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以”字辈见证的是一个古老而动荡的国度逐渐向现代化走近，“于”字辈的经历，则更多的是中国走近泥淖，以及后来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缩影。　　　　
　　撰稿·王倩(记者)

　　2006年1月，美国多家报纸报道了一条不起眼的消息，“英特尔科学天才奖”给予了美国米慎圣荷西高中17岁的学生茅尚程1000美元的奖学金，以奖励这个华裔学生从动物粪便中提取能量并转换成天然气的发明。半年后他被哈佛大学重奖录取，主攻胚体细胞研究，2007年他又获得了哈佛海克·史梅斯奖学金。

　　很多报道都在关注这位华裔学生的家庭:茅尚程的父母来自中国大陆，父亲茅为友是1980年的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在加大伯克利分校获得工程博士学位，母亲茅为洵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是茅为友家族的远亲。海外的记者们可能不知道，茅尚程不过是百年茅家一个继承家学传统的年轻后生。他的前辈里，有大名鼎鼎的茅以升和茅于轼。

 

　　定居法国的传媒人士茅青，今年4月出版了家族传记《我们家的人和事》，第一次把这个科技工程世家的往事公诸大众。经济学家茅于轼，是中国最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弟弟的儿子，茅尚程是茅以升哥哥的曾孙；茅以升的女儿茅于燕是著名心理学家，被誉为“中国弱智儿童之母”……

　　为家人著书立传是茅青的母亲茅于兰(茅于轼的妹妹)的心愿，她是这个家族里少有的文人，做过记者，当过大学老师。在接受周刊越洋连线采访时，茅青说:“茅家是个大家族，亲戚之间来往很多，很多人都对社会做出贡献，我母亲很想把这些亲戚的故事写出来。”起先茅青为母亲搜集过资料，后来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采访亲友和写书的重任就交到了茅青手中，“我们这几代人的经历见证了一百五十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梦所做的努力、遭遇的挫折和走过的弯路。”

　　一夫二妻的痛苦

　　这个家族中最声名显赫的人是桥梁专家茅以升(1896－1989)。他做过这样一番自我评价，“自1919年12月我归国为社会服务，在几十年的征程中，我所做的工作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工程”。钱塘江大桥与茅以升的名字紧紧相连，有关话题多次出现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上。而名人茅以升的晚年生活，尤其是因情感纠葛而遭受子女误解，还是在茅青的这本书里首次被披露。

　　茅青从小住在外公外婆家，茅以升是外公的哥哥，哥俩来往密切，两家的走动也非常多。书中叙述的，有些是茅青亲眼所见，有些是听茅以升的子女们所说，有些则是茅以升自己所写。茅以升在76岁时为四年前去世的亡妻戴传蕙写下了《蕙君年谱》一书，书中叙述了两人相濡以沫五十四年的生活。

　　茅与戴的婚姻是在茅以升17岁那年由父母做主定下的，戴传蕙年长一岁，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诗书之家，其三婶是茅以升的姨妈。订婚一年后两人正式结婚，婚后茅以升回到唐山路矿学校读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戴传蕙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南京婆家过着大家庭生活，一家十几口人同住一屋檐下。

　　1919年茅以升学成归国后与妻子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固然美满，但也充满动荡，戴传蕙跟着四处教书的丈夫搬了无数次的家。1921年到1935年期间他们从南方到北方搬了八次家，到1949年时他们全家搬家高达三十余次。四海飘零的不安定将妻子的能量消耗殆尽，茅以升写过:“最大损失更是蕙君的健康。每到一处，都要重启炉灶，安排子女上学，适应当地生活。所费心血可知。妻子病根潜伏，愈压愈深……”

　　戴传蕙的“病根”其实起于茅以升事业上一次刻骨铭心的打击。1930年原本要去南京教书的他，受朋友之邀担任镇江水利局长时，淮河洪水堤坝溃决，茅以升因此被撤职，为丈夫日夜担心的戴传蕙患上了忧郁症，每受惊吓就会发病。

　　茅以升在事业上最辉煌的时刻——建造钱塘江大桥期间，成了妻子病情最严重的时刻。1933年茅以升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身体虚弱的戴传蕙不断在看着中西医生，她满心以为小家庭可以长治久安了。此时茅以升受邀去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他很兴奋，戴传蕙也为丈夫高兴。到了杭州才发现造桥的困难并不小，戴传蕙怕丈夫又像当年那样遇到麻烦，心焦如焚，彻夜不眠，话语不清，举止反常，精神上也出现了错乱。

