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公元1927～今），江苏镇江人。著名当代史学家。

茅家琦出生于一个银行职员家庭。

1946年，弱冠之年的茅家琦开始在南京中国银行做证券生。年少气盛的他，不甘心把大好青春消耗在枯燥的清点钞票的工作中。第二年，茅家琦毅然放弃这一令人羡慕的“金饭碗”，考入当时的中央大学经济系。

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现任南京大学教授。同时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近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台湾三十年（1949～1979）》、《太平天国通史》、《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轨迹》、《孙中山评传》。近年发表的论文有：《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外关系的一点看法——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辨析》、《放开视野，观察历史——就<太平天国史>的评价问题与吕实强先生商榷》、《学衡杂志与人文精神》。

茅家琦所获重要社科类奖项有：《台湾三十年（1949～1979）》获江苏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太平天国通史》获江苏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茅家琦的主要研究方向：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方面，主要创新之处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外文资料，撰写了《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揭露外国侵略者干涉中国革命的本质，二是总结了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撰写了《太平天国通史》。

在1994年以来台湾地方史研究方面，主要创新之处，亦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了第一部研究1949～1979年三十年中台湾历史的著作，判断台湾地区社会的性质，填补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空白，二是出版《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从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一直写到李登辉被开除出中国国民党，并作出结论：中国国民党在台湾 “浴火重生，东山再起，任重而道远”。

在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方面，采取区域研究方法，选择南通、无锡、常州、镇江、芜湖、宁波进行分析，采用区域研究方法，提出道路的多样性与社会的异质性问题。

茅家琦近期关注的理论热点与难点包括：近几年来一直关注弘扬人文精神问题。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就是浓厚的人文精神等。

茅家琦的几桩趣事：

大学期间，茅家琦的兴趣逐渐由经济史转向中国近代史。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茅家琦的学业不可能不受影响；建国后，又蹉跎沉浮于一波接着一波的政治运动，学术研究工作自然也受到干扰。每忆及此，茅家琦常戏称自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他焚膏继晷，潜心学术，在太平天国史、民国史、当代台湾研究、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研究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海内外公认的卓越成就。

茅家琦年轻时爱好广泛，打桥牌、下围棋、吹箫弄笛、吟诗作对，可谓多才多艺，但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于学术，茅家琦和这些爱好都“拜拜”了。到了1980年，他在巴夫罗纽约大学访问，主人盛情邀请他欣赏交响乐，不料他却在音乐大厅里打起了瞌睡。

世人皆知爱因斯坦之“相对论”，却少有人知茅家琦之“相对论”。1982年茅家琦给研究生开“太平天国史”和“太平天国史料”，因其弟子崔之清等人在做论文，上课的学生只有戴莹琮一人，故课堂上只有师生二人相对而坐，时人谐称“相对论”。

茅家琦对弟子们的论文十分看重，经常逐字逐句地审阅他们的文章，并帮助他们反复修改，精雕细琢。有一次，弟子王玉华在其论文中用了“根深宁极”一词，出自《庄子》，原文作“深根宁极”。后来茅家琦把他叫过去，指出此词，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是你自己造的新词吧？我查遍了《辞源》、《辞海》都没有查到。”

1999年8月，华中师大的章开沅应邀到南大参加其主编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的首发式，离开南京的那天早上，茅家琦专门赠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大盒“闲趣饼干”，并笑曰：“此物不甜不腻，酥松可口，最适于老人休闲时咀嚼品尝也。”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一盒普普通通的饼干，实寄托了茅家琦对老友的殷殷关怀与拳拳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