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中国正好是在鸦片战争后，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着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嘹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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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唐梅的去世深深悲痛。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

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5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和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战败西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

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

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1929年，顾维钧回国后至沈阳与张学良共事，张学良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并发还他的财产。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同张学良谈要顾维钧到南京去，并派飞机去迎接他。他从那时起才从北洋政府转入国民党政府，又回到外交领域。1934年，顾维钧任国联大会中国首席代表，后历任驻法、驻英大使。

顾维钧回到重庆时蒋介石对他礼遇倍加。有一次他应蒋介石之约，同赴黄山住了一夜。其间他同蒋介石步行了一个半小时，随走随谈，蒋介石对他招待殷勤备至，送他就寝时还亲自陪往房中检查床褥；出门时必喊人帮助穿大衣并备汽车；他有什么意见时，蒋介石必从抽屉中拿出纸笔记下。顾维钧认为蒋介石的这些举动得力于与宋美龄结婚从而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实是蒋介石当时急需西方的大力支援，对驻外使节则倍加笼络罢了。

顾维钧早在一战时期就非常关心成立一个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他是中国政府中最早敦促国家关注这一问题的人之一。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1945年3月，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他代表中国于1945年6月25日，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中第一个签字，使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在组团参加旧金山会议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顾维钧主张代表团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摒弃内政上的歧见，可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他提出请董必武作代表，他任驻法大使时在巴黎曾与董必武有一面之缘，董通晓国际事务和蔼可亲善于辞令等给顾维钧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董必武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出席旧金山会议。顾维钧在联合国宪章上庄重签字时，董必武就站在身旁。

旧金山会议后，顾维钧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中国首席代表。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进入最后期限，而顾维钧也面临着他外交生涯中最为尴尬困窘的一页。他请求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请求美国拨款以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应付财政，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1956年初，叶公超传达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议事的指令，顾维钧以一个外交官的敏感意识到自己已到辞职的时候了。回到台湾，顾两次拜谒蒋介石，他开诚布公地说：“我已像一匹老马，体衰力竭了。”而蒋介石也并不表示挽留。后来，通过张群之口委任他为“总统府”资政，住在美国。就这样，顾维钧告别了外交舞台。这一年，他已是68岁的老人了，在纽约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所住房，过上了隐士般的生活。

平静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1956年7月，顾维钧突然收到了来自台湾的电报，叶公超在电文中希望他同意由台湾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代表提名他为候选人，参加联合国进行的国际法院法官的选举，以递补由于徐谟逝世遗留下的空缺。国际法官地位尊崇，待遇优厚，顾欣然同意了。

在他担任国际大法官期间，撰写回忆录的工作也断断续续地开始了。早在1956年，他退休之初，就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道布尔戴出版社约请他写回忆录了。从他开始外交生涯以来，他就坚持写下每日大事，上至政治事件，下至生活细节，从不间断，即或公务繁忙无暇动笔，也肯定会事后补齐。不仅如此，他还保存有历年外交档案副本，包括给当时政府的报告，政府训令和他与英法美等国政要及工商界巨子的谈话、演讲稿、剪报、秘密卷宗等等，可谓资料翔实。

这部口述史学巨著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哥大柯克校长的继承人麦基曾对《顾维钧回忆录》这样评价：“顾博士的回忆不仅有极详细的记述与评论，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为他在政治、外交、国际公法各方面都有崇高地位，他是哥大杰出的老校友。”

在顾维钧的晚年，除每周三次的编撰工作外，生活是平静而轻松的。偶然也打打“卫生麻将”，他出牌从来不费什么思索，也不在乎输赢，纯粹消遣，与当年做外交官时毫厘必争的心境已大为不同了。

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过顾维钧，故人之女的来访使他异常高兴，他询问了大陆很多的情况。而对来自祖国的热情邀请，他既兴奋又遗憾，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他未能回国一访。在身居美国的几十年间，顾维钧始终未加入美国国籍，他的心一直牵记着那太平洋的彼岸，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1985年11月，就在97岁华诞即将来临时，他仙逝于纽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