　　戴传蕙常常自言自语，大桥不会修成的，即使修成将来也不会善终。真是被她不幸而言中了，1937年11月上海战事爆发，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过江避难，此前防止敌军袭击而一直没有开通的钱塘江大桥开放了，人们在桥面上行走，而桥墩里正藏着炸桥所需的炸药。12月23日，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断，蒋介石希望借此拖住日军进攻的步伐。1946年抗战结束后，茅以升接到了修复大桥的命令，1953年大桥全面通车。

　　晚年的茅以升说过亲手炸桥时的心情，“就如同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一般”，而那段日子发生的一切对于戴传蕙心底造成的阴影究竟有多大呢？建国后大桥建好，戴传蕙的忧郁症自然而愈，再也没有复发过。

　　在戴传蕙心目中，丈夫为人正直，对自己从无二心，夫妻关系始终和谐美满。她绝对没有料到，因为怕自己再受刺激，后来茅以升会一直瞒着自己一件大事，对一个居家女人来说可能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1946年茅以升在上海工作，妻子在南京老家而且常年多病，两人处于两地分居状态时，他认识并娶了外室——出身于贫困家庭的20岁出头的权桂云，两人还生了一个女儿茅玉麟。

因为隐瞒而一直相安无事，但是1950年中国掀起了“忠诚老实运动”，茅以升被迫向组织交代了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娶了外室的情况)，同时也不得不向妻子坦白。他自己形容当时的状态，“妻子听了顿时变色，一语不发”。戴传蕙从未想过丈夫娶二房，她沉默了。从此在后辈眼里，这个老人总是眉头紧锁着，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文革”开始不久，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的茅以升已经受过了几次批斗，戴传蕙因为多次惊吓而忽然离世。

　　权桂云和女儿搬到了茅家，料理家务，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二十年来她第一次和茅以升在一起生活，十几岁的女儿也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常的家庭。茅青和两位夫人都有过接触，“两位夫人我都认识，叔公的原配夫人戴传蕙，我叫“二奶奶”(茅以升在家族同辈里排行第二)，1967年就去世了。后来的夫人1968年开始同茅以升居住，但在1975年也去世了，年仅50岁。”

　　有人谅解了老人，但有人始终没有原谅。因为父亲赴美求学，长子茅于越出生后一直由母亲带大，1949年之前他就去了瑞士联合国机构工作，长期居留国外。1972年海外华侨可以回国探亲时，于越曾带着妻子和女儿回来过。但他始终不肯接受权桂云，住在友谊宾馆里，没有走进过父亲的家。他甚至疏远了自己的妹妹茅于燕，因为她没有加入批判父亲的行列。

　　1979年茅以升去欧洲访问时去了于越在瑞士的家。他希望长子能关照一下当时生活状况不好的妹妹玉麟，生气的于越回绝了父亲的这个要求，而且从此没有理过父亲。即使父亲临终病危，于越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茅于越同国内所有的亲友都断绝了来往，甚至和亲妹妹茅于燕也没有任何来往，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情况，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在世，“他要是在世也应该90多岁了。”茅以升弥留之际始终念叨着这个儿子，无计可施的家人们最终想出了“善意的谎言”——他们编造了一封于越的来信。茅老捏着这封信告别了人世。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讲究为家族讳为尊者讳，茅青此书一出，茅以升的晚年立刻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以前对茅以升的宣传已经非常多了，但很多人不太清楚他晚年的这段生活。人们其实最关注人性的东西，我希望把茅以升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让大家知道他晚年的一些痛苦。我好像在书里也没有透露什么隐私，我对隐私没太多兴趣，而且我始终认为应该尊重个人隐私，我书中披露的个人生活都是公开的事情。而且要写好一个人，写出他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想法时，不可能不涉及他的感情生活。当下中国人写传记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所谓伟人时总是把这个人写得无血无肉，而且似乎是越无血无肉越好，我特别不喜欢这种写法。如果刻意把一个人写得完美，其实是把一个人写死了，这样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从铁道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按照茅家宗谱，“以”字辈之后是“于”字辈。茅家“以”字辈见证的是一个古老而动荡的国度逐渐向现代化走近，“于”字辈的经历，则更多的是中国走进泥淖，以及后来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缩影。

　　因为名气和声誉，茅以升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铁道部放了茅以升一马，但又想给他一点教训，就将他同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的侄儿——茅于轼打成了右派。1958年工程师茅于轼成了一名养路工，当年他撰写的《蒸汽机操纵与焚火》一书再版，却不能署自己的名，作者变成了当时年仅一岁的儿子茅为星。

　　“右派”的帽子改变了工程师茅于轼的人生轨迹，却无意中促使他转行开始研究经济学。80年代茅于轼对经济学的兴趣日益增加，他在铁道部研究院给研究生们讲授微观经济学。1982年9月茅于轼第一次出国，在香港转机时第一次看到了超市:商品眼花缭乱，东西放在架子上，顾客可以随便拿，也没人偷，太奇怪了。80年代初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茅家每个出国归来的人都会大讲出国见闻，“讲者，眉飞色舞；听着，心企神往”。

