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有600多万祖籍泉州的华侨、华人分布在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侨乡族谱中关于泉州人民买棹扬帆、播迁海外的记述浩如烟云，《参山二房黄氏族谱》［以下简称《黄氏族谱》，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修抄本］，即是这其中的一部。由于《黄氏族谱》中记载参山黄氏族人迁居台湾的史料繁多，达1000多人，因此谱中关于族人出洋的记载较易为人们所忽略。其实，《黄氏族谱》所载具有华侨出国早、跨越时间长、分布广等特点，尤为难得的是其中有大量华侨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史料，这在侨乡族谱中是非常罕见的。本文拟就《黄氏族谱》中记载的华侨史料，特别是印尼华侨史料进行分析，以考察泉州人民充满艰辛、浸满血泪的移民历程。
一、参山黄氏族人的出国时间
    参山即参内乡，位于安溪县东部，距安溪县城6.7公里，与南安县接壤，晋江上游的蓝溪流经参内，水路可达泉州，交通便利。参内乡是安溪县的重点侨乡。参内黄氏属于泉州“紫云衍派”，唐垂拱二年(686年)黄守恭第三子黄纲奉严命到安溪东水门外葛磐开基，传至十一世黄孟仁始迁参山(今参内乡参山)，为参内黄氏之祖，其后裔现在罗溪、南安、永春、德化、浙江、江西、广东、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印尼等地繁衍。
    族谱中的早期出国华侨一般都没有载明出洋的具体时间，《黄氏族谱》中记载出生时间最早的华侨是黄光倪，出生于清康熙戊戌年(1718年)，我们按常情一般是在成年后出洋，即“弱冠南渡”，以出生年加20年为其出洋时间，那么，黄氏族人在清乾隆三年(1738年)左右就开始放洋谋生了。这是安溪人移居印尼的最早文字记载。
    为便于分析，我们对族谱中能大致判断其出洋时间的208人的出国时间进行统计(见部分华侨出国时间统计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18世纪中叶，黄氏族人还只是零星出洋。很快地，到了18世纪60年代，进入出国高潮时期，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这一时期共有123名华侨出洋，占总数(208人)的59%，其中18世纪80年代是高峰期，出国华侨达到36人，平均每年就有3～4名族人出国。这一时期之后，华侨出国人数很快就衰减下来，虽有起伏，但变化已经不大。谱载最迟出国者黄鸣声在“光绪乙酉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买棹放洋，距离《族谱》编修时间仅仅一年。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参山华侨的出国时间跨度很大，从18世纪起至19世纪末，延绵达一个半世纪。
二、黄氏华侨在海外的分布
    而今，海外安溪籍华侨、华人将近70万人，分布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5%以上居住在东南亚各国，印尼是安溪籍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总数达22万多人。这是安溪华侨分布有别于泉州其他县份的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在《黄氏族谱》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黄氏族谱》中共有华侨史料252条301人，从14世迄20世，共涉及七代人。资料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数(条数)侨居地不明，仅以“往番邦”、“往外夷”入谱，明确记载侨居地的华侨人数共有195人，占总数的64.8%。在这195人中，绝大多数是前往印尼的，有167人，占85.6%。余者是马来西亚17人，新加坡7人，菲律宾1人，泰国1人，越南1人，缅甸1人。
    黄氏如此集中于印尼，这与国人“亲邻相携”、“聚族而居”的传统习惯有很大关系，谱中记载络绎南渡者或兄弟相率，或父子同往，或夫妻相携、举家迁徙，比比皆是。
    兄弟相率：如黄迪果长子黄光朝、次子黄光万，相率往吧邦(印尼雅加达)；又如黄廷煌、黄廷煦、黄廷炽三兄弟，皆“往番殁”。
父子同往：如侨居吧城的黄光碧，“子凌专在番”；黄先统在吧，“长子福星，次子珍俱在吧郡”。
夫妻相携：如“人念……娶林氏，夫妻在吧亡，葬地在吧。”
三、华侨出国的原因
    《黄氏族谱》中关于华侨出国的具体原由，只有零星记载，我们很难从这些片言只语中考察到参山华侨出国的普遍性原因，只能通过华侨大规模出国的时间及当时安溪县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状况的综合分析来推断。
