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他率领工人纠察队率先攻下闸北区第五警察署，为起义胜利立下首功。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刘峙部队进驻闸北，即将黄逮捕。这是黄逸峰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被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周恩来曾被扣押。黄逸峰得知后，冒险从虎口营救出周恩来，并亲自护送他到江浙区委秘密机关，交给区委书记罗亦农。为此，时任总书记陈独秀专门接见了黄。 　　

    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调派黄逸峰担任南京地委书记，恢复和重建被破坏殆尽的南京党组织。他到南京后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就被捕，两个月后获保释放。次年2月，江苏省委为发动苏北农民暴动，任命黄逸峰为南通特委书记。因叛徒告密，他到任伊始又被国民党逮捕。幸有朋友事先帮助毁灭了暴动嫌疑证据，黄仅被判10个月徒刑。 　　

    1929年3月他刑满释放，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秘书长。此时组织上开始怀疑他政治动摇，割断了与他的联系。碰巧，暹罗华侨新民学校在上海招聘教员，他投考被录取。

    1930年岁暮，黄逸峰挥泪离开祖国，开始了流亡南洋的生活。在南洋，他组织进步教职员成立“曼谷学会”，创办《沸力周刊》，进行抗日宣传和共产主义宣传，先后遭到暹罗政府三次逮捕，1934年被变相驱逐出境。 　　

    从南洋回国后，黄逸峰考入京沪、沪杭甬铁路局机务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铁路局机务处任干事。他组织铁路青年社，领导铁路青年职工开展反贪污和抗日救亡活动。铁路局国民党特别党部于1936年冬又一次在南京逮捕了他，虽然很快获释，但由于拒绝陈立夫劝他加入国民党的“美意”，他最后被迫离开了铁路局。 　　    从1927年到1936年，黄逸峰七次被捕，住过国民党的大牢，吃过外国人的官司。面对威逼利诱，他威武不屈，沉着机智，既没有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又保全了自己。10年中被捕七次而不变色、消沉，黄逸峰的传奇经历在革命史上恐怕是很少见的。 　　

    1941年3月，经陈毅等介绍，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入党，并奉命成立新四军“联抗”部队，担任司令员兼政委。

    1947年，鉴于黄逸峰是党内少有的熟悉铁路业务的人才，他被调派到东北铁路部门工作，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司令员，为修复东北铁路、配合辽沈战役立下了特殊功劳。上海解放后，他负责接收上海铁路，出任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