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对于黄道周这样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有着特有的办学理论，有着丰富的办学实践，有着深邃的办学思想。在明清之际，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一生创办多所学校，最著名的是在浙江余杭大涤山创办大涤书院，在福建漳浦创办明诚书院，在龙海创办邺山讲堂。黄道周创办的学校中，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有“中国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方以智、著名理学批评家彭士望、著名实学思想家张履祥、著名数学家蔡世远，就在闽南也出现诸如蔡新、雷鋐、林赞龙等佼佼者。
一、 选址建院体现黄道周“意静心诚”的治学思想
    邺山讲堂建在漳州江东桥之西的九龙江南岸。《龙溪县志》载：“古蓬莱渡也”。黄道周在《邺侯山记》记述： “邺侯山者，即漳艮岳之阴。北溪迸流，将汇于江东，长桥束之。步皋蜿蜒谽谺多奇，盖跤龙出没，风涛崩激，沙土已汰，石骨总出，若或为之，莫知其然，旧称蓬莱峡，里人名之曰石仙。石仙者，指其蜕峙林立，飘然若登者也。”所谓艮岳之阴，指的是宋微宗于政和七年在东京汴梁景龙山侧筑土山名曰艮岳。艮在后天八卦居东北位置。此指漳州芝山，阴为山之北，水之南。黄道周在小序中还说：“邺侯山，亦名焦桐山，诸子谓其骨似邺侯也，故复邺侯之，并以名园”。邺侯，名李泌，生于唐开元十年（722年），卒于贞元六年（789年），京兆（今西安）人。唐朝大臣。历任肃宗、代宗、德宗官职，位至宰相，受封邺县（晋避司马业讳，改名临漳，故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北）侯，简称李邺侯。李泌好神仙道术，藏书2万余卷，后人称为邺架。漳州又号临漳，山居江东，因以邺侯名山。焦桐,东汉蔡邕见人焚桐木炊饭,知其木有好音可作琴,遂乞为琴,号焦桐琴,其尾被火烧焦也。其名焦桐山,未详起于何时,想曾遭烧山之害欤。邺侯园亦在山中。在邺侯山和焦桐山的命名中，最后因“其骨似邺侯”而命名邺侯山。由此亦可见，连其山名尚未显，其地何其偏僻啊。
    黄道周还说： “齐山白岳、玉甑浮邱，悬崖曲房，视此差胜，而已为神灵所踞，缁黄贵介，鼎割其下，独诸丈萧然，遵养藏因，自处鹪鹩，贶予以逍遥。”从上所述可知，在明代置于江东桥的龙溪县北溪古蓬莱渡还是一个“遵养藏因，自处鹪鹩”的很僻静的地方。那为什么要选址于此，这跟黄道周专心致志、淡泊致远的治学思想有关。黄道周主张“学道之人，要如铁柱木郎，止随日光量其倒影，切不宜作画船兕辇，跟人拖水登山也。“（《集》第30卷“书示同学二十一则” ），其一贯思想是“古人读书，入山必深，入林必密，奚但杜门乎！”这是黄道周自幼以来形成的一种宁静致远的治学思想，《明史》载： “铜山在孤岛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学者称为石斋先生。”孤岛系指东山深井村对面海上的东门塔，石室南面有后人镌刻“云山石室”，洞口有清巡抚潘思榘所立石牌坊上刻“黄石斋先生读书处”。在东皋书院著书时，为避免任何外界干扰，“旁凿一窦，唯问业者得入焉。”此治学思想，至死不逾，明万历三十七年，黄道周已写成《易本象》、《易象正》二书。万历末年起，又杜门著《三易洞玑》，“昼则布算，夜测分野，键户无外交”（《集》第一卷“放门陈事疏” ）。对于这个思想，漳州乡贤王作人在黄道周书丹的《明赐进士奉政大夫浙江臬宪震阳洪先生墓志铭》拓本题跋写得很中肯：“闽海拥立戎马倥偬，细楷庄书，乃尔整暇，亦公所谓意静心诚、履险如夷者，曹街一节，震耀千古，至今思之凛然有余烈也。”黄道周3次选址而最终定邺山讲堂于蓬莱渡，“意静心诚”是一个中心思想。
    当然，从黄道周对邺山讲堂的选址也看出对自然环境的重视，优美的大自然有利于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德性，“近山、近水、近月”、“俛仰上下皆经也皆学也”（《乐性堂记》），朗朗乾坤，从大自然中领悟修身养性的作人道理。
二、建筑“三近堂”，体现黄道周“好学、力行、知耻”的治学思想
