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永健，日照县入清后第12任县令，正史与传说中毁誉参半。在《日照县志》、《胶州志》、《宁海州志》中，乃一重教惜才、忧国忧民的清官。在其老家《江苏省盐城市成氏源流》中，又是“才思横溢”的“十一世祖”。

　　　先看“日照县令”成永健。

　　据清光绪版《日照县志》记，成永健任日照县令是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离任是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在任14年。

　　客观而言，成永健初至日照，“第一印象”并不佳，故如此《初至海曲遣怀》：

　　歧途历尽复何论，海曲山深到郭门。

　　百道横流千仞壑，万株松下几家村。

来源：山东日照《黄海晨刊》

　　凋残市井初惊眼，冷落炊烟欲断魂。

　　自是劫根消不得，夜来犹自把清尊。

　　虽然如此，成永健仍竭力“造福一方”。

　　治贫，先治愚！成永健非常“重教”，一上任即重修“学宫”，并亲作《重修学宫记》自省：

　　学宫者，国家根本地也。学不修则本不立，政不行，而民不治。往海曲学治在城内东南隅，规模颇隘。既于东关外廓地作宫，左海右河，面奎山而枕三柱，以故人才蒸蒸蔚起，为齐鲁最。比来，学圮不治，健初至谒宫，愀然者久……嗟乎，天下事之关乎政教国家者，孰有大于学宫乎哉？而顾漠置坐废，有司之罪也……呜乎，政教之弊也久矣……

　　但具体成永健置“六一书院”的年代，说法不一。清光绪版《日照县志》载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994年版《日照市志》记“(清)康熙五十一年，知县成永健于县治东北新置‘六一书院’”。而民国《山东通志》中所记载的书院———“日照：状元书院，金状元张行简建。奎山书院，明嘉靖知县冯舜田建。六一书院，康熙六十一年成永健建。奎峰书院，道光十八年知县周瑞图建”。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尽管始建时间尚待考证，但邑人一直铭记着成永健的功德。故在160年后，清光绪十二版(公元1886年)《日照县志卷·五·秩官志》记：

　　(成永健)盐城进士，五十一年任，严惩游惰，兴起学校，亲课甲乙，文风丕变，科目日增，有德政，碑在洪陵集。

　　282年后再修的《日照市志》(公元1994年版)的“大事记”仍记：

　　成永健“严惩游惰，兴起学校，亲课甲乙。文风丕变，科目日增”。甲辰科乡试时丁士群、牟朝型、丁法曾、牟蕴秀、李在峦、丁士可、卜宁一、丁步曾等8人中举，副榜1人，号称“八个半举人”。此为日照封建教育极盛时期。

　　自秦玑于清顺治二年乙酉科(公元1645年)中举至此(公元1724年)的79年间，日照县“文举”仅39人。

　　在“八个半举人”中，丁、牟、李家此时已跻身照邑名门，“卜”家却由寒门一跃而入望族，从此与众不同。

　　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卜宁一“进士及第”己未科二甲七十二名。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其子卜祚光再“进士及第”，父子先后皆出任潼南兵备道，政绩显著。

　　民间相传，卜宁一幼时家贫，沿街卖火子为生。一日正遇县令问案，避在大堂外看热闹。县官退堂时猛一抬头，见奎山“一峰独立，拔地而起，势如笔架”，不禁诗兴大发———

　　奎山如笔架，

　　卜宁一脱口和出：

　　东海似砚池。

　　县令大惊，诚乃“孺子可教”，资助其开读“人之初”。

　　因笔者未缘拜读卜氏家谱，不知这是否属实，故不敢妄推此与“成永健”的因果。但可为旁证的是成永健对“海曲三君子”之一秦露的大力资助。

　　清光绪版《日照县志》载：

　　秦露：字昆雪，诸生，自少厌俗学，旁及象纬术，数务为轮，囷离奇之文。未冠，应童子试，县令成永健首拔之，顾数奇久。困居常论天下事，慷慨悲歌，为诗古，文沈博郁丽，自成一家言。成怜其贫，延为义学，师厚其贽，固辞。

　　1996年，海峡那边的秦氏十七世秦裕馨先生在《秦氏家世事略追述》中还记：

　　八世祖讳骥占公字德重，始迁居上元村(涛雒镇)，生九世祖六人，其中五九世祖讳露公字昆雪号东庐，增生，天赋奇才，未冠应童子试，县令成永健首拔之……

　　好人，好官，未必好运！

　　清初，适逢康乾盛世，官员任职回避非常严格，据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治亭先生在《清朝官员任职回避》中记：

