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氏的创业发展史上,前期是按照封建社会的模式,后期则向资本主义半封建的道路发展,他们的经历是:
（一）择地而居、立足农业、开荒拓地
徙象始祖萧超儒系萧氏四十九世孙，明亡清兴入关后他于雍乾盛世率二子由平阳徙象。开始定居俞公岙，看过地形后，对其子说：“此地亦不足以昌大子孙”，不久又迁至崔家岙之黄泥山麓，父子三人冒着风雨日晒，登山跋水，走遍“七冲、八峰、十三条沟沟洼洼，”极目远眺，山弯背靠大珠山，支脉五冲头，林木遮天，气势宏伟，山麓底间一带平坦，全长有500余米；北面群山峰与水湖山峰对峙，左右依老虎岩与对面山相齐；东首是唯一出口处，远离千米左右的地方有座象珠宝形的黄家山；站在山外看该地好似两龙戏珠；整座村落又像把“座”椅。如果站在山冲上看，真有一夫把关，万军难入的险境。山谷中溪水潺潺，满山苍翠欲滴，鸟语花香，四季如春，风景极其秀丽。再从山外远眺，有大片农田和东南大海，且兼有农渔海运之利，人若住在这里，仿佛是置身于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
萧超儒原是长期过惯游方生活，每到新的地方他善于掌握地貌环境。他看罢地形，便对两子说：“此地真是以昌大吾子孙也。”其子听后便跪地请命：“吾父既得卜宅，儿将何业？是通四方之珍异服贾；还从事农耕，以养父母；或创五材办民器学百工；或抱文牍谋计而禄”？超儒回答：“商贾恐失之浮伪；百工恐近于游民；食禄与官，恐败我家世德。夫勤俭与耕作，逸乐无穷。还从事农耕吧”。按照当时的世俗观念萧氏从掌握地理环境着手，先发展农业，他确有远见。萧超儒一眼看中这块山岙土地，以此建村创业，是得天独厚发展基业的好地方和好主意。自此开始，父子三人就在一无人烟，二无村舍，三无路桥又是无人往来、野兽、飞禽出没，荆棘丛生、遍地荒芜的山窝扎营安家落户。凡事开头难，三人又举目无亲，要想创家立业谈何容易。开始几天，他们过着大地当床、云天作被、渴饮溪水，饥摘野果充饥，过着非人生活；后来割茅搭棚，用带来农具开荒拓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为生存发展拼命操劳。稍具规模之后，又从平阳搬来眷属，全家团结和睦，年长月久，渐成气候，遂取名为“萧家村”。也就是靠这片土地养活了家，又为萧氏后代播下了发家致富的种子；也给后来“忠”、“恕”、“信”等富户建起富豪宅院，奠定了基础。

（二）勤俭持家不断改造农田兴修水利
萧超儒生于康熙癸酉年（1693）卒于乾隆甲午年（1774）享寿81岁，他生有五子，长子和四子、五子仍留平阳。同来的次子世仁又名亦富，已是43岁，三子世芳又名亦福，也年已39岁。他们兄弟俩正是年富力强，创业虽艰辛困苦，全靠雄心壮志。中国的传统是农业，当时要想致富必须从农业做起。他们不靠天不由命，自己是拓荒者，在这块天涯海角都是无主的荒山荒坡，可以随心所欲拣平的好的先开垦,然后再恳远的差的斜坡丘陵.这样由小到大,从无到多,象"愚公移山"那样过了十几年才有了自己的地盘,又有了可栖息的陋屋,生活开始稳定上升。世仁、世芳兄弟俩人便分炊而居，自立门户，各操各业，各显其能，他们两家起早贪黑拼命苦干，水田种稻，旱地种薯麦，圈里养猪，栏里养牛羊，冬季砍柴；夏秋下河捕鱼养鸭，年复一年，教育子孙勤俭持家。到了清朝中后期，清廷已经衰败，国库空虚，财经拮据，政治腐败，但在浙江东南沿海还算安宁。萧氏子孙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因地制宜谋开发。田地多了，自家劳力不够使，便雇佣长工短工，一面筑梯田，一面沿溪造堰坝，对所有农田进行全面改造。如在对面山脚、山湾、黄孟墩一带将几十亩旱地改为水田；还在村落沿溪的郑家坑、水湖山脚、对面山脚、陆家山、洞桥头、大水缺等七处筑堤拦水。通过改造，使溪水引向灌溉区，并又将“八公潭”和潘家坎的门前坑、庆青庵旁有充沛水源的低洼田，进行深挖塘，提高抗旱能力。从此之后萧家人旧貌变新颜，从靠吃番丝、杂粮到吃上白米饭，过上了与一般平民不一样的生活。

