(1400年)命孔公袭封时，钦赐八字行辈，这在孔林内孔公《神道铭碑》中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为什么赐行辈之年作“洪武三十三年”呢？这里面有个历史的原因。当年惠帝以太孙登极后，太祖四皇子燕王朱棣不服，誓师抗命，南下“清君侧”。至建文四年攻下南京，取代惠帝，自立为君，削“建文”年号，将惠帝在位四年的年号一律改为以“洪武”年号顺沿，明年方改元“永乐”。所以，建文二年恰为“洪武三十三年”，成书于永乐年间的《孔庭摘要》不敢不以此例书写纪年。不过，这却导致后人还真以为孔氏行辈是朱元璋赐的呢!更有人以为古文献中“三十三年”的记载当是“二十一年”之误哩!
　　惠帝所赐八字行辈中，有两个字在后世起了变化，一个是“弘”字，一个是“胤”字。其中，“胤”字是清代前期孔氏后人为避清世宗“胤禛”的名讳而改变“允”字的。虽然，那时六十五代孙衍圣公孔胤植已经亡故，但雍正帝即位后，其他皇兄皇弟已为避讳，将“胤”字改为“允”字。但孔氏也不能不避皇家名讳呀，于是将“允”字改为“荫”或“”字。所以，孔府档案及孔氏家志谱谍诸文献中，将孔胤植的名辈相继记载为“允植”、“荫植”、“植”。但是，允、荫、三字仍与“胤”音韵相近，所以又改为“衍”字。清代《续孔庭摘要》记载说：“衍治，以行辈‘胤’，治避朝讳，改‘衍’字”。至此，当时健在的六十五代裔孙全部改“衍”字为行辈。到了乾隆年间，孔氏族人又因避高宗“弘历”的名讳，将已定行辈中的“弘”字改为“宏”字。由于此时已无“弘”字辈的人在世，只好于文献追记时遇“弘”而改“宏”了。但是，明代固有的文献是难以全部改变的，所以“弘”、“胤”、“允”、“荫”、“”字辈的人名在孔府档案中时时互见。乾隆甲子年所修的《孔子世家谱》，就是因其中避讳之处未尽处理好，后来全部收回重改刊印，就是这个缘故。这不能不说是清代文字狱所造成的恶果。
　　细心的人会发现，在钦赐的孔氏行辈中，有两个字与唐代宗子的行辈相同：一个是第三十三代孔德伦与第七十七代孔德成的“德”字辈，一个是第四十一代孔昭俭和第七十一代孔昭焕的“昭”字辈，是否有未避祖讳之嫌？然而可以这样理解，既然是经皇帝御赐的，大概有“昭”著崇“德”之缘吧
 

孔氏行辈从四十六代起，至一百零五代止，有自定，有御赐，总共60辈，成为孔氏家族吉字命名的依据法则，不能更改，否则不准入谱。这60辈通计为：
宗若端玉手，元之水思克。
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
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懋修肇懿长。
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在这些行辈中；除“弘”后世作“宏”，“胤”后世作“衍”外；“懿”，有文献作“彝”者，“长”，有文献作“常”者，“绪”，有文献作“续”者］。

康熙五十九年，授先贤卜子夏六十四世孙尊贤公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之职［翰林院（Imperial Academy或Hanlinyuan ）中国唐代开始设立的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机构。初唐玄宗选擅长文词的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后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为待诏。起草诏制本是中书舍人的专职，但唐玄宗感到中书舍人草拟诏制的制度难以保守机密和应付急需，乃一度挑选擅长文学的亲信官员充翰林院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兼撰拟诗文）。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草拟诏制者居住，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本身无秩品。初置时并无员额，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择其中资历深者一人为承旨。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翰林学士地位愈来愈重要，不但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也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权。唐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学士院设置之后，与中书舍人院有了明确分工。学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学士院有两名由宦官充任的学士院使（或称翰林院使），在皇帝与翰林学士间起传达联系的作用，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后晋天福五年（940）曾宣布废除翰林学士，将草拟诏制之权归还中书舍人，但不久又恢复。