    前已述及，参山华侨的出国高潮是清乾隆年间，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导因是“海禁”的解除。清初，郑成功据台抗清，朝廷为禁止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在经济上封锁郑氏集团，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实行“海禁”，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下令“迁界”，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米不许越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派遣施琅平台，实现全国版图统一，翌年“海禁”撤销，准许沿海人民出洋谋生，此后虽时开时禁，但出国已成燎原之势，不可抵挡。可以说，“海禁”的解除，为参山黄氏族人的南播扫清了障碍。
    入清以来，特别是乾隆年间，安溪县人口急剧增长，由清初时的1万人左右增长到道光九年(1829年)的25万多人，但是农村耕地面积却没有相应增加，一直停留在15万亩左右。这时候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步入没落之秋，社会危机空前深重，随着激烈的土地兼并风潮的继续，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破产，农民为求温饱乃至生存，不得不谋求新的生活道路。处于安溪山区的参内乡更是农业发展缓慢，经济十分落后，人多地少的矛盾异常尖锐的地区，因此，出洋谋生的人就更多了。
    由此可见，人多地少加上农村经济破产，许多农民生活无着，这是参山黄氏华侨不得不往番求生、“经营四方，渡舫远海”的最主要原因。
当然，如此众多的华侨出国，原因也必然是多方面的。如族谱中黄士敏出国原由的记载，即是一例：“士敏，造轩三子，故儒士，学力深醇，品诣高超，惜不得获售其志，故往吧。”一介村坊寒儒，因苦苦追求的仕途理想幻灭，十年寒窗艰辛付之东流，心力交瘁，不忍在失落的环境中安身，而愤然弃本出洋，寄意他邦。
四、浸满血泪的移民之路
    华侨先民们要远渡重洋，饱经风浪，历尽艰辛，才能侥幸达到彼岸。在航海技术不甚发达的当时，在风色潮候变幻奇诡的茫茫大海中遭遇不测更是常事。《黄氏族谱》中的这类惨痛记录，俯拾即是。
    他们中有的刚刚登上船只，还没离开大陆沿海，就遭遇不测，如“先沛，……欲往吧，在同安渡溺死，葬海砂埔”；有的则像黄凌挑“渡船往吧，中途殁”；有的则是在回国途中遭风舟覆，身家性命连同几年来用艰辛劳作挣来的些许积蓄一起葬身鱼腹，如先量“往吧旋梓，溺船而亡”，先次“在吧回唐，七月廿二日渡舫至广东，被狂风飘去”；更有在茫茫大洋上惨遭海盗杀戮，如“人七……往吧旋梓，被海贼所害”，而血本无归，抛尸大海。至于谱中仅载“往吧无归”者，还有许多。
五、融入侨居地社会生活的历程
    华侨们筚路蓝缕，历尽艰辛到达海外后，为了站稳脚跟，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逐渐融入乃至融合到侨居国的社会中去，从《黄氏族谱》中可以看出华侨的融合历程。
    早先出国的黄氏族人多是单身出洋，眷属仍留在家乡，他们都十分眷念家乡、亲人，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归国返乡。因“不和水土，至成身故”等原因而卒葬夷地，实属万不得已。即便客死异域也要依泉州风俗，“引魂归故里”。《黄氏族谱》中黄胤仪“往吧邦无回，骸无归”，在家乡“有主(神主、牌位)无墓”，就是一个例证。
    黄氏华侨对家乡、亲人的眷念，表现在他们把在侨居地栉风沐雨、辛勤劳作的收入，点滴积攒起来，或汇寄回家赡养亲人，或整装旋梓，泽被亲朋乡里。如黄廷源“经营四方，渡舫远海，整装旋归，大振家计。所有田宅，均分仲叔，□钱尺布，未有所私。”再如“光朝，迪果长子，经营夷地，克成家业，不维隔海驰养双亲”，从印尼回国后更是“田宅均分兄弟，敦孝行而爱弟昆，亦乡闾可钦焉。”
    在侨居地娶妻生子，建立家庭，繁衍生息是黄氏族人融入侨居地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参山黄氏从16世起就有族人在印尼娶妻生子，前面提到的黄廷源，先“在番娶杨氏”，杨氏殁后又“继娶林氏”。黄光昌“在吧娶陈氏……子二，荣宗、益奇，俱在吧。”族谱中还有如人日“娶□氏。有子八人，俱在吧”。不知其子姓名，也不知娶妻姓氏，此种情形亦非罕见，是否有娶番女(印尼原住民)为妻的，尚待考证。
    家乡贫困落后面貌得不到根本改变，加上航路的艰险，使许多意欲归国返乡的华侨望而却步，促使越来越多的黄氏族人在国外通婚定居，繁衍后代，一直到卒葬该地。
    通览全谱，明确记载在外国娶妻结婚的黄氏族人有10人，在国外出生的黄氏族人达41人，因传统族谱只记载男丁，黄氏华侨在国外结婚后所生女子在谱中均得不到反映，无从统计，因此以上数据是很不完整的，这还不包括谱中无明确记载，又不能大致判断的。我们再来看一个在印尼娶妻生子、安家落户、兴旺发达的典型家庭：“光像，生乾隆庚申年(1740年)，卒道光乙酉年(1825年)，往番邦、娶在吧。子四，随目，随榷、随菖、随斐，父母兄弟，俱在吧衍派。”他的四子随斐“妻并四子，俱在吧邦……子孙在吧兴旺。”
    一家四代，至少有几十人在印尼繁衍发展，足见已经完全融入侨居地的社会生活中了。


部分华侨出国时间统计表

 

(责任编辑：黄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