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滋江夏黄氏家风源远流长，自明代中叶廷华公从豫章（江西南昌）迁松滋以来，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江夏黄氏忠孝家风为基本要旨，经过历代先辈的传承发扬，逐步形成了有一定地域特色的家教习规。有的还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如黄氏各户中堂对联都是“积德百年元气厚，读书三代善人多”，横联“积善余庆”；如黄氏祠堂对联“春秋书江黄义不辱国史美江夏仁不遗亲为贤侯为孝子纲常维系炳寰区永垂千古，名山依竺寺地则钟灵胜境傍木天人则毓秀有急湍有清流佳气郁葱环祠宇于斯万年”，横联“忠孝家风”；如黄氏支派“士文永绍万代，中直可存一心，修德乃延家庆，象贤斯受国恩”等。而正培公的《垂裕篇》，士瀛公的《戒溺女歌》及部分诗选，则更是以黄氏家族典范的言传身教，熏陶感染了一代又一代黄氏后辈，才使松滋江夏黄氏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由“一担挑”发展成数千人，由默默无闻发展成名门望族，由农耕为本发展到各行各业，由“一地之蛙”发展到“五湖四海”。枝叶繁茂，人才辈出，长盛不衰。纵观黄氏家风，可以归纳为耕读为本、以德修身、以忠报国、以孝事亲、勤俭持家、以和睦邻、乐于助人、开拓进取等八个方面。下分述之：
    耕读为本。当年廷华公从江西南昌迁入松滋时是一担挑来的。靠租地耕种始得安身，处境艰难可想而知。至三世伟始发读书，至六、七世时，虽官居显赫，仍不离农耕。“课读之暇，兼以课耕，读书门第，不废稼穑”。因此，黄氏时代子孙均以农为本，勤扒苦做，稍有积蓄，必置田地以备饥荒。如今，虽然我国正由农业社会逐步迈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但从事农耕的黄氏子孙仍占50%以上。松滋江夏黄氏长期以来不忘祖训，积极倡导无论贫富，无论男女皆应读书。为了鼓励子孙读书，先辈中的富庶人家修建住所必修学馆；对成绩优良的黄姓子弟，族里还从祠堂茔田所收课石中分别给予奖励。如此一来，读书识字蔚然成风，至清末民初，松滋黄姓子女基本无文盲。这一好的学风被代代传承并得到良性发展，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烽烟四起国不安宁，仍有许多黄姓青年因渴求知识而宁肯舍弃安裕的生活，辗转跋涉到千里之外的恩施、重庆等地读书。十三世黄万起卖光田地读书，学成后又以毕生经历将所学知识奉献给农业技术工作；十四世黄代昌“治家，以耕为本；育儿，以读为本“的做法，更是令人称道。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松滋江夏黄氏子孙的整体文化素质也有一个较大的提高。据统计，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的占75%，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00多人。
    以德修身。松滋黄姓子孙多忠厚老实、勤劳朴直，这是与长期以来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廷华公由豫章迁入松滋时举目无亲，靠谦虚谨慎求得人缘。正培公发迹后，为了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黄氏家族中代代相传，他自书家训数千条贴满墙壁，逐条讲解，训诫子孙。正是这种好家教的感染熏陶，使其三儿十一孙个个知书明理，在朝为官则廉洁从政，在家务农则和睦相处，兄弟姐妹妯娌之间温良恭俭让，孝敬父母，关爱子孙，营造了良好的生活氛围，从而将黄家领进名门望族。
    以忠报国。家国相联，先国后家是中华民族的一贯倡导，因此，松滋黄氏崇尚耕读的主要目的自是学好本领报效国家，故黄氏子孙历代在朝为官的不少。明耀公、正培公、等为清朝政府服务，官至翰林编修，御前侍卫或道台；抗日战争时期，黄万泽等人于十万知识青年一起从军，毅然对日作战。正如马操园先生诗中所述“尚武只缘寇入侵，从戎报国献丹心“。新中国成立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松滋江夏黄姓人氏中从政的有46人（其中地厅级3人，县处级10人）；从军的26人（其中军师级2人，团级2人，营级9人）；从事科工财贸的178人；从事文教卫的153人。
    无论在什么职位，从事什么职业，松滋黄姓人氏多以清廉为做人根本，秉公办事，为民造福。如士瀛公任云南昭通知府时，带头捐资募垦，引水灌田，教以植桑养蚕，使其民众获利。同时，他严禁溺女，开创男女平等之风，备受百姓爱戴，从而政教大行。逾年调首郡时，民众堵道挽留不绝。绍璧公在任松滋县朝阳乡乡长期间，免除最贫苦农民的苛捐和壮丁，放走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得到群众好评。永俶任山西地方法官时，两袖清风，从不取一文不义之财。小宋公因不满朝廷腐败，曾联名举告伪县长劣迹。黄万济则在告诫其子女时说：古人在房前屋后总要种些竹子，主要是仰慕它的气节，做人也应该有竹子的风格，要有骨气，人穷志不穷，上述事例，真正透现出松滋黄姓人氏为国为民，以忠报国的优良品德，这也正是黄姓后辈以先辈为榜样，一代一代继承发扬好家风的关键所在。
