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后，一般姓氏书，大都以“平昌安丘”为伏姓望族。而平昌安丘之伏姓与东武伏姓实为同支本家；今诸城之西北，魏晋时属平昌郡，与安丘同属一郡。唐林宝《元和姓纂》卷十介绍伏姓：“平昌安邱：胜（即伏生）七代孙理，高密太守，生凤、湛。湛，后汉大司徒。凤五代孙仪生大鸿胪策，策曾孙滔，晋游击将军；曾孙曼容，齐率更令。”
　　据《后汉书·孝献帝纪》，建安十九年（214）“十一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所谓“灭其族”，也许只是近族，不追究远族；或其时已是乱世，有令难行；或者汉魏人侠义之风不泯，反感曹氏之矫诏乱命，掩护伏氏后人脱逃大难；而东州之地，山海间阻，大泽深谷，不难龙潜虎遁；种种可能，使东武伏氏未尝尽绝，亦未可知。
然而，伏氏与曹操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终曹魏一世，没有入仕者。但在东晋南朝，东州伏氏再度复兴，且异峰突起。
　　伏湛之后，到汉末即传8世。按《元和姓纂》，伏凤是伏湛之兄，自汉末到伏滔生活的晋孝武帝时，中间隔曹魏西晋两代，近150年，伏滔竟然为伏凤八世孙，似无此理。且伏凤、伏策之名，不见它书记载，这个世系更成问题。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九《姓源韵谱》说“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而尤以《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关于伏氏的世系，即可作为一条证据。不过伏滔以后，平昌伏氏的世系，倒是非常清楚。参考《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之伏滔传，《南史》卷七十一之伏曼容传，序次如下：
第一世，伏滔；第二世，伏系之；第三世，伏胤（之）；第四世，伏曼容；第五世，伏暅；第六世，伏挺、伏捶；第七世：伏知命（伏挺子）。
　　伏滔是东晋伏氏最显赫的名士，字玄度，曾为大司马桓温参军，佐其平定寿阳，以功封侯。太元中，拜著作郎，专掌国史，领本州大中正。后迁游击将军，著作如故。卒于官。伏滔以文学著名，有《正淮论》二篇行于当世，又有文集11卷，《大司马寮属名》1卷，近人陈蜚声皆辑而存之。伏滔当时与袁宏齐名---袁氏与伏氏，皆与曹魏有世仇。伏滔之子伏系之，官至光禄大夫，有《伏系之集》，陈蜚声亦有辑本。
　　南朝伏氏最著名的当属伏曼容。伏曼容，字公仪，据《南史》本传，他是“晋著作郎滔之曾孙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如此说来，伏系之与他是祖孙关系。也有人因伏系之、伏胤（之）名字相类，怀疑是兄弟关系甚至直书伏胤之为“伏胤”。其实晋宋人对姓名避讳，还没那么多讲究。王羲之、王献之不也是父子吗？
　　伏曼容早孤，与母兄客居南海。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南朝宋明帝泰始年间（465～471），为骠骑行参军，迁司徒参军，历江宁令，入拜尚书外兵郎。顺帝升明（477～479）末，为辅国长史、南海太守。宋明帝好周易，曾召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伏曼容执经。伏曼容亦善文辞，为南海太守时，至石门作《贪泉铭》。南齐（479~502）初，为通直散骑侍郎。先后官太子步兵校尉、率更令，迁中书侍郎、大司马谘议参军，出为武昌太守。明帝建武（494~497）中，拜中散大夫。梁台建，召拜司徒司马，出任临海太守，卒于官。南朝帝王对儒术兴趣不大，伏曼容仍聚徒讲学，生徒常数十百人。其子伏暅、孙伏挺亦以讲学为事。“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其中以伏曼容经学成就最高,有《周易集林》、《毛诗集解》、《丧服集解》、《论语义》等多种。
　　伏曼容还是南朝伏氏中最博学的人，《南史》本传称他“善音律，射驭、风角、医算，莫不闲了。”
