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黄氏在历史上的第五次大迁移在清代，黄氏又有过三个时期的移民，统称第五次大迁徙。构成黄氏移民的历史背景是：一、四川地多人少，加上张献忠滥杀百姓，人口锐减，为了开发四川，特明令招募劳力，前往开荒垦殖；二、清廷为了加强统治，防止沿海闹事，实施迁界政策，实践证明是失策之后，又决定复界，招募劳力迁居开发；三、受“广东西路事件”和太平天国失败影响，而向广东南路和海南岛迁移。
      （一）湖广填川

      明末清初，地主阶级疯狂镇压农民起义，张献忠掌握四川时又滥杀无辜，人祸加天灾，使四川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四川通志》七十一卷称：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全省登记在册的只有18000余户、约9万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这是四川历史上人口最少的记录。清廷平定四川后，为了巩固政权，必须给人民休养生息，使其发展生产，恢复元气，但人力极度缺乏，荒地太多，急需从外地迁入劳力。

      清廷鼓励移民，制订优惠政策，给予一定奖励。政府给内迁者发“路条”（即移民证)，指令沿途地方当局要给予方便；到达四川后，新落居点之地方政府要给上户口；统一发给旅费，劳动力每人8元白银，老人小孩减半。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也曾谈到此事，她在《客家人的起源及其迁徙经过》一文中写道：“从1680年至1720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在出巡期间为了争取南方的人心，便同时提出把客家人重新安置在四川省和其它地区。清廷赐给每个男子移民8两银子，每个妇孺4两银子。这样一来，很多客家人便迁来四川，其中就有我的祖先(1682年从梅县迁到四川郫县)。”

      由于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移民人川的措施，使原来居住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六省的黄姓先民，大量迁入四川开荒定居。根据赣、闽、粤近200多本《黄氏族谱》记载，每个支派都有人迁入四川，多至几百人，少则几十人，有的地方迁出的比例很大，如龙川马江村迁出的黄氏有伯宣、光耀等106人；上蒙区迁出的人数，竟占该村总人口的25％之多。那时从紫金、五华一带迁四川的黄氏特别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曾跟随钟丁先(公元1642年，明朝壬午解元)和孙鼎标(孙中山之11世祖)为首的反清斗争，后为逃避追捕和继续算老帐，而和钟丁先之子孙一起举家迁入四川定居的。从各地《黄氏族谱》记载看，黄氏先民迁入四川后，分布较广，主要集中在：东自涪陵、重庆，经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安岳、潼南、遂宁，西至成都、华阳、新都、广汉、新繁、灌县，也有散居别地的。据四川乐山市委党校刘明成校长调查：“四川的广东籍居民基本上都是广东的客家人，金堂县的客家人则居首位，今成都市城区以东到龙泉山脉一带，客家籍的居民一直居首位，尤以黄姓为多”。四川荣昌县黄君说：“我祖先是清初从广东兴宁迁来泸州，复由泸州徙居荣昌。子孙在此聚居，至今保持客家语言；子女婚姻，亦以客家人为对象；生活习惯仍是客家人的意味。”又据原二机部属下的工程师黄栋清实地查访：“今天四川的会理县(属原西康)，还有不少清代初期从广东、福建迁去的黄姓后裔，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仍讲‘土客家话’。”

      (二)迁海复界

      清朝统一全国后，明末将领郑成功，率部据守台湾省以及琉球群岛和澎湖列岛，作为反清复明的据点，经常得到东南沿海人民支持。清廷兵部尚书苏纳海，于清顺治十七年推行“坚壁清野”的措施，企图困死郑部。清康熙元年又“以台湾郑锦扰及粤疆”为由，诏濒海各县居民，“内徙十五里”，强令东南沿海各省，从海岸线内撤15里，界外居民限期迁入界内，违者处死；界外房屋，一律烧毁；私自越界，判处徒刑。这里所说的越界是什么样的“界”呢?据王沄(粤游纪略)称：“所谓界者，掘地为沟，广不盛大，插竹引绳以表之，或遇山，则绕山址为沟，由此界外山，亦有去城十里许为界者，民间畏同陷井，侧足不前。”