（三）忠恕信三房的由来和其历史背景
这三个房名历史要上溯至同治和光绪年间说起。萧氏家族中历经“世”，“印”两代还是贫农，到“启”字辈上升为中农和富农，到“维”、“应”、“良”三代，已一代比一代富裕，且子孙一代比一代繁衍：

 

从《萧氏宗谱》中分析：不是所有姓萧的都富起来，且萧氏家族中贫富也非常悬殊，实际上最富有的只有萧维步一家的子孙后代。他原是萧超儒次子世仁的孙子萧启海，过继给世芳的三子印栋（无子）那一支最富。启海过继萧印栋后生有五子：长子维鳌、次子维魁、三子维甲、四子维达、五子维步。分家时遂取“仁、义、礼、智、信”五个房名。俗叫“五房头”。信房户主萧维步，也叫萧进步，因排行第五，人家都称他为萧老五。他和兄弟分家时，各家也只有几十亩田地，由于他和老四萧维达（也叫萧进达）二人聪明过人，又有一套经营农业的经验和善于放债放青苗的本领，也会做些贩卖番丝，杂粮等小本经营。平常年间，常讨船从大港口出海运番丝杂粮到舟山、普陀、 渔业地区出卖，一售就光，获利甚厚。到他儿子长大时，已是拥有千亩以上的田地产业。名闻全县。
萧维步的儿子萧应钊，萧应钟（志鸿）成年后，各立门户。长子分家时称“信大房”，次子称“信二房”。兄弟俩子承父业，敛财的本领又超过乃父。信大房萧应钊也生两个儿子。长子叫萧良德，又名萧伯元，分家时称“忠房”，次子萧良本，又名萧仲立，分家时称“恕房”。这就是解放前“忠”、“恕”、“信”三大富户房名的由来。

（四）灾荒年平粜陈粮是发家致富的机遇
人们不禁会问：萧家介小山村，他们没抢没偷，又无发过“横财”，为什么富得这么快，田地山屋有这么多？这主要是旧社会的官员不重视农业，对灾情病情和贫困户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所以人们遇到天灾病祸，肚饥难挨，只好变卖田地，致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特别是灾荒年间这是富户发家的最好机遇，所以他们发的是灾荒财。例如：清光绪十五年（1889）至三十二年（1906），这十七年间其中大旱三次，洪涝灾害五次。民国二十九年（1940）三至十月，长达八个月之久无点滴雨水、田土龟裂，禾苗枯萎，河底开裂可放牛羊。翌年大荒，全县各地灾民靠割野菜，挖谷仁、吃番薯种头活命。有劳力的男人外出打工；失去劳力的老人和妇女只好求乞讨饭。正是这些灾年，凡是碰到灾荒病祸严重的有产户也来萧家求助借贷，还有逃荒要饭的，对这些遭灾户，萧氏富户总是热情招待，有求必应，解决其燃眉之急。这是因为陈粮和番丝不能久藏，藏久必蛀。如果没有灾年，他们也要设法处理掉。不过，他们没有乘人之危而抬高粮价，而是按平常年份的粮价卖给这些困难户。那些有产户来萧氏富户借粮、借钱，总是带来田地屋契抵押，年长月久还不出“债”的人家，又用田地山屋折价抵债。以前年份在萧家周边村落也有人来开荒垦地，不上几年碰上灾害，也只好将已垦种的田地转让给萧家富户。所以从清末到民国中期这四十五年里，萧家富户的田地越来越多。一直发展到象山半个县和鄞县部分地区。
萧家富户不但田地多，后来山也多。从汤岙的王山头经潘家坎、里庵、玉泉寺和涂茨的白岩山，珠山脚后背大珠山，长达几十华里，除少量插花山外，大多数都是萧姓的。连远在爵溪镇的公屿、江岙等村也有萧家人的山林。

