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冲霄（1917～1991），河北永年县人。早年读过私塾、完小，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后编入八路军，当文书，同年加入中共，后入129师参谋训练队学习。历任班长、排长、太行军区五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连长、作战股股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队十六旅营长，参加了上党、平汉、陇海、定陶、滑县、汤阴、襄樊、淮海、渡江、解放重庆等战役战斗。1949年2月起任12军34师101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1951年赴朝参战，任志愿军12军101团团长、军作训处处长。参加了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东海岸设防，在金城防御战中，带101团坚守618高地激战54昼夜，打掉韩国军一个王牌师，歼敌3900多人，1954年4月回国，去长春组建坦克部队。1955年8月入南京军事学院合成军队指挥系学习。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59年军事学院毕业，回12军工作任师参谋长、31师副师长，1964年8月任步兵第31师师长，晋升为大校。后任副军长、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文革中兼蚌埠市市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1970年12月当选中共蚌埠市委常委、第一书记，1971年1月任第12军军政委，当选中共安徽省委常委，1978年5月任第12野军军长，1981年任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8月任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后任军区正军职顾问。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1991年9月13日在合肥逝世，终年74岁。 一生严于律已、廉洁奉公。

【成亚平自述家书】

我的父亲成冲霄（1917——1991），河北省永年县人，1938年5月参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曾任第12野战军政委、军长，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等职。父亲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军人，他严肃、内向，一丝不苟，既有军人的威严又不失其儒雅。从小到大，我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成年累月他不是下部队就是去农场，不是看地形就是去演习场……，总之，在我儿时的印象里，父亲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匆匆而去的“背影”。1991年9月，父亲在经历了六年之久的病痛折磨以后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意外的发现了父亲于战争年代写给母亲刘时芬的十几封战地家书。信中描述了百万雄师过长江，千里追击国民党残匪，解放江南苏、浙、皖三省，千军万马挺进大西南，解放重庆以及抗美援朝参加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等的战斗经历。这些珍贵的书信距今已近60年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以及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的战史和军史，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战争年代一个军人家庭的情感世界。写上面第一封信时，父亲任第二野战军12军34师101团参谋长。12军是刘邓大军的一支劲旅，它的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1948年5月改番号为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在解放战争中它作为二野的主力，首战上党，三出陇海，横跨黄河，转战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逐鹿中原，打了不少硬仗、恶仗。据载，在国民党国防部的档案中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刘伯承匪部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下辖三个旅：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该纵，长于攻坚，指挥及纪律均佳，匪称之为主力纵队。”六纵司令员王近山伯伯是一员虎将，特别善于打硬仗、恶仗，被誉为二野的“朱可夫”。他手下的三位旅长：李德生、尤太忠、肖永银叔叔也都个个能征善战，有勇有谋。尤其是16旅旅长尤太忠叔叔是父亲多年的老上级，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嘉陵江到鸭绿江，父亲一直是尤叔叔的部下。