以孝事亲。据松滋县志记载，兰陔公、河清公均以孝友采入县志，大熔公亦以孝友闻世，松滋黄氏先辈以孝事亲可见一斑。松滋黄姓似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家中凡有老人者必留一子女在家尽孝。如士瀛公、士淦公在外做官，士汉公在乡主持家务并赡养老人；黄万起在外读书，黄万元在家种田管家等。只要家中有老人的，都会受到特别的照顾，如卧室、饭食、都是家里最好的，儿孙们早请安，晚问好；身体稍有不适，子女必精心护理，直至老人完全康复，等等。这些好的做法令后辈一一效仿，因此，至尽在我们松滋黄氏家族中，仍不断传出以孝事亲的许多佳话。
    勤俭持家。松滋黄氏勤俭持家在当地远近闻名，“俭朴为一邑冠”。正培公《垂裕篇》云：“天下万物都要受折磨，何况是人，自然要勤苦，若想安逸自在，焉得不受贫贱。然有吃有穿的省吃省穿，没吃没穿的要修身修心，勤工苦作，寻吃寻穿。”兰陔公以艰苦自励，每天清早 洗问安后，凡一天应做事宜，皆亲手策划，不辞劳苦，数十年如一日，才使家境逐渐富裕。大镕公之妻程恭人身为长媳，任劳任怨，勤俭持家，“凡可以为家中节约用计长久者无不周，凡能以苦自己逸诸妇以承舅姑意志者无不至”，盖如此几十年不变。后来虽说儿子做了大官，俸禄全交程恭人管用，它仍然没有因此而改变勤俭的习惯。黄代芳的祖母吴氏系童养媳出身，这似乎注定了她一生“小气”。为了减少家庭开销，她在一种节俭到几近苛刻的生活方式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还有绍杞公在五十年代低工资的条件下，为了供给侄儿读书，自己省吃俭用，30岁还未婚配；王自珍（绍彦公之妻）在最艰难的时候，带着儿女竟以盐水泡饭度日……像这样的例子，在我们松滋黄家举不胜举，足以成为后世楷模。
    以和睦邻。庭坚公有句名言：“吾族敦睦当自吾子起”。故黄家很注重与左邻右舍搞好关系。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我们松滋黄家，有好处共同分享，有困难互相帮助，有纠纷协商处理。形成了以和睦邻、以和为贵、宽容待人的一惯家风。春节请春酒，将左邻右舍约在一起共商春耕大计；夏秋农忙，乡邻亲朋换工互助；即使家庭富有了也不仗势欺人，惹是生非。旧社会富家子弟可以不当兵，因此，不少黄姓富家让穷户到自己家里躲壮丁，除此之外，还让乡邻子弟到黄家学堂读书，家贫的不收或少收学费。黄家的教书先生帮助乡亲写春联，写契约，写状词，为冤屈者打抱不平；甚至乡邻中的低能者也能得到黄家的照顾，或请到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劳动，如推磨、舂米等。尤其是黄绍勋的母亲雷遂珍，她见乡邻田家老屋黄绍业小时的奶妈闯大娘孤寡一人实在可怜，便将其接到家里，供吃供住，养老送终；对邻居邓祥兴的父母及妻子死后没有棺材的窘境，她也同样施以爱心，捐其棺木给予安葬，一时传为佳话。
    乐于助人。乐于助人也就是行善做好事，如修桥铺路，扶贫助困，收养孤儿，赈济灾民等。过去古墙冈距磨市数里，冈下路面低洼，春夏之交淹渍难行。士瀛公捐资修路，垫高路面数尺；磨市四周环水，行走不便，公请人造舟设义渡，大大方便了乡民；与公赴京同行的金某病于客店，公日夜护理，请医喂药，金某医治无效病故后，公又买来棺木，入殓安葬。文 公也是一位慷慨好义之人，遇有善举必竭力为之。当时瘟疫流行，死者甚多，在他的倡议带动下，众人捐资在磨市设立公善堂，每年所做义棺即送至江西会馆叫寺僧经理收发，后款被用尽，他复筹资自备棺木施于乡里。每值冬天严寒，遂遣人携钱散给冻饿者且不令人知。山西沁源有一名孤儿韩善继，衣食无着，被在当地做官的永 公发现后，将其收养，供其衣食学费，直至他参加工作。九十年代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黄万泽，尽力为家乡人民做好事，由他亲自捐资，或以松滋旅台同乡会的名义为松滋公益事业的捐资就达七次之多，总计63万。至于亲戚之间遇有困难竭力相济、不分彼此的事例就更多了，如永俶公抚养孤侄香承，绍杞公抚养幼侄万胄，黄万式将外甥张元培带至公安读书直到参加工作等，都是乐于助人的典范。
    开拓进取。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的形成，无不是炎黄子孙一代一代锐意进取的结果。松滋黄氏亦是如此。松滋黄氏子孙由于读书人多，接受新事物较快，往往走在时代的前列，如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的黄立凡、黄万钟、黄继凡、黄万式、黄代参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松滋黄氏子孙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更是搏浪扬帆，大展其才。他们有的出国留学深造，有的从事高科技开发，有的担任行政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有的个人独资经营或在中外合资公司独当一面，更多的人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奋发进取，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取得了相关专业的中、高级职称。这些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佼佼者，都不愧为我们松滋江夏黄氏子孙的骄傲。
    上述八个方面，虽未必能够概括黄氏家风的全部，但黄氏家风的精髓，主流应该都包含其中了，完全可以作为黄氏当代和后世子孙学习、继承、发扬优良家风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