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

         

                            1943年黄宗英

                        

                    黄宗洛扮演《茶馆》中的松二爷

     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欧阳予倩等在东京成立文艺社团春柳社，春柳社于次年排演了小仲马名剧《茶花女》第三幕，他们的舞台表现方式基本采用口语对话，已经近乎今天话剧的形式，接下来春柳社又将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成话剧《黑奴吁天录》，这也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发端。

中国话剧百年，无数表演者在舞台上为观众演绎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用他们的艺术天赋与修为奉献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瞬间。他们宛若星辰，在话剧艺术的夜空闪烁着自己的光芒。这其中，有三颗星不能不提，他们出自同一个家庭，最初的人生路向各异，跟话剧的缘分却可算殊途同归。

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中国话剧界的黄氏三杰，无论青春少艾，抑或发如霜雪，无论光芒乍现，还是活力长在，都为观众，也为他们自己的艺术记忆留下缤纷的浓重一笔。追根溯源，黄氏一家人的话剧人生，应该说皆因黄宗江而起。

黄宗江：活到老·写到老·演到老

黄宗江先生今年八十有六，身子骨硬朗，讲话中气十足，笔者电话打过去，就听到那边朗声回应：“喂，我是宗江啊。”

中国话剧百年到来之际，身为一生与话剧痴恋不已的老一代艺术家，他自然少不了要忙活一阵——前些天去央视录一档关于话剧百年的节目，录到嗓音嘶哑。养好了嗓子，还要去某电视剧组担任一个角色。4月初参加关于中国话剧百年的一个研讨会……时间安排看上去比很多年轻人还要紧张。或许，话剧人永远是年轻。

很多人看到黄氏兄妹在艺术上的成就，都误以为他们来自演艺世家。其实黄家祖上是浙江瑞安名门，早在清代就曾出过进士、翰林，他们的父亲也是曾留学日本的“海归”，黄家原是地地道道的书香门第。在这样的家世背景下成长，幼年的黄宗江和弟弟妹妹们有读不完的书，这为他们日后从事戏剧创作打下坚实的文化根基。兄弟姐妹七个(两个姐姐与五个弟妹为同父异母)自小和睦共处，加之父母对他们的教育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使得黄宗江幼时便形成善良、宽厚、热情、旷达的个性，而这个性伴随他一生，也让他的亲人、朋友获益良多。

虽然父亲是学理工科的，但深爱文学艺术，是标准的戏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京剧的黄金时期，众多流派，无数名角，好戏连台。父亲常常携妻带子去看戏，浩浩荡荡一大家子人煞是壮观。看戏令童年的黄氏兄妹在跟着父母大饱眼福的同时，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名家的代表作也带给黄宗江最初的戏剧艺术震撼，这震撼在他的心里扎了根，使得日后他从事话剧表演、编剧等成为必然。不可否认，在兄弟姐妹中，黄宗江的艺术天分是极高的，他曾在《与弟弟妹妹同台演戏》一文中写到其在青岛上初中时就在校园剧团的演出中一人分扮“丑老头、丑婆子，话剧里演个还让妈妈抱的小孩子”等多个角色，甚至还反串演了高擎火把的和平女神。在他的影响下，也注定了妹妹黄宗英和弟弟黄宗洛的舞台生涯。

至今，忆及自己10岁那年兴之所致提笔写出剧本《人之心》并在当时的《世界日报》副刊发表，黄宗江依旧感慨。而1940年冬天奔赴上海加入于伶、黄佐临等的抗战剧团，则标志着黄宗江真正投身话剧艺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上海下海”。当年的抗战剧团高人林立，能与石挥等如今已被写入中国话剧史的人物同台表演，自然令年轻的黄宗江获益匪浅，从夏衍的《愁城记》到曹禺的《蜕变》再到巴金的《家·春·秋》，从幕后到幕前直到男主角，在上海的短短两年赋予黄宗江的艺术营养令他受用终生。

