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传记《我们家的人和事儿》作者茅青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文/本报驻京记者 赵琳琳

　　一本家族版的“往事并不如烟”，讲述了人才辈出的茅氏家族150年的传奇

　　茅以升

　　茅以升是茅青的叔公，1896年出生。早在解放前，茅以升就很有名气，蒋介石还曾接见过他。茅青回忆说，“我刚懂事就知道他有名。”

　　手上总拿个烟斗

　　在茅青的印象中，茅以升总是非常忙，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并不多。“但每到周末，或谁的生日宴会上就会看到他，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爱吸烟，经常拿个烟斗在手上。”

　　茅以升很喜欢帮助人，经常寄钱给家境贫寒的亲戚，“这好像是那个时代的惯例，家中条件稍好一点的都要给农村的或是没工作、或家庭子女多的亲友寄钱。”

　　资助亲人到自己拮据

　　茅青回忆道，茅以升收入比较高，但每月也要寄走不少钱，最后所剩不多，生活得也很拮据。特别是在“文革”后，很多亲戚的收入不及以前好，茅以升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侄子茅于恭。

　　茅于恭是茅青的表舅，也是茅以升的爱侄，人很正直也很聪明，上世纪五十年代放弃美国的高薪回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机械工程师。“文革”后，茅于恭一家被赶到乡下，收入也没有了。茅以升非常心疼，就每月寄给他们30元。那时候的3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茅以升自己每个月也就挣300元左右。为了让侄子摆脱困境，茅以升想了很多方法，找各种人，最后总算解决了茅于恭的问题。

　　除了茅于恭，茅以升还要寄钱给一个外甥，这个外甥是茅以升去世的妹妹的孩子。孩子有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长期依靠亲友资助。此外，茅以升还要照顾岳母等人，所以每到月末所剩无几，甚至有时还得再找别人借钱。

　　婚姻

　　“正室”之外娶了另一个女人

　　茅青介绍说，茅以升有两位妻子。戴传蕙是父母做主定下的，订婚时茅以升年仅十七岁，妻子十八岁，身材高挑，气度娴雅，脸庞圆润甜美，茅以升一见面就非常喜欢。戴传蕙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诗书之家，戴家同茅家是门当户对，还有亲戚关系，戴传蕙的三婶是茅以升的姨妈，正是通过这位姨妈的撮合，两人结下了姻缘。

　　1912年，两人正式结婚。婚后，茅以升回到唐山读书，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戴传蕙则独自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婆家过大家庭生活，由于茅以升兄嫂弟妹一家十几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免不了有磕碰，在这种大家庭中生活很不容易，戴传蕙知书达礼，性格温和，很少提出什么特殊要求，公婆待她很不错，但尽管如此，她仍旧渴望小家庭的生活。茅以升回国并找到工作后，他们便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此后的生活充满了动荡，戴传蕙跟着丈夫搬了无数次家。据茅以升长女茅于美回忆，从茅以升搬出老家，到1949年前，他们全家搬家达三十余次，生活动荡可见一斑。戴传蕙也因动荡的生活一直虚弱多病。

　　发妻：为丈夫工作担心，焦虑成病

　　从1934年起，戴传蕙的病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生理上的不适，精神上也开始错乱，当时茅以升刚刚接手建钱塘江大桥，本来就繁忙，妻子病倒后他更是心急如火，好在亲友很多都来轮流照看。茅以升遍请杭州的医生诊治，都没有什么效果，他的岳母更是焦急，劝茅以升去城隍庙烧香。

　　戴传蕙曾经几次自杀未遂，留下的遗书茅以升一直保留着。但有意思的是，一有生客来访，戴传蕙立即恢复正常，出门上路也行事如常，外人看不出她有病，可一回家见到亲人马上犯病。此外，戴传蕙患病期间照样能够写信，且文通理顺，根本不像一个病人的文笔。家中需要回复的信，给子女或给亲友的信都由戴传蕙执笔，从这些症状看，她得的病又像癔症。

　　其实，根据茅以升的长女茅于美回忆，母亲的病主要是焦虑造成的，最初是因为茅以升在镇江任水利局长时，堤坝倒塌他负一定的责任，这事件让妻子受了惊吓，后来，建钱塘江桥遇到困难，戴传蕙担心丈夫又会遇到麻烦，心焦如焚导致生病。最后大桥建好，戴传蕙的病自然而愈，并且再也没有复发过。

　　茅以升夫妇非常恩爱，不离不弃，在妻子重病期间，始终非常耐心地关爱照顾妻子。

　　“外室”：喜欢茅以升，从不提过高要求

　　不过，他也确实在“正室”外还娶了另一个女人，出身于贫困家庭的权桂云。权桂云是苏州人，父亲早逝，母亲独自带着五个女儿艰难生活，为了拉扯几个孩子长大，靠帮人做针线为生。权桂云是家中的老四，性格温顺，秀美娇小。

　　1946年，在上海工作的茅以升和妻子戴传蕙两地分居，经朋友介绍，茅以升认识了权桂云，并对这个妩媚端正的女孩产生了好感，两人年龄悬殊，但权桂云非常喜欢茅以升。权桂云文化水平不高，却温柔体贴，从不提出任何过高的要求，但性格内向懦弱，解放后，由于受到各种压力，很早就得病去世。茅以升也非常爱惜权桂云，直到年老并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强大压力时，他都不愿意遗弃这个已经同自己生活了很久的女人。

