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男，汉族，1935年6月生，湖南湘乡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民建成员，1951年参加工作，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国际金融论坛（IFF）主席、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南开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化工系统工程、软科学及管理科学，近年来致力于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努力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已出版独著的专著7部，作为主编及第一作者的专著18部，在有关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近300篇。

个人履历

　　1951年至1952年广州南方大学工人学院学习政治理论，后任广东省总工会组织部科员，广州珠江区“五反”指挥部民船业分队长。1952年至1956年华南工学院无机专业、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专业学习。 　　1956年至1958年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技术员。1958年至1973年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天津化工研究院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1973年至1981年石化部石油化工科研院技术员、化工部科研总院（科技局）化工一处、无机化工处工程师。1981年至1984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4年至1988年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师、总工程师。1988年至1993年化工部科研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1993年至1994年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兼科研总院总工程师。1994年至1997年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民建中央主席（1996年12月）。 　　1997年至1998年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4年12月再次当选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增选为常务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八届、九届理事长。国际金融论坛（IFF）主席、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

重要经历

自强不息图报国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北平的一个报人之家，其父成舍我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报人，他创办了《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多份报纸。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日本占领整个东北，侵占全中国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因此，成舍我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作为一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著名报人，成舍我对爱子的成长起到言传身教的重要示范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岁的成思危随全家辗转至香港。并在此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懂得国家大义的成思危报国之心日益高涨。1951年7月，16岁的他瞒着父亲，带着简单的行装，孑然一身踏上了他自强不息的人生路程。1956年，他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化工专业毕业时，获得成绩优秀奖状和奖金，并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60年，年仅25岁的成思危就担任了研究室的副主任，主持研究工作。当时，广泛应用于核能、火箭、冶金、农业、医药等领域的化学元素硼和硼化物被西方国家列入对新中国的禁运名单。刚刚进入科技领域的成思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潜心于对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之中。他先后进行硼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主持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等科研项目，还指导了汽车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翻译和写作了多部相关专著。在此20多年的时间里，成思危成为了我国硼砂工业的科研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我国化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1年，在化工界已经小有名气的在成思危做出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重大抉择，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管理学。成思危认为，中国的科技固然落后，但管理更加落后，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在美国成思危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先进的经济理论，留学第一年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并赢得美国经济研究及教育基金会奖学金，两年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4年学成归国后，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成思危先后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化工部副部长等要职。其间，他做了大量的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学术报告和讲座，向国人推介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以管理科学学者的身份活跃在刚刚起步的中国软科学的研究领域里。 　　1995年，已近60岁的成思危本想退休以后去教书，但在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动员下参加了民建；1996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97年，他成为第四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此迎来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领域。

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早在美国学习期间，成思危就对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美国风险投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认识到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化的重要作用。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一号提案”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的热潮。有关风险投资的研讨会频频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都安排了关于风险投资的重点研究项目，还提出了很多对风险投资的立法、管理、金融支持等方面的建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率先宣布了推进风险投资的政策和措施，一些国内高科技企业开始纷纷寻求风险投资的支持。2000年4月，民建中央更是发起组建了由民建会员企业家参股、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国风险投资公司。之后，各地风险投资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截至2001年底，全国机构已达246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投资总量猛增至405.26亿元，北京、上海、深圳三大风险投资”基地”也鼎足而立。在风险投资在我国方兴未艾之际，成思危意识到，风险投资在中国还是年轻的事业，需要从理论、实务、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为此，他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著书立说，自著和主编了大量书籍，写了为数众多的论文，研究和探索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路径。成思危指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应实行三步走战略：首先是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咨询与服务管理；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及管理办法，从国内外吸收资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于此同时，成思危强调，风险投资的重点领域应当是高技术领域，支持的重点阶段应是创业阶段。2003年，在成思危的积极倡导下，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正式成立，从而建立起国内风险投资领域政策制定者与实务界沟通的重要桥梁。2004年6月，深圳中小企业板正式开盘，迈出了“三步走”战略中其中一步。成思危强调，中国风险投资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培养自己的风险投资家，从培养项目经理入手。由此，风险投资在中国才真正开始引起政府和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数据显示，截止2006年，中国创业投资机构累计投资项目4592，其中属于高技术企业的投资项目达到了2601项，占项目总数的57%，累计的投资额达到了410亿元，其中向高新企业投资的占215.9亿元，约占总投资的53%。由于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但面对这样的荣誉，成思危却谦虚的表示，自己只是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

股海风云慰今生

　　成思危一直关注着中国股市的发展。2001年，“股市泡沫论”、“推倒重来说”大行其道，停止国有股减持也不能让市场走出困境。在此人心惶惶之际，成思危肯定了中国股市发展的成绩。他指出，股市本身是虚拟经济，本来就存在泡沫，泡沫的膨胀和破灭造就了股市的波动，但从长远看，总是在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成思危进一步解释：“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调整期，股市的发展思路就是应当向股市的基础作用回归，要让股市恢复本色。” 　　作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推动创业板的建立原本应该最为积极，但成思危一再强调推出创业板要等到时机成熟。他说，风险投资不是一个简单的给钱，而是跟创新者共同去创业，因此不能将风险转嫁给广大公众投资者。成思危警示，创业板建立，风险投资企业将一拥而上，不排除某些公司在创业初期通过包装上市圈钱的可能，在相关立法不规范的时候推出将后患无穷。虽然反对急于求成，但成思危并没有因噎废食。2002年，成思危在深交所调研之后，提出了创业板小“三步走”的建议：第一步是把发审委已经通过的小盘股集中起来开辟一个中小企业板块；第二步是适当降低条件，逐步扩大这个板块；第三步是条件成熟时建立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创业板；2007年，针对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成思危认为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步，中国涌现出不少有价值、高成长性的创业企业，建立创业板市场的条件已经具备；2008年，成思危再次指出，中国风险投资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提供一种直接投资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激发创新活力，实现高技术的产业化；2009年3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了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酝酿十年之久的创业板终于修成正果。成思危表示，中国经济的跨越式飞跃，使得资本市场也日益成熟，基础制度建设取得不少进步。创业板的推出，是适应市场形势变化和市场发展要求，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高科技、高成长创新企业的“助推器”功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建设好创业板市场，对于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成长，推动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些年来自己在推动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成思危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既积极又稳妥的促进者。他说：“我始终抱着这样的理念，对于中国股市的发展和风险投资事业，一方面要有信心的推进；另一方面要非常慎重地决策，防止一些人钻空子，侵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如今，年逾古稀的成思危以“小车不倒直管推”的忘我精神，继续活跃在中国金融领域，用他渊博的学识和理性的思维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这位自称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和审慎的乐观主义者”的老人，将自己一生的才华献给了中国的发展大计。

关注中国经济，政府调控

　　成思危：政府调控的目标不应该使房价大降 　　9月20日，经济学家成思危对媒体表示，房价不会大降，政府调控的目标不应该使房价大降，因为大降会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定。成思危还肯定了“一线城市房价里存在泡沫的事实”。他认为一线城市的房价会略有下降，最多不超过25%。成思危的发言，迎合者很多，金九银十，房价再度“嚣张”，刚性需求者对二次调控有点“望眼欲穿”了。[1]

 出版著作

　　1）《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第一集）出版于2001年 　　2）《成思危论金融改革》出版于2006年底 　　3）《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第二集）出版于2008年3月 　　4）《成思危论风险投资》出版于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