   三近堂，当邺山之中，为邺山讲堂中最早建筑的讲学之所。“三近堂之兴于癸未年五月十日，其开讲之日，亦适值张中丞奏凯、曹司李来于山中，诸友咸集，为甲申五月十日，圣人远神而近人，近人之极或侔于天人相师”（黄道周：《三近堂记》）。黄道周为何起名为“三近堂”？其在《三近堂记》中有一段明确的说法：或曰三近何居乎?以为好学力行知耻,而又曰近山近水近月。何也?曰俯仰上下,皆经也, 皆学也。人知夫人之学天,不知夫天之学人。动静仁智,消息盈虚,是人之学取于山水与月也。山以积小高大,以为好学；腾踔坚确,以为力行；导水而行，遇坎而止,不宕不淫,以为知耻 ； 水以汇流慕海,以为好学；平科決险,以为力行；荡涤洁清,以为知耻；月以资日争辉,以为好学；三旬考绩,以为力行：平满挹虚,以为知耻,此三者皆天之所以学人者也。天人相师,渐近渐亲。《记》曰“知远之近,近之则不厌”。《易》曰“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言夫近之贵悦者也,悦生于习,习近而亲。无是三者,则谿 波涛、风露之患,皆足以侵之矣。然则取譬不远之近于月也,刚毅木讷之近于山也,信不谅、恭不足之近于水也。因性而起学,仁者以为仁,智者以为智,勇者以为勇。因性所近,与天相亲。假我以学曰:“得无过焉耳,是吾党所共有事也。”
    由此可见，黄道周十分重视与推崇“仲尼为学，周公力行，伊尹知耻”，在道德修养方面注重学、知、行统一，以自然界中的山、水、月比喻修身应该如孔子之“好学”、周公之“力行”、伊尹之“知耻”，并以如同“近山、近水、近月”，所以将讲学之所命名为“三近堂”。黄道周在《三近堂记》中提“好学、力行、知耻”三者统一的道德修养的辩证关系，道德修养的基础是好学，道德修养的关键是力行，道德修养的终极目的是知耻，这也体现了黄道周把“好学、力行、知耻”置于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道是完成个人节义人格的重要手段。
三、建筑“与善堂”，体现黄道周的“曰维一善”、“与道德邻”的思想
   “与善堂”位于邺山之左，三近堂之北。与善堂年乃邺山讲堂的谒圣之所。黄道周在《与善堂记》记述：“邺山神堂，即与善堂也。以栖先圣贤，谓之神堂。”与善堂所奉祀的圣贤，有的还与邺山有关系，“诸友于邺山，凡构三堂，而神堂先成。盖是流出于北溪，晦翁与安卿往还其间。而山下有田数亩，为黄龛社中所祀晦翁租田也”，“于神堂前楹列祀晦翁，从以安卿、直卿、东湖、剩夫、翠渠、梅雪、鹤峰、仲先，为九先生。其内楹，置列圣见闻知之位，下列颜、曾、思、孟、濂溪、明道、横渠、尧夫。凡宾客至者，皆先诣神堂谒先圣贤毕，乃诣三近、乐性二堂礼也。”
    “与善堂”内列有孔子、朱子等先圣像。每次讲学之前，黄道周亲率弟子和宾客先列与善堂拜谒先圣，礼毕才开讲。黄道周在《与善堂记》铭曰“粤思古人,心源唯一。继之成之,其道鲜失.成继伊何,曰维一善。为天志事,与人同贯,辟如婴孩,语善则说。投以不善, 艴然气決。盗贼强横,亦乐善言,以不善投, 其怒乃迁。凡善与人,巽于风雨,不善与人,憯于刀俎。善言善色,变为巧佞。性为习迁,乃失其正。所贵善人,以善相成。本性而出,与心相生。继天之志,成天之事。育物为仁,正物为义。繇仁义行,与天相亲。淡情去疑,与道德邻。”“人之初，性本善”，善是人的本性，无论圣人或是小人皆应以善为本。《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子注，率性谓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自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孟子主性善。率性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不入而不自得《中庸》，故常觉可乐也。”黄道周在《与善堂记》提出“心源唯一”、“曰维一善”、“与道德邻”思想，并要求邺山弟子能从圣贤的身上获得“道义之善”，做到施善与人，并教育弟子使之达到“皆善与人”的至善境界。
四、建筑“乐性堂”，体现黄道周的“学贵知性”的思想
   “ 乐性堂”位于邺山之右，三近堂之南，“乐性堂者，吾党所讲论之堂也”，即为黄道周及门人考论之所。黄道周在《乐性堂记》曰：“学贵知性，即知有性”，“既知有性，如受天命，命公者公，命侯者侯，世莫之逾。”“君子见性，以御其情，黜情竭才，复归于性，情黜则诚，才竭则明，诚明相生，以根于心。”“君子养性，何所不乐，蹈之舞之，钟之鼓之，好乐在中。”黄道周在治学中的一个中心就是“知性”，并且“知性之所生则知天之所乐”“要于知性之可乐而极矣。知性之可乐又有以乐之匡坐弦歌”，在考论如何达到“知性”，要最后的终极目标，从宏观上说自然是通过实践与理论研究这么一条路，但在教学过程中则是要充分调动弟子的积极性，使弟子懂得学习中“明理知性”的乐趣。黄道周在邺山讲堂的讲习，多以讲授“乐性之道”为主，不是“填鸭式”的，而是采用生动活泼的讲、习、问的“启发式”的教学方式。这种问难论辨的教学方式，很容易引导弟子逐步走向“知性之可乐而极矣”的境界。正因为如此，黄道周和弟子经常“讨德于与善，征功于三近，从容于乐性”。
五、邺山讲堂严格教规，源于黄道周严格的“学为圣人”的思想