（五）就地收租建粮庄是仿古代的贮粮形式
佃农和富户的关系是交租和收租的关系。贫下中农无业可求，只好挽亲托眷租种萧氏富户的田地以养家糊口。萧家富户租给佃户的租有多种规定,按照实际情况确定的形式有：（1）水田不管种双种单，不管收多收少，均按实收水谷箩数分成；（2）对土质差、水源又短。所化劳力繁重，佃户得七，出租田主得三；（3）水源充足而土质又好的对半分成（田主佃户各半）；（4）水利条件尚好，而土质不够好或水利条件差而土质较好，或佃户出资出力改良土壤的四六分（佃户得六，田主得四）；（5）旱地是按土质好差，平地坡地，都以年初商定，以分燥番丝为主，前者（土质好又是平地）每亩年交200斤；后者（土质差坡地）每亩年交100—150斤，也有交钱租的。春粮如豆麦油菜等一律归佃户。但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只能由田主说定，佃农无权。为什么解放前的佃农这样穷，农田产量这么低，老是二三百斤，这主要是田和地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在耕者手里，耕种者生产积极性不高，不肯对农田基本建设出资出力。
富户收租靠的雇佣亲友和可信之人当佃客，他约定佃户收割日期到田头验收，中午饭都由佃户供给，佃户杀鸡做米团，好酒好菜请佃客。其目的对收租者客气，可以私下照顾几箩。分给田主的水谷箩上都盖有石灰印。如“忠房”、“恕房”、“信房”和其他房名，由佃户送谷到指定地点。远村田主都建有“庄屋”设有晒场和仓库。雇有晒谷、扬谷妇女。除近在萧家的佃户外，萧氏三大富户在外地占有的庄屋仓库晒场如下：
三大房藏粮庄院分布简表：

面积：29.5亩,总平方:19570m2
这些粮庄一般可贮几百万斤粮食，逢到灾荒便开仓济民。
萧氏家族中贫富十分悬殊，多数也是贫困户。这16户富户自耕的田地（雇工耕种）也不上300亩，极大部分是出租给当地农户。如大徐地区有60%是种萧家富户的佃户；旧称“上百万”的南庄平原也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户是种萧家的田。

