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前半期，有一位会法语翻译的福建莆田人黄加略（也叫黄嘉略，1679-1716），其法语名字是Arcade Hoangh (一说是Arcadio Hoamg，或Arcadius Hoange)。他曾获法国皇家文库中文翻译家的称号，也是中国第一个定居巴黎的留学生。他不但是近代中国译坛的先驱，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使者，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黄加略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他的教名是Arcade。黄加略七岁丧父，母亲将他交给在莆田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李斐理（la Blanc）抚养。李斐理请当地最好的儒师教他中文，自己教他天主教神学和拉丁文。后来，李斐理又把黄加略托付给主教梁宏仁(Artus de Lionne)。1702年梁宏仁奉命到罗马汇报礼仪之争的情况，顺带黄加略同往。他们于2月17日从厦门乘英国船出发，途经伦敦、巴黎，1703年到罗马。1706年，梁宏仁完成任务后回巴黎，候船回中国，但因健康问题滞留巴黎，黄加略因此不能回国。经法国王家学术总监比尼昂教士（L'Abbe Gignon）向王室总管蓬夏特兰（Pontchatrain）推荐，黄加略开始教法国人汉语，并得到一份年金。此后，黄受聘为国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官，任务是翻译传教士信函，整理皇家图书馆中文书籍并翻译诸如天文学和中国经典著作章节的原文，编写汉语语法与汉法词典。巴黎外方传教会本要让黄加略学习神学，但他的研究已经转向翻译与文化研究。教会表示遗憾，但仍然帮助他。
1711年，黄加略因其在翻译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法国皇家文库中文翻译家的称号。1713年春，黄加略与巴黎姑娘玛丽·克劳德·蕾妮（MarieClaude Regnier）结婚。此时，黄加略已介入法国各种知识社交圈，逐渐进入巴黎上流社会，打扮也是头戴礼帽，腰带配剑。虽然如此，黄加略的生活还是非常拮据，妻子因此常无端发火，整日不语，甚至绝食。尽管如此，黄加略一直表现出乐观的人生态度。弗莱雷写道："这个文雅、谦虚的中国年轻人使我深受感动，这个中国人比禁欲主义者更加沉着住气。虽身处异国他乡，生活拮据起且无以生财，只有一笔不定的津贴维持生计，却有一种镇定和幽默，很令人惊讶。这一切都使我相信先前人们对中国人的描述。"
由于当时法国正流行"中国热"，黄加略作为中国第一个定居巴黎的留学生引起诸多法国学者的莫大兴趣，身边围着一群法国学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他的影响。其中包括著名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植物学家茹西欧（Antoine Jussien）、汉学家加朗（Antoine Galland）、奥拉托利学院院长戴穆莱（Desmolet）、地理和天文学家德利尔（J.N.de Lisle）、还有后来成为法国汉学大师的埃狄纳·傅尔蒙教授（Etienne Fourmont）与尼古拉·弗雷烈（Nicolas Freret），此二人曾协助黄加略的字典编撰工作。
1713年10月至12月在黄加略的巴黎寓所，他与孟德斯鸠多次谈论中国的宗教、刑法、服饰、墓葬，家产观念、文学、科举、妇女地位、国家性质等等。孟德斯鸠多次笔录并将对话内容将谈话内容整理成三次记录，最长的长达20页，后均装订成册，定题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的对话"。黄加略还协助孟德斯鸠发表了《波斯人信札》(2)及《论法的精神》(3)等著作。据《孟德斯鸠全集》的编辑之一马松先生（A.Ma?on）研究，孟德斯鸠在酝酿《波斯信札》时，黄加略的谈话给他以很大启示。书中的主人公于斯贝克便是以黄加略为原型塑造的，而《信札》中至少有五处直接取材于他们的谈话。此外，孟德斯鸠在其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六次直接引用他们的谈话内容。黄加略与孟德斯鸠的谈话在孟德斯鸠的《札记》中有记载，有一份谈话摘要手稿收藏在波尔多市立图书馆。此份《札记》在1944年发现，是研究黄加略与孟德斯鸠的重要材料。现已发现的笔记共有三种。一种见于孟德斯鸠题名为《随笔》的笔记集，内容简单，三言两语："黄先生对我说，在中国时，有人对他说，欧洲的社会风气极好，人人以仁慈为怀，绝无偷盗之事，更无死刑，所以，他初到巴黎时，曾有意把帽子遗留在教堂里。当他听说一个杀人犯将受绞刑处死时，惊诧不已" （4），第二种是上世纪50年代未在波尔多市立图书馆发现的共20页的手稿《我与黄先生的谈话摘录》。第三种题目也是《我与黄先生的谈话摘录》，见于孟德斯鸠题名为《地理》的笔记集第二卷。黄加略让孟德斯鸠了解中国，使其敬慕不已。他本人也眼界大开，学会换个角度思考中国问题。
1715年黄妻生产后因病死亡。黄加略决意不再娶，专心工作。但黄加略也是病魔缠身，长期咯血，于1716年10月15日病逝于寓所。黄加略在法期间也曾有回国的机会，但想到当时国内开始禁教，回去还不如留在法国，加上法国上层社会的挽留，最终不归，客死他乡。他曾希望女儿能够继续他的研究，但其女同年夭折。

　　二．黄加略的主要贡献
