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聚集性”高知人才衍生个案研究

——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之形成探因

熊大材 熊江鹏

 

内容摘要：一个远离城市的小村庄，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竟然涌现出300余名教授、副教授，成为当地闻名的教授村，并被当地政府树为榜样。其原因到底何在？本文用第一手资料，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其成因与缘由。

 

关键词：南昌 熊氏 教授村 成因

 

江西南昌西南方向约40公里，位于南昌县冈上乡(镇)境内，有一个方圆数十亩的熊氏小村庄，自其肇始先祖熊世昌生养繁衍迄今200余年，据有关资料统计，全村1780余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605人，已获技术职称“副高”以上者竟达300余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17%——20%左右。在这些人员中，有中科院院士一人（熊大闰，中科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博导，199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国家级勘察大师一人（熊大阅，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勘察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1989年被评为首届国家级勘察大师，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一人（熊光楷，副总参谋长），博士生、硕士生导师多人（如熊光楞，清华大学教授，博导；熊光明，德国马尔堡大学教授，博导），以及众多的教授、副教授。这样便自然形成了一个“教授村”，人们一时传为美谈。中共南昌县委、县人民政府为弘扬“尚学重教”之传统，践行“科教兴国”之战略，2002年7月决定，在熊氏村前树立“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碑”，并镌刻碑铭，用以激励后人；另拟逐步引进资金将其开发为南昌文化旅游景观亮点。此一全国罕见的高级人才聚生奇迹及其独特文化现象，遂引起省市新闻媒体的浓厚兴趣与密切关注，《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南昌晚报》等报刊先后刊出多篇文章予以报道宣传。社会公众在惊讶争说之际，不禁发问：“一个小小乡镇农村何以会涌出300余名教授、副教授？”“农田里何以会形成一个教授村？”

 

秉承家训——“得读书”

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坐落于南昌县西南边陲冈上乡(镇)，因村前池塘状似半月而得名；又因为该村当年所居住者全为熊氏族人，也被称为“月池熊家”。

熊氏先祖于明末清初由新建迁徙来此。据有关文字记载，最早的月池熊家先人熊才焕大约生活在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约1720——1820）。他是位监生，终生未得功名。其子熊世昌，号茝香（1786——1864），早年曾读书应试，但蹭蹬三十余年，依然是连连失意，连秀才也未取得，只好离村出外以做私塾教师为业。此时熊家既无家财，也无地位。世昌虽然家贫，幸有勤于妇职又识大体、相濡以沫的贤妻吴氏得力内助，勉强维持全家老少十余口生计。世昌胸怀坦荡，目光远大。“自少壮及老，嗜读书。尝手持一编，坐檐下，陈雪压屋将圮，犹展颂不绝。”①

作为一个乡村私塾教师，熊世昌熟读儒家经典，安贫乐道，恰如孔子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致其乐”。②在他身上显示了封建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笃信好学，穷而益坚，勤奋自立，积善修德。然而，作为知书识礼却一生潦倒的穷书生，他比一般士子众民更为关注子孙后代的命运，关注家庭社会的浮沉。他心里明白福、禄、寿不可强求；但他也深谙人不可无“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男儿志在四方，人要自立自强。可是，立志成才，首要前提自然必须识字读书，文盲是贫、愚、苦的渊薮，不可能圆美好理想之梦。

晚年的世昌在历经人间沧桑后，曾召集三个儿子谆谆嘱咐：“将来每房（每家）中，至少得有一人读书！”作为一个穷书生，这内中难免没有他的憧憬着的梦：“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这听来极为寻常的一句家常话，却象金科玉律般深深铭刻在子孙后人的心底，成为了世代相传的“家训”——“得读书”。

世昌有三个儿子，即永和、论和、谏和，由于家境贫寒，他们并未读多少书，年轻时均以小本从商服贾。其间，因一件经济诉讼案而深深震撼了众人的心灵。世昌的二儿子论和，在江西宁都县黄坡开了一爿“潭湖熊家典当铺”。一次，因对方横蛮无理引起业务纠纷，遂与当地一士绅对簿公堂。而参与讼案的对方却是在当地颇有势力的一个官绅。开庭之时，士绅昂立在堂，县官却声色俱厉，要论和跪下。结果，官司自然最终是以败诉告终。论和羞愧交加，愤而返乡，不久便大病一场去世。论和之死，熊氏家人无不悲痛万分，更使他们清楚认识到，象他们这样市井小民家庭，即使经商能够发财致富，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低下的社会地位；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只有让子孙们读书立志，走“学而优则仕”之途，方能从根本上提升其家族的名望与地位。

论和死后，其弟谏和（号筱香）继而改营茶盐业务。他睿智机敏，充分发挥了善于经营管理的聪明才干，未久熊氏家族产业日益趋向兴隆，经济状况与家族地位也相应得到提升。于是他便遵奉先父世昌的遗愿，让“三大房”中每房的长子都专心致志读书求学，不再从事产业经营及其他活计。谏和晚年让贤，将家族产业商务交由侄儿禧祖（永和之子）掌管，使整个家族经济状况节节上升而臻于殷富。