1942年末，由于诸多原因，黄宗江离沪赴渝，重新开始他的话剧事业。当时的重庆同样聚集了夏衍、郑君里、金山、张瑞芳等一大批中国戏剧界的编、导、演精英，来到全新环境的黄宗江已不再像当初到上海那么青涩，他在重庆的演艺之路似乎要游刃有余得多，一出令人捧腹的喜剧《君子好逑》，再度一人分扮多角的《戏剧春秋》都让重庆的同行以及观众领略到他的艺术功底与舞台魅力。在重庆期间，黄宗江还利用演戏余暇写出多篇文采灵动的散文随笔，“1944年仲夏，在重庆郊外花灯石构思，在内江一座茶楼上，一口气写下”，他在根据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卖艺人家》一书后记中这样写道。而此后的几十年间，黄宗江笔下流淌出大量散文随笔评论，跨界多个评论领域，始终活跃在字里行间。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宗江虽然偶尔也会演话剧演电影，但同以往相比，他较少登上话剧舞台，更多是以剧作家、剧评人的身份继续活跃在戏剧界。1949年，他加入解放军三野特种兵文工团成为一名军人，军人身份保持至今。早在1946年他就创作了剧本《大团圆》，该剧曾在京沪两地上演，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可是，最初痴迷话剧的黄宗江对于电影艺术颇有些不以为然，所以他回忆后来写电影剧本多少有些“被迫”的意思。就这样，一路写下来，且不乏佳作。比如，至今一听到“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哎嘿哟”的歌声，上了一些年纪的影迷就会想到《柳堡的故事》，那正是黄宗江解放后根据胡石言的同名小说所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海魂》、《农奴》、《东海人鱼》、《南方啊南方》等电影剧本纷纷诞生。

花甲之年的黄宗江正逢改革开放，他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艺术的新天地，文思有若火山喷发，先后写出电影剧本《柯棣华》、《秋瑾》，话剧剧本《安娣》、《孤儿恩仇记》，更重拾自打童年时便爱好的京剧，写起京剧剧本来。若说这些剧作凸现他的不俗才情，那散见于多个报刊的种种影评、剧评就生动勾勒出他对于戏剧艺术的独到见地，更彰显他犀利、幽默的天性。当然，写作之余他仍不忘表演，曾于80年代初与英若诚在美国合演中国传统名剧《十五贯》，全部对白都用英语，更多的观众在电视荧屏上也会不时见到这位一脸笑意和蔼可亲的老人出现在多部影视剧中。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演到老，这么评价黄宗江，大抵是没错的。

黄宗英：半生从艺半生为文

如果说依照黄宗江从小到大的诸多表现来判断，他19岁那年毅然独自踏上从北平去上海的列车开启话剧之旅是必然，那么黄宗英的戏剧人生的开始则多少有些无心插柳的意味。

小时候的黄宗英并不是个特别出众的女孩，甚至被她自己称为“丑得没法说”。虽然只比黄宗江小四岁，她却从小受到来自哥哥的戏剧熏陶。16岁那年，初中刚毕业的黄宗英因为家道中落，为了帮衬寡母以及供兄弟上学，打算找份工作进入社会，不想已在上海戏剧界立足的黄宗江来信向她发出召唤，于是她离开天津前往上海。同当今很多演艺巨星曾有过的从艺经历一样，初到上海的黄宗英根本没有机会登台，因为有哥哥引见才得以在剧团管管服装道具，帮前台的演员提提戏词儿。

好在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她对表演艺术并不陌生，加上极高的悟性，可以说以一种“时刻准备着”的状态随时待命。她常常在后边看着台上的表演，对演员的台词和肢体语言暗自记下。终于有一天，在曹禺名剧《蜕变》中担任“小的”角色的某个女演员要结婚不能上场，导演黄佐临让黄宗英救场，起先还是以临时的名义，不成想就这么一场一场“救”下去，从此拉开戏剧人生的序幕。

《蜕变》之后，黄宗英接着跟哥哥合演了古装戏《鸳鸯剑》，兄妹同台，各有风采，一时间在上海滩传为美谈。等到她演出话剧《甜姐儿》，将那个旧时代的大小姐演得活灵活现，就几乎达到风靡的地步，甚至有了蜂拥前来签名、送礼物的“粉丝”。这个角色对她的意义实在太大，在观众心目中留下的印象也太深，以至于从此以后“甜姐儿”这一称谓一直萦绕在黄宗英左右，哪怕到耄耋之年，仍有老朋友这么称呼她。

话剧表演上的成绩成为黄宗英踏足电影界的起点，她在1946年接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和谢添主演的《追》，此后《幸福狂想曲》、《丽人行》、《鸡鸣早看天》、《乌鸦与麻雀》等佳作纷至沓来，一步步奠定她在当时的影坛地位。电影带给她事业的另一重天地，也使她同赵丹相识并共同生活了30多年。1956年，黄宗英同孙道临等合演了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家》，她在其中扮演梅表姐，纤秀温婉的扮相与细腻到位的表演俘获了万千影迷，直到现在还有当年的老影迷对“梅表姐”念念不忘。