从小到大，从父母亲和他们的战友口中，我无数次听到“尤师长”这个称呼。他的长女尤兢长我几岁，为人低调、平和，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谊。1949年1月，父亲所在的部队刚刚打完淮海战役，正在安徽蒙城地区休整。2月初，中原野战军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父亲所在的六纵改番号为12军，隶属第三兵团。2月下旬，12军正式接到渡江作战的命令，负责安庆以东地区的渡江任务。3月初全军由蒙城出发，以三天的行程转移至安徽寿县、凤台等地待命。此间，父亲于3月16日曾给母亲写了一信，在信中父亲这样写道：“我们由蒙城已转移到风台休整，预计于最近将要南进，再通信可能到达江南以后了。”而此时，我母亲则跟大多数女同志一起，带着我2岁的姐姐拂晓随二野女子大学转移到河南洛阳以东的巩县孝义镇。此次父母于蒙城分别，直到一年以后的1950年春天才在大西南的重庆团聚。4月初，12军奉命挥师南下，由寿县、凤台开赴安庆以东的枞阳、石矶口等地。四月的江南正是春雨绵绵的季节，对于绝大多数是北方人的12军将士们来说，既不懂水性，又不熟悉地形，要在短短的二个星期之内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任务复杂而艰巨。针对部队中出现的畏难情绪，军长王近山严厉地告诫部下：“12军在太行山起家，在陆地上可以逞英雄，现在面对滚滚长江，难道我们能被吓倒吗？”他要求全军指战员立即开展水上练兵，尽快的从“旱鸭子”变成“水上蛟龙”。父亲这个从太行山走出来的“旱鸭子”就是那个时候学会了游泳，并且技术很不错，蛙泳、仰泳都能游。记得80年代我和父母在北戴河疗养时，父亲已60多岁了，在海里还能游上一、两个小时。渡江的关键，一是水手，二是船只。为了迅速地收集渡江所需要的船只，军、师、团各级组成了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为首的船舶管理委员会。我父亲和团长李民叔叔、政委臧克力叔叔、政治部主任左三星叔叔四处走村串户，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告诉他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动员老乡们献出船只支援部队过江。从4月21日至4月22日，全军将士胜利渡过长江，并于2天之内迅速解放了沿江纵深30公里以内的大小城镇和国民党的老巢——南京。父亲所在的12军渡江以后，不顾疲劳，立即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千里追击国民党残匪的战斗。部队沿贵池、徽州、淳安、建德、金华、永康、缙云、丽水一线，翻山涉水，昼夜兼程，以日行120—130里的速度，连续行军20多天，所以父亲说：“走的路比千里跃进大别山还远。”由于父亲的部队基本上都是北方人，初到南方，潮湿、闷热，又正值梅雨季节，加上水土不服，许多人都患了疟疾、痢疾，父亲当时也病倒了，腿部长了一个大疖子，长途行军很痛苦，但他一天没休息，一直坚持到目的地。父亲作为男子汉大丈夫，在信上从来是只报喜不报忧，所以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并没提生病的事，而是说过江以后，身体比以前还好，让母亲放心。父亲虽然身为军人，又处在南征北战的动荡环境中，但父亲非常关心姐姐的成长，每封信里都要提到姐姐，让母亲一定要好好地爱护她，教育她。他给我姐姐取名“ 拂晓”，意喻天快亮了，中国革命就要胜利了。并且每封信里都要让母亲给他寄张姐姐的照片，由此可见，作为军人的父亲是非常喜欢孩子的。多年以后，姐姐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和父亲相处的日子是十分让我怀念的。虽然他作为一名军人不善于表达感情，也没有多少儿女情长，但从他细微的关怀中，我深深地感到父亲是十分爱我们的，只不过他对我们的爱是内在的、深沉的。”就6月2日的这封信寄出不久，父亲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进军西南的命令。于6月底奉命北移，7月11日到达南京附近的溧水，在此整训待命，为进军西南作战前准备。7月26日，二野三兵团在南京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向大西南进军的任务。刘伯承司令员亲临会场，作了进军大西南的动员报告。他风趣地问在座的数百名团以上干部，“同志们可听说过蒋介石有三怕？一怕我军入关，二怕我军渡江，三怕我军进军西南。眼下，我四野已入了关，二野、三野也渡了江，一野、二野、四野又要向大西南进军了，我看这下子蒋介石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刘伯承风趣幽默的语言引得台下一片笑声。“南京会议”以后，部队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战前思想动员，针对战士们大多数是北方人，对去大西南存有顾虑，各级领导着重宣传了大西南是“天府之国”，那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和能源基地。并号召广大指战员作好长期入川的思想准备，不仅要解放大西南，而且要建设大西南，所以父亲8月3 日从溧水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现我们在思想上及工作上要准备向西南进军，这也是最后去完成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彻底歼灭，想我们的会面可能于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来团聚了。”