　　 1984年茅于轼干脆去了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专门研究美国经济。那时中国开始调整价格，人们的薪水没有增加，食品价格却一下子贵了起来。茅青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政府工作，月薪五十六元，每月还有五元钱的副食品补贴。但市场上无论是猪肉鸡蛋，还是蔬菜水果，上涨的幅度大大超过工资上升的水平。茅于轼被妻子质问，改革就是大幅涨价吗？茅青也对舅舅说，现在人们的生活不如从前了。可他却坚持，没有物价改革这个过渡期，经济改革根本不可能完成，只有改革物价，让农民有积极性，才能增加生产，让票证时代一去不复返。生产的东西多了，物价自然就会降下来。

　　如今茅于轼这个名字经常与社会上各种争论连在一起，即使生活在法国，外甥女茅青也会听朋友问到，你舅舅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中国富人难道还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吗？“好像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经常性地引起社会上如此广泛的争论。诸如学雷锋，机场咖啡吧收费，穷人和富人，经济适用房和土地该不该设红线等等，总之，过不了多久就会引起争论。”

　　茅青和舅舅接触很多，每次回国也会去和舅舅交流思想，在茅青看来，茅于轼那一代人深受物质匮乏之苦，言论不自由之痛，社会不稳定之忧，他的三个基本思想“主张市场经济，国家不要过多干预；反对特权；强调社会道德和信用”正是出于他年轻时的经历。2008年年底《中国企业家》杂志评选出了“30年最具贡献的10位经济学家”，茅于轼名列其中。

从荒唐中开始的研究

　　被“文革”改变科研轨迹的还有茅以升的女儿茅于燕。茅以升曾经希望这个女儿能够继承父业学工程，于燕也在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读过两个月的书，但她始终不喜欢数学，也不太适应独自在外求学的生活，最终还是回到南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哲学心理系。建国后茅于燕一直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工作，研究如何“多快好省”地提高小学生学习数学的速度。“文革”中她被下放到湖北潜江的中科院五七干校，“文革”后期中央有人发话“心理所还是有用的”，茅于燕回到了北京。

　　正当她和同事们在寻找科研项目时，上海传来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医生发明了让“傻子”吃猪脑来补脑子，效果还很好，据说有一个十七八岁的智障青年吃了猪脑子后智力得到了恢复。当时主管卫生工作的王洪文做出指示，要求在北京首先推广这一经验。接到这一任务的北京协和医院说自己只懂医学问题，对智力落后者的精神和心理问题需要得到心理专家的配合，于燕被派去了协和医院协助实验。

　　现在听来这样的治疗方式太不科学，可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国经常流行各种奇特的养生法。茅青说，她的外婆就曾经打过鸡血针，吃过醋泡蛋，做过甩手操，“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协和医院和广安门中医院开设了两个专门给弱智儿童吃猪脑的门诊所，还和北京肉联厂合作，把猪脑子制成猪脑片，每隔一个月让智障人士来领一次猪脑片。智障研究在中国也是一个全新领域，从未接触过的于燕找来了很多外文资料进行研究。没多久唐山大地震发生，北京也陷入混乱状态，猪脑片试验停止了。“四人帮”被粉碎后，王洪文下达的这个科研任务也就停了下来。

　　猪脑片蛋白质含量不少，很多智障人士长期服用后身体明显发胖，智力却没有提高。茅于燕其实也看不出吃猪脑片对弱智者有什么效果，但她在试验过程中接触了不少弱智青少年的家长，家长们无助和期望的眼神让她久久难忘。家长们天天来找她，她决定继续在提高弱智者智力这一领域研究下去。

　　1973年才开始关注弱智儿童的茅于燕，如今是国内婴幼儿智能追踪研究的少数几个知名学者之一。她同北京儿童保健所合作完成的中国0至3岁婴幼儿智力测查量表，在中国保健部门一直使用至今。现在老人已经80多岁了，但媒体对她的关注度有增无减，多数采访都是请她谈谈如何开发儿童早期智力，也就是神童们。“神童毕竟是少数。茅于燕为自己做的这些事情而自豪。她做什么都很认真，现在80多岁了，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把以前写过的文章整理成书，但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这些书，因为不卖钱啊。其实她写的东西很有学术价值，特别是中国在弱智领域的研究还很薄弱。”茅青说，自己书中写的关于茅于燕的部分也是老人亲自整理的。

　　一代人来，一代人去

　　1969年中国破天荒地报道了一则美国的科技新闻，美国人登月成功。这则小小的消息登在了《参考消息》的一个角落，对茅家这个科技工程世家来说，再也没什么比巨大的科技成果更吸引人的了，但他们何尝不感到心酸——英雄无用武之地。