（六）放债收利、放青苗、典押产业是兼并田地和敛财之道
高利贷是解放前常见的民间借贷种类，有常年二分和月息一分半的。抗日时期国民党货币贬值，月息最高时有三个月对合的驴滚利，三个月到期连本带息比本金增加一倍。农民遇上天灾病祸，一旦借入高利贷，往往被盘剥得倾家荡产。
放青苗也叫买青苗，当遇到青黄不接之际，贫苦农民迫与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将还未成熟的农作物，如稻谷、番丝、豆麦、棉麻之类产品作为抵押。这种用农产品偿还的青苗钱，其价低于市价。有的借一百斤稻谷还一百五十斤甚至二百斤的稻谷；有的借一百斤番丝还一百斤稻谷。
实物抵押。旧时民间用田（地、山、房）契作抵押的，其形式有两种：“一是借方抵押的财产自留，按契约规定的时间，到期还清本息，取回契约。这种形式的利息高些；二是典押的契约定约后，借主就把抵押物（田地、山、园、屋）由贷主使用或者出租，按规定时间付清典款，才能收回所典产业。这种典约以产业作利息。典押契有写钱币的也有写米谷数量的。如果逢到灾害之年，借主犹似雪上加霜，无法取续，只好转卖。
（七）雇佣人才,是管理田地产业和经营企业的手段
萧家富户家大业大，田产又散布在全县三分之一地方。既要守业，又要创业，里里外外需要很多人帮他(她)出主意去管理。尤其三大富户家里主管内外事务的人很少，子女大部分出洋求学或在国内干其他事业。为此富户都以优薪厚酬雇佣懂经营善管理又诚信可靠的人才来管他家的各行各业。“忠”、“恕”、“信”三大富户都雇有管家、帐房、佃客，还有长工（作头、二手、三手、看牛）、短工；里作、帮嫂、奶妈；店员、学徒、会计、船老大、船员、保镖、马童、抬桥人等，以及粮庄管理人员、晒谷扬谷人员和管山林及护院的共有二百余人。富户老板总是善待他们，而他们也乐为老板尽职尽责。这种相互诚信，上下沟通，就把诺大家产都管理的井井有条。如萧恕房有上万亩田地，她老汉早年亡故，五个子女都在国外和外地，家里只有她一人支撑着这么大的家产，除两个媳妇帮衬应付日常事务外，都是依靠帐房、管家一帮人策划盘算管理，且有序不乱。

（八）从土到洋，跨入商海带头走民营企业之路
清朝末期和民国时期，萧氏富户已出现不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模式。他们立足农业，很快跨入商场。就在这时，在县城买来黄金地段县前街屋基地，先建“隆泰绸缎布庄”，经过几年经营，跃居全县城最大的商号。后来又陆续开起“通泰”、“隆润”、“通生”、“久泰”等南北货、食品、布店和副食品杂货商店；当时在县城是最大四店，名扬全城；继而三大富户又合资买来专走宁波——象山，能载百多个座位的“东港轮”一艘。后又买来了“金宝源”、“大宝源”、“小宝源”等大小运输船三只，专走上海、福建、广东等地。通过商业和运输业活动，掌握了各埠商情和市场信息。据知情人氏反映：“萧恕房在上海虹口已买入房产一幢，萧信房也在上海买进了房子一座，如果不是上海解放，萧氏大户已经准备进入大上海市场。
从经济视角看，萧氏在民国后期的农耕文化已出现无法担负起发展经济的重任。于是迅速转入商业活动，这是由封建土地资本经济转向商业资本经济的典型。