黄加略的贡献主要见于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黄加略在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把中国小说译为法文，虽未竟，但不可忽略，此举与比埃杜（M. A. Eidous）由英文转译《好逑传》（1766年里昂努瓦迪普莱出版社版）相比，要早半个世纪。黄加略翻译《玉娇梨》头三回后，弗雷莱觉得情节单调，不是法国人所热衷的类型，就劝他放弃。有关遗稿现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抄本部。一个世纪后，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Abel Remisat 1788一1832）才译完此书。弗莱雷劝黄加略停笔的理由似乎带了点功利性，文学的交流不见得一定要迎合某种文化的口味。黄加略就此罢手实为可惜。
第二、黄加略基本上完成了《汉语语法》的编撰工作，这是1714年应法国皇家文库之邀而著。其具体内容包含很长的一篇序言和正文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口语语法，含汉语语法论稿、汉语词汇、汉字起源、汉语官话和方言、中国礼仪用语、文人情景对话与各种应用文体用语十余题。该部分按照法语语法体系编写，论及语音、词法与句法。汉字的读音用拉丁字母表示，用法语解释其意义，再用法语解释整个对话句子的意思。第二部分是有关中国的知识，含中国简况、中国政府现状、中国十五省概述、中国官职、文人情感、谷物及栽培。这样的书冠以《汉语语法》的书名并不特别恰当，但对于满足法国人了解中国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黄加略在该书的体例、体系的安排上，接受了主持人比尼昂的建议。该书实际上较早涉及了跨文化交际、语用翻译与语言学本体的研究范畴。有关手稿现存巴黎国立图书馆、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巴黎外方传道会存有序言与目录。
第三、黄加略编撰《汉法字典》，因去世未完成全部。这项工作也是应1714年法国皇家文库的邀请。黄加略努力完成了一份两千字的汉译法的词汇表。体例先按汉字发音安排字母表，后改为以汉字的214个部首为标准来排列。所选单词都是经过选择的、比较实用的日常生活用语。他的词典编写到了第1140页"水部"，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214种中的第85种。手稿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42页根据《海篇心镜》按音部编写，收字401字（另有8个异体字）。第二部分以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和张自列的《正字通》，按部首编写，计5210字，85个部首。这是因为弗莱雷先是建议黄加略按音部编写，后发现汉字表意不表音，于是又建议改为按部首编写，这样可以提高法国人利用字典的功效。以"中"字为例，包括发音、本义、引申义、例词、在诗歌中的用法，然后解释何谓中中、中国、中华、中州、中旬、中人、中浣、中用、人中、中进士。显然，在选词、释义与编排方面，词典都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如果黄加略能够编写结束的话，那么法国人学汉语将收益非浅。这部字典的手稿现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可惜黄加略没有完成。时至1813年，第一部法汉大辞典才问世。
这两部分的核心其实都是翻译，在当时语言学科并不发达，在连两种语言的字典都没有的情况下，这些编写工作都是围绕翻译在展开的。
第四，黄加略帮助孟德斯鸠形成中国文化体系的构建，对在法国传播中国文化做出贡献。黄加略是孟德斯鸠惟一接触过的中国人，黄加略所提供的材料是他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孟德斯鸠援引他的口述材料整理的内容很多，其中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有比较严厉的批评：中国的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臣民的生命财产均由君主任意处置。每个省只有三位官员（御节）有资格向皇帝呈递条陈，省内其余臣民如欲奏达皇帝，必须经由此三位官员转递。因此，诬告之事时有发生，民众的呼声难达于皇帝。中国刑罚骇人听闻。犯有大逆罪的人株连亲属。周朝有一位王妃发明了炮烙之刑，受刑者贴在烧红的铜柱之上。暴君在一天之中连续以此刑具处死了22个被称为阁老的谏官。先帝驾崩，新皇继位后，后宫的嫔妃，除有子嗣者外，全部用车载到市场公开出售。中国改朝换代，杀君篡位时有发生，国家内战频繁，在历史上多次分裂。
黄加略自幼受传教士的西式教育，23岁后即旅居西方，不存在对满清的畏惧，因而对中国政治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弊病直言不讳。他与后来的陈季同不同。陈季同时代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船坚炮利的猛攻下凄惨呻吟。兵临城下，丧权辱国的条约随即产生，政府民众不堪重负，国际形象一塌糊涂。民族主义使他用法文捍卫中国文化，在他笔下中国一切都是好的，包括妻妾制度，缠足溺婴等等陋习。辜鸿铭在宣传中国时的语调也是如此。但黄加略时代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力量对比上势均力敌，在文化上属于强势文化，在民族心理上还有优越感，所以不存在美化中国的心理因素。在巴黎，旗袍、扇子风行得不得了，贵族对中国货趋之若鹜，所以实在没有必要再说什么好话。受黄加略的影响，孟德斯鸠对中国的态度相当严肃，与一味赞美中国的伏尔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黄加略实际上也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早期素材，比如民俗风情的差异性：中国的礼仪令外国人发笑。初次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互致问候，这在西方被视为无礼，在中国却是礼貌。例如双方互问姓名后，往往还要问"贵庚多少？"中国人喜欢谦称属于自己的东西，如"寒舍"、"穷乡"、"贱名"。说到妻子时则称"老伴"，哪怕她才15岁，更有趣的是把自己的儿子称为"犬子"等等。在中国当代的外语教学中，类似背景知识却曾一度被忽略。