　　茅青出生后一直生活在外祖父母身边，每天吃饭都围坐着一桌的人，周末还要在方桌旁加上一个大圆桌面。“文革”时很多家庭四分五裂，茅家却没有这种情况，茅青从小就知道，家里说的话不能在外面说。大家在饭桌上传递信息，评论时事，讽刺挖苦和感慨叹息，即使必须把声音压得低低的。

　　1972年茅青家迎来了第一个海外亲戚——外婆的侄子，和他的一儿一女。外国表弟和表妹的打扮太奇怪了，一个穿着带穗穗的牛仔裤，一个穿着露肚脐的低胸裙子，好几拨邻居涌过来看“外国人”。一起去外面玩，一路走一路有人围观，有时围观的人还跟着一起走，似乎看也看不够。吃西瓜了，茅青每次都吃得十分干净，看见青皮还不停，还要再啃一口，可是他们两人吃到一半就不吃了，下面留着一大块的红瓤，让中国孩子们看呆了。茅青用提琴拉起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主题曲，美国表弟告诉她这是美国民歌，“没想到朝鲜会用美国民歌曲调”。

　　但是走出了家门的茅青还是能感受了异样的氛围，“至今为止我读到的写‘文革’的比较多的是干部家庭的孩子，我这样臭老九家孩子写‘文革’的不太多。干部家的孩子都有很多‘闹革命’的历史，比如去抄家，斗人和武斗，所以那些孩子现在常常反思、反省甚至忏悔什么的。我们这些臭老九的孩子轮不上这些‘好事’，我们是尽量躲起来，当时不被别人骂就不错了。”那时茅青住在北京王府井大阮府胡同一个带院子的平房里，前院有很多户人家，后院只有两户人。“我尽量从后院进出，少遇到人为妙。前院进出经常会遇到同龄的孩子，他们总是欺负我们，骂我们或者向我们吐口水，我特别怕走前院。”

　　茅于轼的弟弟茅于海在“文革”时期的情绪也是一落千丈。他从小喜欢动脑筋，是兄弟姐妹中最聪颖的一个，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是电视教研组的科技尖子，成为了清华校长蒋南翔的“红人”，很快入了党。因为有海外关系，他被禁止参加保密的科研工作，还落个了里通外国的“特嫌分子”恶名。

　　当年入党后茅于海觉得妈妈太落后，就送给了妈妈一本高尔基的小说《母亲》，还在扉页上写着“母亲，真理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个时候，家里人就经常用一句话来“奚落”他，“哎，母亲，真理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在家里人的鼓励下，不服气的茅于海在图书馆和专利局里寻找到各种公开的“保密资料”，写出了《频率捷变雷达》一书，谁知道领导又说他为名为利，不安分守己工作，禁止出版，还要开会批判。1984年茅家收获了久违的大喜事:茅于海发明的自适应捷变频雷达获得了中国国家发明一等奖。那本被批判的书也重见天日，得以出版。第二年美国国防部竟然将此书全文翻成了英文，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Lind教授评价此书说，“我看不懂中文，但从书中的图标和公式可以看出，此书是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书。”他写信给茅于海说，我的同行也都非常赞赏这本书，能不能我出钱买20本？这本书当时的价格是1.65元人民币，茅于海自己买了20本寄给了瑞典的Lind教授。1990年茅于海被斯坦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后来进入美国ESS(亿世)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

　　其实在中国雨过天晴后，“于”字辈大多数到了退休年龄，风华不再，两鬓斑白，最好的时光在荒唐中被消磨殆尽，能活下来已算幸运。进入21世纪后，步入古稀之年的茅于海带着技术和经验回国创业，他总爱说一句话:“我们今天发挥的余热，比当年发挥的主热可要热得多啊。”

　　“于”字辈的后面是“为”字辈，茅家“为”字辈的人多数进入了知天命之年，大多生活安定，儿女成行。80年代起很多茅家人踏上了出国的路，大多定居国外。出国定居的“为”字辈多数依然在美国从事高科技工作，或公司任职或大学教书。

　　如今茅家新一代的“尚”字辈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还在成长中，有的已经大学毕业进入了职业生涯，有的还在中小学读书。茅青说她写此书，“一是为母亲了一个心愿，这也是对我们家长辈们的怀念和感激；同时也希望生活在海外的很多不会说中文的茅家下一代，能够了解自己的根”。

　　效果很明显:上个月，茅以升的外孙女Elaine带着两个女儿专门到巴黎找茅青。Elain的妈妈茅于璋1948年去了美国，在那边结婚生子，和茅青差不多年龄的Elain不会说中文，两个女儿也不会说中文，甚至不知道茅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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