（九）受过惊吓 ，组织民团武装保家卫村
从清末到民国中期日寇侵华、盗贼蜂起、社会混乱之极，“请财神”、“绑票”也屡见不鲜。民国期间在萧氏富户中发生过两起“绑架未遂案”。第一起发生在1931年，恕房是当时全村富户之首。恕房当家婆是南庄半河人，她丈夫萧良本已早年病故，长子出洋美国，次子留学德国，其余子女在上海等地高校读书，她家有田地万余亩，还有县城商号及运输船，里外进出全靠她主持一切。
溪沿村有个黄富贵，号称箍桶贵，有一手箍桶手艺活，他箍的各种桶和祭盘、托盘既扎实又精致，家家中意，户户欢喜。平时到萧家大户箍桶，进门就干几个月或半年，他给萧恕房做活最多。时间也长，帐房、帮嫂个个熟识，进出门户很方便，没人过问他。一天他异想天开，认为半河老太婆介富有，家里定然放有现钱，顿起“请财神”的念头。有次他回家，勾结一个藏有手枪的地痞，对人说是他的好朋友，带到“恕房”吃中饭，趁饭后当家婆在场之时，以为机不可失。那个地痞流氓便拔出手枪，，二人一推一拉要当家婆马上拿出现大洋二千元，否则要跟他们走。恕房老太婆见他有枪支，一时心惊又难以脱身，她急中生智说：“我是老太婆又不会飞，你们跟着，我到房间里看看有没有介多钱。两人信以为真，立即放了她跟在后面向房间走去，不防老太婆一进门翻手将门关住，立即走到另一间打开后窗，跳进隔壁大院大喊：“有强盗，有枪犯嗬，快来人呀！这时前厅有帐房、管家、有佣人，后厅有帮嫂女仆，听到主母叫声，马上拿起棒棍，四面八方围了上来。黄富贵两人听到前后人声，已吓得屁尿直流，抱头如鼠朝偏门逃走。
第二起1934年忠房老板萧良德，一天有事去珠溪村，路上刚逢鄞县横山的绑匪和该村的地痞共有四人，他们见是萧家大老板，马上将良德绑押至乌贼山埠，渡船过海至西岙村一家农户关看，限其五天内送到五千元银洋放回。并叫农户看管送饭，他们又到别处去请财神。过了一天，这农户见这老头诚实可怜。问其何故？萧老板诉说绑架之事，感动了这农户，趁半夜无人，帮助雇渡船逃回象山。对绑匪却借口说是没有管好，不知不觉半夜里被逃去。萧良德到家一时无法酬谢，时刻挂心。第二年这农户来象山东乡买耕牛，路过萧家打听萧良德之名，农民带到忠房门口。良德见是恩人，以上等贵宾相待，饭后得知是来买耕牛的，第二天叫作头到新塘村买来一头最好的大水牛送给他，还送给衣服、银洋、礼品等，并亲自送至珠溪岭脚。临别时再三嘱咐今后多来象山作客。
自那两起事故发生以后，引起了萧家几家富户的警惕，大家凑在一起商议对策。几经研究，认为要过平安日子和谐生活，必须自己有武装，于是大家提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组织民团，保卫村庄太平。会后他们马上派人到外地去购买枪支军火；然后在萧氏宗祠内整理出四间楼房，作为”民团“用房。这些民团都是本村人，他们白天劳动，有事鸣号集合，晚上巡逻放哨。经训练后的民团每人每月补贴大米5—6斗。这些民团很象外国的雇佣军队。当时购来步枪300支，手枪12支，轻重机枪四挺，还有德国造连发木壳枪12支，双筒鸟枪10多支，手榴弹及各种弹药等。由东港轮船暗地运回萧家村里。
抗日战争爆发后，1941年象山县城将沦陷前夕，国民党象山县政府忙着迁署儒下洋，县中队长徐楠发动兵变，在撤往西周之前，有些匪兵突然提出：“先抢萧家，再退西周，”消息传到萧家，萧家各大户人心惶惶，马上商议对策，与其抢劫、还是派人讲和、还是准备抗击？商议的结论是：与其抢劫，不堪设想，损失也无法计算；派人讲和，讨价还价，也难填饱这些匪兵的胃口；准备反击，根据自己实力和地形出发，匪兵一时也难以攻进。况且他们人数也不会很多，时间也不能拖长，不如先迁走家眷，硬拼一下。为了有备无患，一面向山厂、居洞、里庵等村招募打鸟兽的猎户，和近邻村庄懂枪法的佃户，并召回三艘运输船保镖等多人，以上共有200多人，答应他们负伤后的善后事宜，并推选护家懂军事的黄某担任总指挥。通过简单的训练，又在村庄两旁的山冲上挖掘壕沟，把武器分发给各个民团战士。此外又安排后勤人员专人送饭、送茶水和弹药。同时杀猪宰羊犒劳民团和助战人员。另外再派人到丹城、涂茨、崔家岙三个地方暗探敌方的动静。
开始时这140多个匪兵盘踞在涂茨，早三天就派人送来纸帖，扬言要“萧家老板在五天内送200石大米，5000元银元到涂茨碶溪门头交货。如不交钱交米，要踏平萧家，后果自负”。萧家人接到此信，又召开紧急会议商议。众人认为：“根据丹城和涂茨方密报，这些匪兵听到日本人来占县城，已无斗志”。大家分析：只要依山傍水设伏，与他们周旋，不怕匪兵会长时间与我们拼斗。
时隔三天过去，驻在涂茨的匪兵，未见萧家方面回应，已是气馁，他们想强行进村抢劫，原打算经白岳庙绕过山弯冲入萧家。但匪兵中有个涂茨人，他对萧家的地形很熟悉，他说：“正面攻入不行，萧家地形狭长象个布袋，万一民团守住两旁山冲，就是有几千人也难进去，进了也难退出，还是先围攻试试看。”第四天这些匪兵真的熬不住了，他们从水湖山旁的小岭头直插萧家村，严守在山冲要地的民团，看他们将到半山腰时，民团指挥一声令下：“打”！刹时，步枪、机枪、猪娘炮、手榴弹一齐从高而下，密集的子弹向匪群射去，匪徒顿时目瞪口呆，怎能知道萧家有介多民团和介好的武器。由于民团占领要冲，又是居高临下，武器又比他们好，枪法又准，虽有几个顽匪向上冲，冲在前面的一个被民团击中死亡，还有多人受伤，跟在后面的见势不妙，连忙夹起尾巴，逃得无影无踪。第二天毙死的匪兵家属来寻尸体，才知是贤庠人，他是个无恶不作的惯匪。
组织民团，是非政府组织，有其保村卫家的作用。仅此一仗，萧家人“有民团、有武器”的事名扬全县。事后第三天，萧家富户在“萧氏宗祠”办了二百多桌酒席，还请来戏班子演了六天六夜古装大戏。全村民众及萧氏亲友都欢聚一堂，庆贺慰劳民团和助战佃户。
1945年曾有舟山六横来的海匪，也想抢萧家大户，他们到了汤岙村听到萧家有武装和介好武器，觉得这个果子难吃，立即掉转船头，溜之大吉。民国三十七年春，马岙、苏岙丁岙塘纠集的土匪80余人也想来抢萧家，到了大徐一打听萧家有武装实力，也不抢自退。连解放前夕，气焰十分嚣张的土匪陈伟，他的部下也不敢走近萧家一步。