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一，二人，孔氏北宗、南宗各一人。顺治元年，北宗授孔子六十五世孙允钰，奉子思庙祀。南宗自明彦绳授职后，数世未袭，康熙四十一年，始授孔子六十六世孙兴醽主衢州庙祀。
其余世袭五经博士有：
东野氏、康熙二十三年，授元圣周公七十三世孙东野沛然。
姬氏、乾隆四十三年，授周公七十七世孙肇勋，主咸阳庙祀。
颜氏、顺治元年，授复圣颜子渊六十八世孙绍绪。
曾氏、顺治元年，授宗圣曾子舆六十四世孙文达。
孟氏、顺治元年，授亚圣孟子子舆六十三世孙贞仁。
仲氏、顺治二年，授先贤仲子路六十一世孙于升。
闵氏、康熙三十八年，授先贤闵子骞六十五世孙衍籀。
冉氏、雍正二年，授先贤冉子伯牛六十五世孙士朴。
冉氏、雍正二年，授先贤冉子仲弓六十七世孙天琳。
端木氏、康熙三十八年，授先贤端木子贡七十世孙谦。
卜氏、康熙五十九年，授先贤卜子夏六十四世孙尊贤。
言氏、康熙五十一年，授先贤言子游七十三世孙德坚。
颛孙氏、雍正二年，授先贤颛孙子张六十六世孙诚道，道光四年，改归嫡长树勋。
有氏、乾隆五十三年，授先贤有子若七十二世孙守业。
伏氏、嘉庆十年，授先儒伏子胜六十五世孙敬祖。
韩氏、乾隆三年，授先儒韩子愈三十世孙法祖。
张氏、康熙二十六年，授先儒张子载二十八世孙守先，主凤翔庙祀。
邵氏，康熙四十一年，授先儒邵子雍三十世孙延祀。
以上每姓俱各一人。
另有：
朱氏二人。顺治十二年，授先儒朱子熹徽派十五世孙煌，奉婺源庙祀。康熙二十九年，授闽派十八世孙溁，主建安庙祀。
关氏三人。康熙五十八年，授关公羽五十七世孙霨，主洛阳庙祀。雍正四年，授五十二世孙居斌，奉解州庙祀。十三年，授五十二世孙朝泰，主当阳庙祀。

衍圣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祭祀孔子，管理林庙，以后陆续增加了管理孔氏族人、管理先贤先儒后裔、推荐任命官员等。随着孔子地位的日益提高，祭祀孔子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最多时一年要祭祀五十多次，这些都由衍圣公主持负责；在做好祭祀孔子的同时还要统率护林官等有关官员管理好孔庙孔林；通过修订家乘族谱、制定家法族规、惩罚违犯家族法规及轻犯国典的族人等手段管束族人；管理颜回、曾参、孟轲、闵损、冉耕、冉雍、端木赐、仲由、言偃、卜商、颛孙师、有若、周公等先圣先贤的后裔；保举曲阜知县和典籍官、管勾官、百户官、司乐官、掌书官、伴官等十九位衍圣公属官。此外，衍圣公有时还奉皇帝之命过问地方事务，如“稽察山东全省学务”等］ 。乾隆九年后，谕示六十五世<与孔家六十六世同辈>始用孔氏排行辈<待考>。这是因为卜氏一世为卜子夏，孔氏一世为孔子，所以说孔氏的六十六世与卜子的六十五世是同辈人，所以共用一样的排行，应为兄弟相称，以此类推。但是，同辈人比孔氏少一世，所以说，同世人，称孔氏叔伯。

卜氏家族正式编排启用辈字，始于清朝初年，各地族支大都自行制定，而不是象孔氏那样，整个家族统一来制定。丰县卜氏大宗谱族支编定了“维以学为业，斯克法启宗，循诗复会礼，道义自昌明”，二十个排行辈字。微山（原沛县）分支则是“兆继万端……”，铜山黄集分支则是“洪志履崇……”。

卜氏启用孔氏排行辈字，在整个卜氏家族中的各个族支中不尽一样，由于清朝时期，交通、讯息不便，族支间少于交往，所以，除山东省钜野县卜氏从六十五世启用孔氏辈字外，丰县与周边县、区启用较晚，时至清末，钜野“五经博士”家境败落，为寻求资助，“卜翰林”巡游周边各县卜氏聚居区，因而才开始启用孔氏排行，丰县、微山、铜山、鱼台等，从六十九世“广”辈（）出生较晚的长世人，则从六十八世“继）开始启用。丰县因族人繁多，为避免重名，未废原卜氏自拟排行，继续同孔氏排行一并使用。因孔氏是圣门，故将其辈字称为大排行，原丰县卜氏排行称为小排行。

根据卜商故里联谊会张继峰先生、牛满国先生等在国内卜氏聚居的地方征访，较为边远的省份和偏僻地区，至今尚未启用孔氏排行。

丰县卜氏家族的小排行与孔氏圣门的大排行并同使用，虽然避免了重名的好处，但是也出现了同字不同世的地方。

丰县卜氏小排行与孔氏大排行对照表

从上面表中可以看出，六十五世与七十七世“维”同，八十世与八十六世“道”同，八十三世与一百零四世“昌”同，三处同字不同世，以及七十世“斯”与七十六世“诗”同音，所能纠正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取消小排行，一是将这几字在不改变原来的意思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所以提出以下意见：诗改儒，道改浩，昌改光。因六十五世维与七十七世维相差十二世，百年之余，暂不修改。

与孔氏同用大排行的还有：孟氏、曾氏、颜氏，闵氏、冉氏、殷氏、端木氏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