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世界史地尤其西方和俄罗斯的历史和地理研究,得到学者们的进一步重视,这与西方列强和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略直接相关,也未尝不是此前西北史地研究的自然延续。对于这两方面的学术发展,祁藻均给予了支持。其对何秋涛中俄边疆地理研究的长期勉励和赞助,堪称显例。1858年,何氏完成名著《北徼汇编》(后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祁藻即为之撰写序言,大加揄扬,赞其记述信而有征,搜采博而不杂,辨别是非“确而不可移易”,堪称实事求是、“能究端末以周知古今”的史地学佳构。他甚至还认为该书“虽所记仅北徼一隅,而考核之精,持较魏(源)徐(继)二书,不啻后来居上”。此言或不免有拔高之嫌,然其身居枢要、提倡奖掖边疆史地之学的那种积极情态,却已跃然纸上。
如果说,注重“经世”和倡扬西北边疆史地之学,为寿阳祁家的文化精髓,而这一传统在祁家内部从祁藻以后逐渐中断而不免有令人遗憾之外,那么,挚爱诗词、热心创作,取得不凡成绩,产生一定影响并长期延绵不绝者,则可谓寿阳祁家另一文化特色所在。
       祁氏一族中,诗歌最负盛名者为祁藻。其父祁韵士在世时并不以诗名。但如果从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祁韵士的诗,特别是他西戍途中的“万里行吟”和描写、叹咏西域风物的“西陲竹枝词”,皆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广义的文化史意义。其诗感情真挚、状物清新自然,且移步换景,与一般乾嘉学人书斋里生产出来的那种干枯奥涩的诗风,确有不同之处。读其“万里行吟”诗,觉佳句纷呈,美不胜收。如“麦浪平翻陇,杨花浅覆泥。天高云作幕,岸阔水迎堤”(《出西安城西行》);又如“山外有山皆拥雪,水中无水尚名河”(《抵凉州刘苇亭观察见招》);“春迟塞草不成绿,风紧河沙无定流”(《甘肃道中》);“广漠无边芳草白,流沙极目暮云平”(《无题》)等,均可见其带情写景之杰出诗才。
       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西北旅游业兴盛以来,祁韵士对“哈密”、“延边”等地和西瓜、甜瓜、“鄂博”等西域风物的吟咏,更早已成为被广为开发的“文化资源”。有的不仅读来兴味盎然,还能增加今人对于当时乃至今日有些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了解。如其《西陲竹枝词》中,有一首题为《鄂博》的诗写道:“告虔祝庇雪和风,垒石施金庙祀同。塞远天空望不极,行人膜拜过残丛。”“鄂博”者,蒙古语译音,今作“敖包”,本为“石头堆”之意,最初只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意义发生变化,被认作神物,凡路过者都需下马施舍。这一持久延续的蒙族风俗,早在嘉庆之初即有如此妙诗记载,岂不趣哉!
       作为清代道咸两朝“以高位主持诗教”之“巨公”,祁藻诗歌创作的数量、成就和影响,都要远远超过乃父。他自幼好诗,一生做诗近三千首。与当时诗坛名流程恩泽(字春海)、何绍基、张际亮、翁心存等广相唱和,其诗集,被认为是清中期以后“宋诗运动”的重要开启人。
晚清同光体主将陈衍曾论曰:“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为王士祯,在乾隆曰沈德潜,在道光则为祁藻也。”(《近代诗钞》序)又言:“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魏默生、曾涤生(国藩)……莫子诸老,始喜言宋诗。”(《石遗室诗话》卷一)著名诗论家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亦云:“有清一代,巨公能诗者,首推王文简、阮文达、祁文瑞、张文襄诸公。”“道光一代,祁、翁两文端秉国政,俱以实学为天下倡。《亭集》清真瘦硬,力追苏、黄,陈石遗《近代诗钞》取以冠首。外曾祖翁文端公(心存),亦擅吟事……大抵得力唐人处多。以较祁文端,祁则开同光风气之先,翁则结乾嘉流派之局。”在此之后,各种新式的文学思潮史,虽对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褒贬不一,然对祁藻于清代诗坛影响的这种定位,所言却大体不差。