　　晚年

　　家中经常面对亲友批判

　　茅青回忆说，晚年的茅以升，尽管在外面非常风光，但内心的痛苦和受挫感非常强烈。

　　茅以升有七个孩子，五女两男。其中，和戴传蕙育有六个子女，和权桂云育有一女。权桂云和女儿搬去同茅以升住在一起后，茅以升的子女和亲友很难接受她们。尽管茅以升的子女也认为权桂云是一个好人，但却难以接受父亲曾有外室的事实，认为是父亲造成母亲的痛苦，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长子回国不愿进家门

　　茅于越是茅以升的长子，小时候，因茅以升出国留学，主要由母亲带大的，同母亲的感情自然也更加深厚。茅于越1949年后长居国外，直到1972年，茅于越夫妇带着女儿踏上回国征途。

　　茅青回忆说，“茅于越回来那天，全家出动去机场欢迎。哪里想到，于越到北京后仍表示不回家住，要住在宾馆。不仅如此，他连家门也不肯进，亲友们想见他就去宾馆，于是亲友们只好天天往友谊宾馆跑，连年近八旬的老父也不例外，好不辛苦。”

　　后来，茅以升找到茅于轼夫人商量这件事，希望能帮忙出主意。茅于轼夫人于是劝说权桂云暂时回老家苏州一住。权桂云很通情达理，答应同女儿回苏州。

　　“即便母亲已经去世，即便权女士住进以升家不到十年后也病逝，这些子女们仍旧不放过他们的老父亲。”茅青说，自己曾亲眼目睹茅以升遭亲友指责的场面，茅以升对此的态度是一言不发。据茅以升女儿茅于燕说，她的哥哥茅于越曾因她没有加入批判父亲的行列，因此对她也疏远了，后来竟至音讯全无。而权桂云的死对茅以升打击也很大，他深感对不起这位跟了她十几年受尽委屈的弱女子。

　　对话茅青

　　茅家人信奉知识 不爱藏黄金古玩

　　广州日报：你认为为什么茅家出了前清举人、桥梁专家、经济学家等多位名人？

　　茅青：一个家庭出名人有很多偶然因素。我觉得茅家出人才主要同茅以升的祖父茅谦有一定关系，茅谦中举之后茅家兴旺了一段时间。茅谦也是一个很有天赋且口才很好的人，他对茅以升和茅以新等孙子辈有很大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希望中国能够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寻回强国的梦。当时这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中国整整几代人的梦想。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起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些。直到茅以升和茅以新那代人都是最关心这个事情。

　　清末举人 喜欢现代化的东西

　　广州日报：除了天赋好口才好，茅谦先生还有什么爱好？

　　茅青：茅谦是清末举人，后来当过几年小官。他没当过大官，却是一个很新潮的人，他喜欢现代化的东西(当时的现代化）。

　　他和几个朋友在南京办了一个金陵测量学会，这个学会就是学习怎么用一些西方的仪器。那时候的中国连这些仪器见都没怎么见过，更不会使用，别说制造了。茅谦特别喜欢摆弄这些仪器，如果他生在当代肯定是理工科的料。茅谦还办过新学校和报纸。那都是比较新潮的东西。

　　广州日报：茅谦先生有没有给茅家立下什么家规？

　　茅青：茅家没有什么家规。从茅谦开始，茅家就比较“洋化”或者叫“西化”，比较开放。你从茅家人喜欢理工科这点就能看出，茅以升的榜样是詹天佑。

　　如果说茅家有什么特别的传统习惯，就是不爱藏黄金也不攒古玩。现在说盛世藏古玩，乱世攒黄金，茅家这两样都没有，而且茅家几代人都不喜欢藏这些东西。我想可能是茅家信奉知识，认为只要掌握知识，走到哪里都是有饭吃的。所谓黄金也好，古玩也好都在自己的血液里，知识是真正的财富。

　　广州日报：这样的家族氛围是不是对你也有很大影响？

　　茅青：恰恰相反，我小时候非常自卑，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家庭算是资产阶级家庭。不但一点光环也没有还要背黑锅。

　　我记得小时候在填写“家庭出身”一栏时，很多人都填“革干”(就是革命干部），我只能填“普通干部” 或者填“职工”。

　　茅氏大家庭经常人来人往

　　茅青1982年大学毕业，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外办工作。由于丈夫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半后去法国学习，后获得了东亚研究硕士学位，之后返回北京。1990年再次赴法定居，目前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

　　茅青很小时，母亲就离婚了，离婚后的母亲独自去了山东大学读书，把年幼的茅青放在外婆家中，因此，茅青自小和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她也因此有了一些和叔公茅以升接触的机会。

　　外祖父和外祖母对茅青疼爱有加。茅青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外婆家住北京王府井大阮府胡同，她就出生在那，那是铁道部宿舍，外祖父是铁路工程师。

　　茅家是个大家庭，“我们家经常有很多人来来往往，亲戚，朋友和同事非常多。”茅青回忆说，那时刚刚解放不久，茅青的母亲和舅舅们都非常积极，外祖父和叔公茅以升也把全副身心都扑在工作上。

　　由于母亲再婚，茅青辗转读了几个小学。小学一年级的时光是在“大甜水井小学”渡过的；后来母亲再婚搬到永安里居住，茅青也随之转学。

　　“小学前三年，我觉得人生还是比较平静，也很愉快幸福，但是三年级以后开始‘文革’了，我们家和其他很多家庭一样，一下就陷进了很深的痛苦中。”茅青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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