8月中旬，父亲所在的12军奉命隐蔽地向鄂西集结，全军从南京浦口乘火车，经津浦、陇海、平汉路，三天三夜到达湖北孝感。下车后又徒步行军20多天，于9 月中旬到达湖北沙市、宜都、枝江等地。9月下旬，在沙市召开了12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统一了思想，为即将进军大西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0月24日，新中国诞生24天以后，12军奉命自鄂西出发，向湘川黔进军，在行军途中的车上，父亲又匆匆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即上面的第二封信。父亲在这封信的末尾没有注明日期，只写个“即”字，并在边上附言“这封信是在乘车上写的”，而且用的纸也是从笔记本上随手撕下来的，由此可推断这封信应该是写于10月底向川黔挺进的途中。进军大西南比起渡江战役、千里追击国民党残匪无疑是一场更为艰苦，更为困难的战斗。因为自古以来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尤其是部队由湘西进入贵州以后，绵延数百公里的山脉、道路崎岖，坡高路陡，加上已进入11月，阴雨绵绵，寒气袭人，干部战士整天穿着湿漉漉的衣服，顶风冒雪、风雨兼程，行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由于川贵山区人烟稀少，后勤供应难以跟上，广大指战员经常吃不上饭，面临饥饿和寒冷的双重考验。但全军指战员丝毫未被这点困难吓倒，他们在“高山挡不住英雄，雨雪难不住好汉”的歌声中，昼夜疾行二百里，抢渡乌江天险，断敌退路，将敌人的“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于11月27日和友邻部队一起歼灭了宋希濂集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的一部共3万余人，解放了川东广大地区。接着乘胜出击，和11军、47军，分三路包围重庆，于11月30日解放了西南重镇重庆。据说：当12军先头部队进入重庆时，蒋介石父子刚刚乘“中美”号专机离开重庆，而尾随他的两架敌机正在发动，被我军战士用机枪击掉了引擎，未能起飞，只得乖乖地投降。此役，12军连续行军作战40余天，行程3千8百多里，消灭敌人1万4千余人，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重庆解放以后，父亲所在的101团和其他师的两个团奉命担负重庆警备任务，其余的部队立即西进，参加成都战役，会同友邻部队，围剿胡宗南集团。1950年3月，母亲带着姐姐随二野女大三分校辗转二十余天，经武汉乘船来到解放后的重庆，一家三口经过多年战争的离别，终于团聚了。父母和姐姐在重庆团聚不久，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12月初的一个傍晚，父亲让警卫员节文兴叔叔把姐姐从幼儿园提前接回家，和母亲一起去照了张相。母亲虽然当时并不知道父亲马上就要出川参战，但预感到又要离别了。果然12月21日，12军奉命离川北上，开赴华北某地待命，于1951年 3月赴朝参战。母亲此时由于即将临产，不能随军赴朝，只能留守重庆。1951年1月，我哥哥出生了，父亲给他取名为西南，以纪念这段难忘的解放大西南的战斗经历。此次重庆一别，一家人又天各一方，分离的时间更长。1952年底母亲赴朝参战，而我5岁的姐姐一人在河北邢台市志愿军第一育才小学。哥哥西南则回到河北老家，直到1954年4月三年多后，哥哥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1951年赴朝参战时已担任101团团长，在朝鲜参加了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东海岸设防，指挥部队打了许多胜仗。尤其是在金城防御战中，父亲带领101团坚守618高地激战54昼夜，打掉李承晚的一个王牌师，歼灭敌人3900多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父亲的一生正像他的名字一样：“气冲霄汉”。他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我军的现代化建设，终身实践着他1938年入党时的誓言。最近，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为我手书一幅纪念父亲的书法作品，其中写道：“忠诚革命事业，无私奉献一生”，向伯伯的题词是对父亲50多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值得欣慰的是，我年已八旬的母亲至今仍然很健康。这十几年来她每日粗茶淡饭、布衣简装、写诗作画、种菜养花，她把对父亲的思念化作了一篇篇文字，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十余万字的回忆录。“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目前我正在利用工作之余为母亲整理回忆录，争取在2007年9月父亲诞辰90周年之际出版，将它作为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献给父亲。这封家书及详细故事已收入民间家书第二辑《红色家书》（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可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