　　读罢《史记》及两《汉书》伏氏传记，再读《晋书》、《梁书》、《南史》中伏氏传记，就会产生这样的观感：家风变了。也许伏滔以后的伏氏，从家谱上还是伏胜一系，但两汉伏氏“清静无竞”的家风，却没随基因遗传。简而言之，两汉东武伏氏倾向于内敛，做事慎重而沉稳，而晋宋之安丘伏氏，倾向于外发，坦率而张扬。从文化取向上，两汉伏氏惟经学是务，晋宋之伏氏则驰骛声华。
　　此风可谓始于伏滔。《世说新语·宠礼》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晋孝武帝在西堂会见群臣，伏滔也在座。他回到家后，一下车子就把儿子叫来，对他说：“举行上百人的盛会，天子一落座，还来不及说别的话，就先问：‘伏滔在哪里？在这里吗？’这种荣誉本来是不容易得到的。做父亲的能达到这样，你看怎么样？”激动、率真之情，可见一斑，当然其中亦不无虚荣炫耀之心。《晋书》“伏滔本传”于其事迹叙述甚为简略，竟也记载了这则轶事。
　　在南朝，伏氏家风每况愈下。梁武帝（502～549）时，黄门侍郎伏暅因争功请爵，为人所劾；他的儿子，被任昉称为“日下无双”的南台书侍御史伏挺，因事纳贿被劾，惧罪变服出家，竟当了和尚！伏挺的儿子伏知命，因父亲宦途不顺，怨恨朝廷，后来竟然随侯景叛军篡位，官至中书舍人，权倾内外。可惜侯景兵败后，伏知命也被下狱囚禁至死，是结局最不光彩的一个。
　　东武、安丘的伏氏，南朝以后，基本就寂寞无闻。但到清代后期，忽然人们对伏胜之学变得非常热心，并对伏氏宗族，也异常的感兴趣。
　　伏生弟子张生、欧阳生等人记载伏生关于《尚书》言论、由郑玄作注的《尚书大传》，自宋代理学盛行，土苴汉学，便散失亡佚。但从清代中期开始，很多学者热衷对此书的辑佚，有数十家之多，孙之騄、卢见曾、卢文弨、董丰垣、孔广林、任兆麟、陈寿祺、王谟辑、樊廷绪、孙志祖、姚东升、袁钧、黄奭、皮锡瑞、王闿运等辑为较著者。
　　由对伏生学术的关心，到对伏氏家族的关注，这在传统的宗法社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康熙三十五年（1696），邹平知县一自称是伏胜六十一世孙、伏湛五十三世孙的伏永芳为伏胜奉祀生，乾隆十一年（1746）选伏湛五十四世孙伏绍先为奉祀生，其子伏中兴继之。嘉庆元年（1796），山东巡抚、学政访察伏氏后裔，欲立五经博士，因伏中兴年老，举荐其侄孙、伏湛五十七世孙伏继祖。嘉庆十年（1805）十二月，时年17岁的伏继祖被恩准为五经博士。伏氏五经博士，是中国封建社会所设立的最后一个先圣先贤的五经博士世职。
　　清儒崇奉伏生、郑玄，自有其深远的文化背景。通观清代三百年学术，给人以比较清晰的层次感。正如梁启超所说，清代学术其实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学术，来了一次“倒卷帘”。从时间顺序上，由明末王阳明之学，进于宋儒程朱理学；由程朱理学，进于东汉许、郑注疏考证；由许郑之学，进于西汉董、伏（董仲舒曾为胶西相，与潍水经学也有关系）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从价值取向上，是由虚到实，由主观而客观。晚清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转变，还有一个潜在的指向，那就是社会变革。古文经学倾向于维持既有秩序，今文经学的精髓则是变法改制。西汉伏、董的今文经学，导致了汉武帝太初改制；晚清的今文经学，则一定程度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如果没有今文经学鼓吹新周改制，20世纪的中国人会不会那样容易甚至轻率的接受“革命”的概念，还是个问题。如果说汉文帝立伏氏学为五经博士时，是中国经学的红日东升；清代嘉庆年间所置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五经博士伏继祖，就已是两千年经学的落日夕照，或者是中华文明的又一次涅槃。
　　　　　　　　　　　　　　　　　　　 （作者系潍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