    黄道周在《邺山讲仪记》中，制定了一整套严格有序的教规，邺山讲堂的这个教规，是黄道周的“天下之强弱视于人材。人材之邪正视于学术”（《黄漳浦集》卷1，“辩仁义功利书” ）的体现。要成为正派而有用的重要途径在于学习，黄道周说： “才由学也，学为圣人，则得圣人。不得圣人，亦不失名世。学为王佐，则得王佐。不得王佐，亦不失救世之士。”“故才之由，必生于学。学大而后识大，识大而后力大。识力既大，而后志量可见，则仲尼、周公其选矣。”（黄漳浦集第12卷“经纶天地之谓才论”）。为了上好课，学习有个好开端，刚授课时的形式，“凡讲堂宾客谒圣后坐定，鸣鼓三通，誓众。左监升坛高声唱言：‘在位莫喧，敬听誓言’”。在这些普通的开讲形式之后，教规的重心，则是以“德”为标准，对弟子提出严格的要求，此中心思想由右史宣布，右史升坛逐读誓曰：
   “皇皇上天,列圣在兹。父师兄长,悉照临汝。凡我同齐,毋爽尔德,毋贰尔心。其有为谋不忠、与交不信、习异端以害正道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入不孝、出不弟、傲侮兄长、慢游是好者不在此位也；其有便辟善柔、骄谄佚乐、託文章以败善类者不在此位也；其有放利而行、为阳儒鱎以希攀援者不在此位也；其有称人之恶、以为直、居下流而讪上者不在此位也；其有蝓闲越简、不衣冠而遨市井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凌侮鳏寡取非其有,兴讼以杆文网者不在此位也。凡此七条不在此位,在此位者咸涤尔心,正尔志。有失相规,有过相儆,毋为面诀欹谀而有后言。皇天列圣,父师兄长,实照临之。毋爽尔德,毋贰尔心”。
    这七条要求，是对来邺山讲堂学习的要求，也是一种标准，也是为人为事必须遵循的。正如现在学校对学生制定的《学生守则》。
    黄道周制定邺山讲堂教规，不但要求弟子遵循执行，黄道周本人也是身体力行，如“凡我同侪，勿爽尔德，勿贰尔心，”当黄道周在清顺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俘，不爽德，不贰心，誓不当贰臣，贰度绝食二十一天，一次自杀未逐，凛然正气唾斥“爽尔德，贰尔心”的洪承畴、陈谦等人。并给同时取义存仁者赖继谨家书题词：“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自天，舍命不逾”、“纲常百世，生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忧”。这就是黄道周实践“毋爽尔德，毋贰尔心”的邺山讲堂教规的真实写照！
    当右史宣布完毕之后，左监还要再次强调，左监高声又唱言曰：“誓言在兹，敬而听之”，提醒弟子牢记之后，才“磐一声，降就位。”就位之后，左右史接着出诵《抑之七章》、《宾筵之末章》，实际上，赋予教规仪式的另一个内涵，仍然贯输德育之教育。《抑之七章》：“视尔友君子，辑柔尔颜，不遐有衍。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莫于云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依朱熹《诗经集传》解释,言视尔友于君子之时,和柔尔之颜色,其戒惧之意,常若自省,曰：岂不至于有过乎?盖常人之情,其修于显者莫不如此。然视尔独居于屋之时,亦当庶几不愧于屋漏,然后可耳。无臼此非显明之处,而莫予见也,当知鬼神之妙,无物不体,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测者。不显亦临,犹惧有失,况可厌射而不敬乎?
    右史出诵《宾筵之末章》：“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从谓,无俾太怠,匪言勿言,匪自勿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识,矧敢多又。” 朱熹《诗经集传》解释说：“言饮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监而佐之以史,则被醉者所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为之羞愧也。安得从而告之,使勿至于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当言者勿言,所不当从者勿语,醉而妄言,则将罚尔出童羖，设言必无之物以恐之也。汝饮至三爵,己昏然无所记矣,况敢又多饮乎?又丁宁以戒之。”
    正因为邺山讲堂制订了内容具体的严格的教规，所以邺山讲堂办得有声有色。邺山讲堂是一所建制完备的书院，在崇祯十六年、十七年间，共举行4次讲问大会，演习正规讲仪，与会者最多一次达404人。正如潘思榘在《重修邺山讲堂碑记》所描述：“讲仪具琴瑟钟鼓，立监史，读誓戒，献酬歌诗，主宾百拜，四方问业之彦，溯江而会者数百人。盖礼乐彬彬河汾矣，何其盛也。”
（黄剑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