禧祖（字羽仪）考虑到已经拥有让子孙们专心攻读入仕的财力，便决定设立“心远堂”专项教育基金，每年抽取部分家族公产的盈利，以“心远奖学金”名义来奖励读书求学有成的家族子弟——“凡族之子弟，为郡邑学官弟子员，或领乡荐，及成进士者，皆得分享。盖所以资孤寒，助膏火，使颖敏有志者成业，易于造就，以至于无穷也。”③

“心远奖学金”主要经济来源是开办于汉口的“信昌盐号”，每年约有二千银的收入。其奖金分等级设立:中举人可得七百银，中进士可得三千银，生员（秀才）、贡生等也有一定数额的奖励。与此同时，还不惜重金，从外地购置了大量文献典籍。诸如《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等。相应又建立起了专供阅览查看的“读书楼”（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从此，熊氏子弟读书求学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又由熊氏子弟扩散影响到女性族人，后来甚至连嫁进熊家的媳妇也都要求读书学文化。熊光楷（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军衔，兼职北大、清华等多所高校教授）说他的“祖母就是过门之后，通过读书学到了中等师范的水平。我小时侯就是祖母调教的，她是我的启蒙老师。”④

由此可见，从肇始先祖熊世昌的“将来每房中至少得有一人读书”的“家训”，到后来熊氏经商致富后议决设立“心远堂”教育基金及实行“心远奖学金”制度，到兴建读书楼与购置大批古典丛书等等，这一系列有力举措，无疑为“教授村”的孕育成长奠定了牢固扎实的基础。

倾力办学——创“心远”

熊氏家族重视子弟求学的初衷，是企望通过科举而晋身官场，光耀门第。但当时正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急剧衰败的末期，国内危机四伏，朝廷腐败无能，科举制度已经步入穷途末路；加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蚕食鲸吞，民族存亡危机日益加剧。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方的失败，更使无数中国人感到了切肤之痛，许多有识之士在惨痛现实面前认识到：中国再这样因循守旧下去必将亡国无疑。一时间，救国图存、变法维新、改革封建制度的呼声和群众运动不断高涨。清廷不得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明令废除科举，改试策论。

新的时代需要具有新的知识眼光和卓越才智的“带头”人物出现。在戊戌前后中国涌现的大批倡导变法维新的人士中，严复是较早也是最具先进性的一个。当康有为等人积极地用儒学包裹着变法主张进献给皇帝的时候，严复却竭力翻译并介绍西方学说，企望把西方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精神输入中国，振兴古邦。严复认为，中国要变法图强，关键在于用西学去改变并充实人们的头脑，切实提高国民的素质。为此，严复于1896—1908年间，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等一系列西方学术名著，向国人引介西学，成为了中国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第一人。与此同时，严复又倡导用西方科学思想来改革中国教育。他认为，“吾国教育，自三育而言，则偏于德育，而体智二育太少”，“自物理、美术而言，则偏于艺事，短于物理”。因而主张“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⑤他认为自然科学“有疗贫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枸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相会中国之幸福矣。”⑥这些观点构成严复“教育救国”论的主要内容。

熊氏族人谏和（筱香）的孙辈育钖、元锷（育锷），对严复的改革言论和各种译作，深受震动，十分折服，对其论著爱不释手，“凡所著述罔不窥其堂奥”。由于心驰神往已久，元锷遂于1901年专程赴上海拜谒严复先生，欲执弟子礼。严复叩其学问，相得甚欢，欣然收为门生。元锷自沪返赣后，同育 多番商讨，“憬然知旧学之不可专治，西洋学问之可贵”。在征得熊氏族人之应允同意后，乃于1901年启动“心远堂教育基金”，在先已创办“心远小学”的基础上，新开设“乐群英文学堂”——江西最早的一所专修西方文化的新型中学校。1903年改名“南昌熊氏私立心远英文学塾”，不久又更名“心远中学堂”，1911年定名“心远中学校”此后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痛感江西尚无一所综合性大学设置，1922年又毅然在心远中学基础上开办了私立综合性大学——心远大学，一时颇有成效，并有一期文科毕业生。后终因经费无着等缘由于1927年停办。按照《心远奖学金》有关规章细则，月池熊氏子弟进入心远中学享受义务教育，免交一切费用，而且若德、智、体等诸项成绩优良者，尚有相应奖励。这样，半个多世纪以来，月池熊氏后裔子孙，不分男女，除少数因故者外，一般都在心远学校（小学、中学）读书受教育，这便为尔后“教授村”的形成犹如建造金字塔而夯实了座基。