（十）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
萧氏落户象山至1949年解放，仅仅二百个年头，其子孙繁衍之多，土地兼并之速，从赤手空拳到百万富翁，从单一农业走经商办企业，从土地主到有武装的庄院，从祖辈文盲到子孙出洋留学，书香门第，名人辈出，这是象山所有地主家庭都没法比喻的。正如清光绪《萧氏宗谱》序言中说：“盖父子三人，勤于耕作，数十年如一日。今已陶甫。凡七世占有田地数千亩，且椒蕃瓞累，盛于他族，分炊者七十有余，家家皆饶业，儒者亦众。”这话还是早期，但也足以说明，萧家在清时以来，他的经营方法有其独特之处。
这里有个故事据说在1948年在外工作的萧氏子孙寄回一信，他说：“北方政治已变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叫其母不要再买田地了。后来萧氏大户果然抛卖许多田地。钱仓村有户搞运输的船户，积得一些钱向萧家买入十来亩，在土改时评上工商业兼地主，土地没收。也是这一年，萧家大户动员旭拱岙、鸡笼山等村民，到白岩山砍伐松树（该山都是萧家的），锯成长短相等的段头，做成“箍头柴片”，运往上海兑换金条。
1949年7月8日象山解放，在减租减息的浪潮中，萧氏富户终于停止收租、放债和收息活动。
1950年土改工作队进村，按照国家规定的《土地改革法大纲》召开村民大会，宣读“废除封建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及团体的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土改以前的封建债务。”1951年春土改时没收了萧氏富户的田产房屋，分给无田少地和无房户的田产房屋，真正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土改结束时，象山县人民政府发给各户土地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