      迁海政策，造成极大悲剧。界外农田荒芜，少壮逃难，老弱病死，惨不忍睹。这就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反对，甚至连巡抚王柬任等部分地方官员也认为是失策，对搬迁的群众表示同情。鉴于郑成功势力日衰。逐趋平定，清廷于康熙廿三年，明令“尽复闽粤沿海居民之旧业”。边界虽复，但原居民逃的逃，死的死，残存无几，能回乡居住者，不得一二。为了复垦地多宽旷的沿海地区，政府准许各地流移的农民迁入。在此情况下，黄氏和其他姓氏一样，又有了一次向外迁移发展的机会。

      当时居住赣、闽、粤三省的黄氏，特别是在福建西南部、江西南部和广东东部的黄氏，正值人口膨胀、急于寻求出路的时期，听到准许迁到沿海去的信息都非常高兴，个个喜出望外。

      当年抗清失败的黄氏义民也和当地黄氏农民一起向海边迁居，黄氏的移民多数迁到沿海的哪些地方呢?据《黄氏族谱》称：他们之中大多数是“举家徙垦于广州属之新宁，肇庆府属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州县，多与土著(应为当地居民)杂居，”由于复界的关系，给黄氏提供了一个从山区迁平原，在沿海地区发展的极好的机会。

      现在居住在香港、九龙和新界的黄氏，绝大部分是在迁海复界时迁入的。香港及其周围岛屿原属新安县(现深圳市)管辖，正是康熙元年强令内迁的重点地区。待康熙廿三年准许复界时，香港地区“土广人稀，招垦军田”。居住在惠州、潮州、嘉应州(今梅州)以及江西和福建的黄氏居民，便“负耒横维，相率而至”。他们迁入的路线，是从惠州至深圳而至大埔、沙头角、元朗、西贡、汴田、官圹、屯门、筲箕湾、荃湾、九龙等地，从事开荒创业。

      (三)西路事件

      清代同治年间，因为“广东西路事件”的关系，原住在广东西路的黄氏先民从公元1867年开始又一次迁移。

      原来居住在广东下四府的黄氏先民和其他姓氏的客家人，初时，向操本地语的当地居民租赁田地，后来逐步购买土地。经过几代人的勤劳生息，至乾隆、嘉庆期间，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势力日张。因经济利益，与当地人时有磨擦，纠纷颇多。地方封建势力从中挑拨土客的关系，加之太平天国灭亡后，洪秀全的高层领导全为客家人，认为逐客家人的时机到来，至咸丰十六年，便提出“仇客分声”的口号，掀起一股排客暗流，经常借故打死、打伤客家人。而客家人为了保护既得得益，起来与土人抗争。结果酿成持续多年的大规模械斗，土客双方死伤、逃亡共达60万之众，前往制止械斗的官兵也死伤了6000人左右。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广东巡抚蒋盖沣积极解决纷争，议定土客联和，另建赤溪厅为客家人居住，互易田地，携手言和。联和议成，划赤溪厅为善后区域，本地人无异议，客家人可以接受，这场战斗就此平息。后来，官厅认为赤溪地域过小，多为贫瘠地区，难以容纳大量客民，决定动员部分客民外迁。由广东省财政拨银20万两，责令台山等县筹集一定数额款项，作为外迁客民的谋生经费，规定成年人每人8两，未成年者减半，并发给执照。这样黄氏先民又开始迁徙运动。他们从台山、鹤山、恩平和新兴等县迁出之后，大部分走南路，分居在高州、雷州、钦州和廉州等地，特别是以信宜、徐闻为多。他们中的少部分则横渡琼州海峡抵达海南岛的崖县、安定、陵水和三亚等地，和在乾隆时期从惠州迁来的同宗祖叔一起居住。

      综观黄氏在清代的三次迁徙，不论是康熙时迁入四川，还是同治时跨海到海南的黄氏，经历了300多年的繁衍之后，虽然有的京考高中及第，有的身居高官要职，有的极其发达富贵，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籍，经常组织省亲团不远万里回到祖地认亲、拜祖、上匾。

      黄氏在清代的三次迁移，对黄氏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既解决了原居地人口膨胀问题，又提供了从贫困山区迁到平原、沿海发展的机会，还为后来向境外迁徙、出洋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