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兼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希思时说:“香港问题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待”。这表明毛泽东生前对香港的回归已有较为具体的考虑。当时陪同在场的邓小平同志牢牢地记住了主席的指示。

      开国之初,四野邓华部之15兵团勒马深圳河,取香港是轻而易举,但却按兵不动,英国人敏感地注意到此举乃“维持香港现状”的暗示,欣喜地感到不能错过这一契机,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英国就决定率先承认,并在《华侨日报》上以大标题刊登“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的内外政策,毛泽东耐心解释:“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和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多次阐述这一特殊方针的重大意义。

     首先,使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惠,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巩固新政权,保卫新制度,营造和平建设的安全环境,故把香港问题放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加以考虑。

       其次,为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争取对外开放,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和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桥粱”。

       再次是考虑到香港是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的了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必须审时度势，避免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凭单纯的革命热情而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所以毛泽东断然决定：待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时“一揽子”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这就说明开国之初暂不收“香港”主要是出于政治及经济而非军事上的战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