　　自顺治始，即总督、巡抚以下，均回避在本省任职。简言之，就是易地为官。康熙时，易地为官，应与本人籍贯相去500里以外，而不出500里者，均应回避，直到去职(罢免、退休)，甚至死前，都不可能回原籍，所谓“宦游”，即一直在外“漂泊”……此外，清朝官员调动极为频繁。有的虽然一生都在北京当京官，但在一个部门任职的时间很短，多则三两年，少则几个月甚至几天，在中央各部院、科道几乎干了一遍。有的在中央干了一段，又派到地方，过了几年，再调回京师。至于地方官，调动之频繁，真到了朝至而夕调的程度。这样做，实则也是一种回避。

　　在此“大环境”中，成永健在“日照县令”椅子上一坐14年，这一方面给予其充分的“造福一方”的机遇，可另一方面，“宦游”人生，有几个14年！

　　这，还是以成永健之《海曲》为证：

　　我家沧海隅，作吏复海曲。

　　南北多异轨，溟波亦殊俗。

　　年华去鼎鼎，尘坱事鹿鹿。

　　抚镜颜已凋，束带营斗粟。

　　战栗本生平，悽恻念茆屋。

　　举世艰所投，矢怀在无欲。

　　秋风树梢吹，倒尊醉醽醁。

　　听话听音！成永健之“德”，成永健之“困”，即在“作吏”而不是“作官”海曲。当然，后世视之，这是日照之幸！【2】

　　次言“兼理胶州”成永健。“胶州政府网站”这样记着：

　　成永健，盐城人。清甲戌(公元1694年)进士，康熙五十八年以日照令兼理胶州。时胶水泛溢，王台一带大灾，继以荒歉，民不聊生。成永健赋《王台行》以状其况：

　　王台村边妇夜哭，夫死路隅女已鬻。

　　女闻走哭枕父尸，哀鹄啼猿听不得。

　　行人凄恻各泪垂，霾雾冷风暗山谷。

　　对此酸心复蜷跼，何人袖手空缩朒？

　　使君羸马泥鹿鹿，倒橐典衣女为赎。

　　沟壑难回既死魂，尸素空縻大府禄。

　　吁嗟豪华厌粱肉，管弦夜饮犹不足。

　　成永健亲赴省城为民请命，得帑金二千两，按照户头人数分发支给。又劝说富室，出粟煮粥，接济饥民，数千人赖以存活。离任时，胶州、王台一带百姓倾城相送。

　　诗言志，文心声。让我们再拜读成永健“兼理胶州”时的《沽河行》：

　　沽河岸上春树枯，河荣社里春草无。

　　树皮作食草根尽，青春惨淡昏鸦呼。

　　去年河涨蛟鳄吼，家家庐舍十去九。

　　积骸抛弃莽成丘，孤独游离寒露肘。

　　何人宴饮还旄醄，城狐肆毒犹纷嚣。

　　郝然震电明秋毫，芜秽迅扫天风高。

　　天高剥极数不返，仓皇补救事已晚。

　　蛟背忽复当丘山，驽力不惜下长阪。

　　长阪直下沽河隈，沙风涛起声宣虺。

　　河荣河荣亦奈何，吞声相向心徒哀。

　　恰如“安史之乱”后的杜甫，成永健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写下这一行行血泪文字，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真实而艺术地记录下来，不仅让我们看到“盛世”之下“草民”的苦难，也看到诗人痛苦思索的历程和内心尖锐的矛盾，这无需更多诠释，那字里行间即让人痛断肝肠、潸然泪下。年少时读杜甫的“三吏”、“三别”，总觉得离自己那么遥远，今日方知什么叫“史诗”！

　　在言及杜甫的“三吏”、“三别”时，著名评论家刘小枫曾说：

　　苦难记忆证明历史是负疚的、有罪的，而杜甫正是这苦难记忆的见证人，他在无力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时，用自己的双手记录下了历史的罪恶。

　　笔者拙笔笨脑，借此敬送成永健！

　　有清一朝，“文字狱”大兴，即使“康乾盛世”也不例外，成永健身为朝廷命官，敢叙盛世之苦、下千秋之泪，这不但要有“才气”，更需要“勇气”。换个视角，这同时即注定了成永健的“官运”！

　　人以群分！成永健在“兼理胶州”时，曾推荐至友“扬州八怪之一”的胶州人高凤翰参与《山东盐业志》的编撰。高凤翰却写出了描写盐农悲惨生活的长诗《苦灶行》，其序中自题：

　　余家近海门，籍列灶户，荒村穷黎，以盐为多，睹徒役之苦作，悼里胥之摧坷，整焉伤心，作诗以造司鹾政者。

　　诗曰：

　　……

　　饥肠霍霍日晌午，尚待城中换米钱。

　　得盐尽入豪贾手，终年空作牛马走

　　……

　　天昏万里叫不开，直欲抱石投东海

　　……

　　成永健、高凤翰无疑是对的，但又是不对的，其悲苦是注定的，他们的心是悲天悯人的，情是至真至纯的，其孤独的身影和沉重的叹息穿过历史的天空，久久留在了人们的脑海，启迪着后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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