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眼中的“大政治家”姚崇
姚崇，唐代“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在唐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时屡次出任宰相。毛泽东对《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关于姚崇的记载都仔细阅读并有批注，尤其是在《新唐书》124卷“姚崇传”的天头留下了“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10个字的批注。作为一千多年前的宰相，姚崇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智慧与品格，能赢得毛泽东如此高的赞誉呢？

　　唐玄宗即位之初，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针对时弊，提出10条意见，问玄宗是否同意，同意即可上任，否则只有违抗君命了。这10条意见是： （1）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你能否施行仁政？（2）青海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否不再贪图边功？（3）能否对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4）能否不让宦官参政？（5）能否在租赋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6）能否不任命亲属出任公职？（7）能否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8）能否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9）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10）能否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而禁止外戚内宠专权？

　　姚崇的10条意见，区区二百余言，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毛泽东非常欣赏姚崇的10条意见，对此批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遍览《二十四史》，历史人物汗牛充栋，能以“古今少见”的“政治纲领”而博得他激赏的，确实凤毛麟角。可见，能否把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大道理具体化为对当权者行事决策的约束和规范，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智慧见识的重要标尺。姚崇向唐玄宗提出的10条意见，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易于实施，更易于监督和评判。

　　姚崇晚年辞去相位，推荐宋担任宰相。姚、宋都是对“开元之治”起过重大作用的人。姚崇在劝谏皇帝时能因其脾性不同而采取的方法也不同，如他对唐玄宗采取的是循循善诱的进谏法。宋对唐玄宗，则直陈诤言，常常迫使玄宗不得不采纳其建议。故毛泽东评价说：“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实际上，毛泽东更为欣赏姚崇的为政风格。武则天晚年宠信张易之、张昌宗，“二张”由此飞扬跋扈，把持朝政。姚崇协同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除掉“二张”，挽狂澜于既倒。武则天退出权力核心。中宗李显即位，姚崇官拜宰相，但他却流泪恸哭。张柬之斥问原故，姚崇说：“我侍候则天皇帝很久了，一分开，忍不住悲伤。再说，我以前跟随你们铲除奸邪，是作为人臣应该做的事情；今天告别旧君，也是人臣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处罚，我也心甘情愿。”结果姚被贬为亳州刺史。其实，姚崇心里很清楚，唐中宗昏庸无能，张柬之刚愎自用，并非治国谋政的明君贤臣。果然，第二年，张柬之等几个谋划政变的大臣便被武三思杀害，而姚崇则幸免于难。由此可见，姚崇历经唐代四任君王的政治风云而始终能够得到信任，除了因其高超的政治识见外，他相机行事的政治智慧和决断力，是使其在波诡云谲的朝廷斗争中始终游刃有余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毛泽东称姚崇为“大政治家”，单一个“大”字，就足以耐人寻味。

　　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姚崇能坚持以“唯物论”精神立言行事，这在当时的思想政治环境中应是难能可贵的。

　　开元四年，山东发生大面积蝗灾。姚崇主张杀灭蝗虫并焚烧虫尸。地方官员和百姓不敢捕杀蝗虫，反而祭天祈福消灾，连唐玄宗都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姚崇列举魏时发生蝗灾不敢灭而导致草木皆尽、饥荒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现象的事例劝诫唐玄宗，指出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要主动救灾，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黄门监卢怀慎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声驳斥道：“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终于打动了唐玄宗，玄宗遂下令灭蝗。最终百姓免于灾难，天下太平。

　　姚崇不但相信“人定胜天”，还能站在唯物观点的高度对待身后之事。他告诉子女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子女不理解，姚崇说，“人死了就如同粪土一样，没有任何知觉了，厚葬有什么用呢”。他举例说，翻译佛经的姚光、出家的梁武帝、赎过生的孝和皇帝、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武三思等人，或不得善终，或家破人亡，或惨遭杀戮；而没有佛教的三皇五帝时期， “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至仁寿”，传说中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正是生活在这一时代。他总结道：“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毛泽东读至此处，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就是说，几十年后写《论佛骨表》的韩愈，也是以姚崇之论为基础的。姚崇并非反对佛教，他反对的是当时统治者和民众过于沉迷佛教，乃至大肆修建佛寺，劳民伤财，影响国计民生。他曾劝诫唐玄宗，阐述了“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的理念。姚崇利用佛教理论和信仰规谏当政者造福民众、抚慰苍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佛理”。这一异乎寻常的政治见解，无疑平添了他作为“大政治家”的内涵。

　　毛泽东年轻时评价历史人物，喜欢以“传教者”和“办事人”来概括。“传教者”以创立思想学说影响世人并流传千古，“办事人”则运用自己的才干为民造福、匡时济世。姚崇就是一个政见深睿、为国为民的“办事人”，而且这个“办事人”还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敢于破除迷信、反对沉迷宗教的唯物论者，因此他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

　　〔作者张泽宇，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广州 5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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