       同光体是晚清影响最大的主流诗派。其诗人由追慕宋诗到极端推崇黄庭坚,以至诗风趋于干涩、喜用僻典,“只益生硬,更无余味”(梁启超语),末流之弊,甚至沦为张之洞所嘲“不堪吟”之“江西魔派”。这的确是宋诗运动的结果之一。但它却并非始倡宋诗之人的最初本意,更非据以评判这些宋诗倡导者诗歌实践的简单准绳。
       宋诗运动本由清中叶的翁方纲发其端。程恩泽、祁藻等紧接其后,并身体力行。他们既不满于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所以特别提倡应该重视宋诗,又因不满于清初王士祯等所谓“兴会神到”、“得意忘言”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等拘泥于汉魏盛唐格律声调的单一“格调”说,而强调做诗务须“学问”与“性情”相结合,“义理”与“文理”相融会。同时,他们还特别倡导所谓“切实”,以翁方纲之言谓之,即写诗必须“切己、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神韵论》)。因此,他们最为推崇的诗人是杜、韩、苏、黄等唐宋名家,而对于李白的诗却表示难以欣赏。这虽限制了其诗歌的进一步成就,且最终也还是未能摆脱对宋诗一味模仿的形式化泥潭,但在当初,他们试图另辟新境,倡导写实精神,对于纠正轻视宋诗的风气,实不乏一定的积极意义。
       祁藻在一首向其子世长讲述自己诗歌生涯的五言诗中,曾很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诗歌旨趣和主张:提倡宋诗,追慕苏东坡和黄山谷,讲究清雅,但并不排斥盛唐诗,而是主张对古往今来的一切好诗都要学习。他不仅终身喜爱平易畅达的白乐天,而且乐于创作“乐府”诗。甚至于他还赞赏李白诗歌中“豪放”的一面。如果我们通览其诗集,就不难发现,他的诗歌创作,与上述诗歌主张是大体符合的。其诗众体皆擅、内容丰富,形式也多样,遣词或不免有奥拗之时,但总体说来诗风却可称畅达,有时甚至还相当“随意”。如《惜良马行》一首,简直就是信笔而出,一任自然。这与后来同光体诗讲究“深僻”迥然有别。在内容上,他的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问题的作品也所在多有。如《哀流民》、《粤寇三十首》、《书生六首》,痛言鸦片问题的《新乐府三章》等,皆平易而生动,写出了自己感时悯人的真情实境。可见其所倡导的“切实”诗论,的确并未完全落空。
       祁韵士的第六子、藻之弟宿藻也擅诗,曾著《玉峰吟草》、《清英竹枝词》等诗集。他是道光朝翰林,官至湖南布政使,死后谥“文节”并入传《清史稿》。祁藻之子世长,咸丰朝翰林、侍读学士,曾屡任乡会试考官、多省学政,官至工部尚书。死后谥“文恪”。祁世长自幼受到父亲严格的诗教,精古今体诗,也崇奉杜甫、白居易和苏东坡。有诗文集多卷未刊。此外,晚清寿阳祁氏中,善诗者还有祁朝骧、祁恩光、祁用唐、祁琛等多人。这些祁家人物功名显隐不一、诗作水准有别,然均有佳诗遗世。诗脉一直延续至今,令人惊奇不已。
       除诗歌传家之外,重书法、留下不少书法精品并为当时和后世所宝,也是寿阳祁氏值得一提的文化遗产。祁韵士编有《书史辑要》六卷,祁藻为清代著名书法家。祁世长也有擅书之名,并著有《翰林书法要诀》。
       笔者曾见后人整理印行、流传于清末民初的《祁藻字帖》一册,以及收录了其几种书体作品的小册子《祁藻墨迹选》,虽系零篇散字,难窥全貌,然其丹道之精、法书之美,已足显高妙,令人爱不释手。在诸体之中,祁藻最善行、楷。其楷书结体和运笔,出于颜、柳之间,造型极为端庄,复参以山谷之韵,筋骨具备、遒劲潇洒而又兼涵松雪之圆润,真是精美绝伦、妙不可言。人谓“大书深刻之绝谐”,可谓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