第五、黄加略造就了法国汉学家弗雷莱与傅尔蒙。他们在认识黄加略之前都是汉字盲，但后来得到了黄加略的帮助。1714年，弗雷莱在宣读论文《关于中国诗歌》时，当众用汉语诵读两首中国诗，一首是四言，另一首是七律，后者是《玉娇梨》第六回苏友白和白红玉的《新柳诗》："绿里黄衣正得时，天淫羞杀杏桃枝。己添深恨犹闲挂，拼断柔魂不乱垂。嫩色陌头应有悔，画眉窗下岂无思。如何不待春蚕死，叶叶枝枚自吐丝。"显然这是黄加略所传授的。这是法国人第一次听到用汉语诵读的中国诗，也是传到法国的第一首中国诗。这段佳话颇值一提。
黄加略的特殊身份使法国学者对中国兴致盎然，他所译的汉文书籍，"使法国于19世纪的中国学研究中，较其它欧洲国家占有明显的优势。"

　　三．被剽窃而埋没的黄加略
黄加略的研究成果没有一项成书，因而很难像两个世纪后名嘈国外的陈季同国内大名鼎鼎的严复那样名留青史，虽然他无疑是一个翻译实践家。至于为何没能成书，除了《玉娇梨》的翻译工作是被劝停外，一些重要的手稿被埋没乃是出于非常尴尬的原因：两位文德很难让人恭维的法国著名汉学家，也就是黄加略所培养的傅尔蒙与弗莱雷在他病逝后剽窃其成果，盗为己用。许明龙先生已经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本文就此做简略介绍。
傅尔蒙似乎对法国几个大图书馆存留的黄加略的手稿视而不见，一边到处张扬："黄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东西极少极少"，一边把黄加略的成果化为他的论文与专著一篇一篇地发表，并形成专著并出版。弗莱雷说黄加略认识他的时候根本不懂法语，似乎忘记了黄加略自小师从法国传教士学法文，与孟德斯鸠畅谈中国文化，还与一位巴黎女子结为夫妻，生活多年并留下一女婴。而傅尔蒙与弗莱雷两人都宣布"发现"了通过汉语214个部首学汉语的"诀窍"，解决了当时法国人畏惧汉语，认为难学的问题，并为此争功。傅尔蒙甚至说当时法国人对此一无所知，而且"黄先生从未教过"。但这些部首早在孟德斯鸠与黄加略的谈话记载中就有了，只是黄加略介绍给了他们而已。傅尔蒙奉命继续黄加略的《汉法词典》的遗稿编撰工作时，宣布遗稿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东西，声称要另起炉灶，但无奈他的实际水平与黄无法相比，所以到死也没有完成。《汉语语法》被两人力图侵吞，都声称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来争斗起来，最后竟为本是黄加略的成果打起了学术官司。此事后话很长，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事，但是黄加略的作品终于不能问世。
黄加略被埋没，除了因为他的两个学生之外，还有法国汉学家以讹传讹的缘故。一说黄加略汉语水平很低，因此手稿中多次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这是一种误解。黄加略曾经就学于名儒，研读中国古代经典，言语著述援史论今，他的中文修养不可能不行。至于用拉丁文替代汉字，是他的习惯。他在日记里写下妻子月经，怀孕诸事，皆用拼音，以保留个人隐私。作为一个中国文人，这几个字会不会写，想一想就知道了。有的说黄加略在指导弗莱雷与傅尔蒙的指导下撰文的，但是比尼昂说："我请傅尔蒙与弗莱雷两位两位先生去当他的小学生"。我们真是很难想象两个认识黄加略时根本不懂汉语的人是如何指导黄加略操作的。
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汉学热冷却了，鸦片战争中国形象更是一落千丈，黄加略沉没学海两个世纪。1965年法国学者艾丹妮（Danielle Elisseff），原巴黎文献学院毕业生在高等实验学院完成了其博士论文《尼古拉·弗雷莱》（Nicolas Freret）（1978年出版），书中详细介绍对黄加略作了详尽的介绍。艾丹妮查阅了分别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和法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材料，对黄加略的生平以及他与弗雷莱的交往，作了迄今最翔实的叙述。在法国学者的一片低评价声中第一次审慎地提出："由于他过早地死去，我们无法知道，他计划中的著作一旦完成，他是否能获得更大的荣誉"。她引起了学者对一位被埋没了两百多年的中国翻译家的重视和研究，功不可没。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黄加略这个名字在有影响的《中国翻译词典》、《中国翻译家词典》和《译学大词典》，以及《中国翻译简史》中尚缺。但他应该在翻译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作者岳　峰　林本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