随着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黄宗英的演艺生涯告一段落，当她再度出现在银幕上，在1982年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出演，已是20多年之后的事了。

在舞台与银幕远去的日子里，写作成为黄宗英最大的寄托，她的笔从此不曾停过。上世纪50年代，她就写过访问记、电影剧本。不过，真正让她成为一名作家的是那一系列有分量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60年代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反映邢燕子、侯隽事迹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特别的姑娘》让她在文坛声名大噪。改革开放之后，她笔下的作品更多也更成熟，1978年发表的报告文学《大雁情》记录了植物学家秦官属为科学献身的人生以及其正直的人格，因表现手法巧妙，令读者在环环相扣的内容推进中更深切地体会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之后的《美丽的眼睛》、《小木屋》等作品也颇获好评。

近年来，由于健康原因，黄宗英甚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但仍不时有文字见诸报刊。晚年的她银发似雪，神采奕奕，当年“甜姐儿”的风采依稀可见，更平添一生风霜凝结成的沧桑。

黄宗洛：龙套成就大演员

在很多话剧迷的印象中，黄宗洛似乎就从未年轻过。原因很简单，他扮演的老舍名剧《茶馆》中那个讲话阴阳怪气，整日提笼架鸟的满清遗少松二爷实在太过深入人心。

几年前笔者在黄宗江先生家里采访，他半是调侃半是赞许地表达过，黄宗洛幼时在几个兄弟姐妹中是最不起眼的，不曾想却是演艺生命最长的一个。黄宗洛演了大半辈子戏，成功塑造了上百个形形色色的角色，其中却大多是配角。正是这些有着出彩表现的配角，让黄宗洛成为“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这句话的绝佳诠释。

有哥哥黄宗江和姐姐黄宗英的成功在先，黄宗洛与戏剧结缘似乎顺理成章，可是，结缘容易，成功却远非一日之功。无论长相还是谈吐，乃至对戏剧艺术的领悟能力等，当年初涉剧坛的黄宗洛都有所欠缺，但他笃信勤能补拙的道理，硬是凭着自己对艺术追求上的韧劲和勤奋逐步推开戏剧殿堂的厚重大门。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演员，黄宗洛幸运地遇到了焦菊隐、于是之等话剧艺术大家，不过这样的群体对他自然有着更高的要求。他的“人艺”生涯之初并不顺利，几度因表演不过关遭遇角色撤换，“处于除名改行的边缘”。好在有焦菊隐这样的大师从旁调教指点，加上他的刻苦付出，终于渐渐找到感觉，从《龙须沟》的龙套演起，一直演到《茶馆》中的重要角色松二爷。

说到黄宗洛的勤奋，他为演好松二爷的“台上一分钟”而耗费的台下之功可资佐证。那时他想要尽可能地贴近人物的心理状态与生活习惯，于是专门穿上长衫，买了鸟笼和鸟，没事儿就托着鸟笼子“招摇过市”，哪怕见朋友吃饭喝茶也不例外，多次被看客误以为真是满清遗少，几乎达到人戏不分的境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演的松二爷在群星璀璨的《茶馆》中异常显眼，令人过目不忘，赢得满堂彩，也成为他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舞台形象。

《茶馆》之后，黄宗洛对话剧表演的理解以及对自己舞台表现的信心俱增，真正到了艺术的另一个层次。虽然此后仍是多演小角色，但他对待任何角色的那份严谨、敬畏是不变的。在上世纪50年代末人艺排演的话剧《智取威虎山》中，他从老山民、道士演到土匪丁、解放军，实现了“一赶四”的龙套大丰收。

对于话剧人来说，北京人艺是个大学堂，而黄宗洛便是这学堂中起点不高却凭借勤学苦读终成正果的优秀学生。从人艺的舞台上辞别之后，他依旧活跃在银幕上与荧屏里，一个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小人物形象相继诞生，带给万千观众愉悦的艺术享受。(与畴)

注：本文图片选自《卖艺人家：黄氏兄妹相册》，中信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卖艺黄家》，三联书店2000年5月出版。



来源：中国经济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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