熊氏族人创办的这所心远中学，虽然名曰“英文学堂”、“英文学塾”，实际上是一所以培养理工科人才为主的综合性中等学校。在教学课程安排上，除开设国文、历史及英文外，还有算学、物理、化学以及西洋史地、体育等课程，这在当时是颇有特色的。据1935年出版《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江西“其时各校科目不甚完备，除心远注重英算外，余多注重经学国文。”

清代末年，全国各地兴办的新式中学堂，其成效名声卓著者，为天津的南开，长沙的明德和南昌的心远。三所学校中，心远创办于1901年最早，南开、明德分别成立于1904年和1903年。这三所学校后被赞誉为“中国三大私立新校”，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牌”的意义。而心远以其顺应时代的办学宗旨，新颖的课程内容，以及高质量的办学水平，赢得了国内广泛的社会认可与称赞。

为了提高英文的教学，1903年熊元锷专程赴北京拜访严复，欢会之际，陈述有感于“吾国之习英文者曰众，然学者每苦其（文）法之难通，求之于浅，又罕能解其惑而厌其意”。⑦于是乃敦请严复先生编写一本专门介绍英文语法特点的著作，以解众多修习英文者的困惑。元锷的建议深合严复心意，未久他撰成《英文汉诂》一书，于1904的出版。该书先后再版二十余次，深受广大读者欢迎。遗憾的是，元锷竟于1906年3月突然病故，年仅二十七岁。嗣后十多年内，心远中学几经更名，而熊育钖一直任主持校长。

熊育钖主持心远中学后，明确提出以严复教育思想为学校办学指针，并竭力在办学实践过程中一一加以施行。

办好学校的首要条件是解决好师资问题，“名师出高徒”。为此，他长心远中学后，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来校任教。大约在1910年前，通过严复的引荐，聘得北洋水师学堂高材生李岭、陈持正来校，分别担任三角、几何及英语课程的教学。此后又陆续想方设法请来有关各科的优秀人才来任教，例如国内外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驌、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著名国画大师傅抱石以及著名学者王易、欧阳祖经等等，使心远中学的教学水准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的中学为四年制，学生读书升到三、四年级，其物理、化学、数学及外国史地课本，一律采用西文原版教材，某些课程甚至是用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的教材，其水准要求之高由此可窥一斑。

作为一所注重理工的学校，心远中学十分重视学生的实验课。例如理化课程，高一年级先采用美国教材《实用物理学》、《实用化学》；进入高二后再采用理论性较强的美国大专学校教材。与此同时心远也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如高中化学实验要开三年，每周半天（相当于3—4课时），学生二人一组独立完成，并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制备简单化学实验仪器。另外，心远物理实验也较一般省立中学为多，学校的“理化仪器，博物标本，均有相当设备。而尤以理化设备较全，且另有实验室二处，布置均堪实用。实为本省私立学校之冠。”⑧

心远中学重视英文的教学，在全省各公、私立中学是罕见的。程天放（心远早期学生）曾回忆说，他在洪都中学堂读书时，“一个星期才教一课英文，而且学生是否了解，教员从来不问。到期考时，大家要求考试范围，只考少数几课，因此学生所得益处，实在太少。心远的英文教师每天教完一课，到第二天就要学生背给他听。每星期有临时测验，每月有月考，期终又有期考，学生从来没有要求范围的事。这样一来人人被迫非用功不可了。”⑨心远中学高年级的学生，还直接用英文写文章，课余时间经常聚在一起用英语会话，加强书面与口头的表达能力。由此也便造成了学习外文的浓厚气氛，进而促成了心远的优良的校风。

心远中学的“体育”也开展得很活跃。早在民国初年，心远的学生便盛行踢足球。邹韬奋、张国焘在校时很喜欢踢球。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心远的体育老师均是专职，住在校内，早晚与学生一道锻炼身体。当时心远学生的体育成绩在省城各校名列前茅。熊育钖的儿子正在心远读书时便是省内的篮球名将之一；长孙大开在心远二、三年级时不仅学习成绩优良，还喜爱多项运动，篮球、排球、田径都是好手，且为学校“二三”篮球队队长。

此外，心远中学还很注意开展学生的课外与社会活动。如“五四”运动时期，组织成立“学生话剧队”，公演《新华宫》、《使女剑》等文明戏，“最博声誉”；又指导并支持学生自办《心远周刊》等刊物，针对内外一些时事发表评论，从国家民族与大众利益出发，臧否人物，在社会上造成不小影响。

可以看出，心远中学从1901年创办，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人民政府议决同青年中学、剑声中学合并为“南昌市第二联合中学”为止，其间逾半个世纪时间，该校培养了高中毕业生近三千人。其中优秀人才包括著名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方志敏、张国焘、邹韬奋、夏征农、曾天宇、江宗海等二十余人。而熊氏后裔竟有二百余人经由心远中学培养，再继续升入大学深造而成为高级专业人才。可以说：心远中学成为了培养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众多教授成长的摇篮！

智者领路——熊育钖

时谚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肇始先祖关于子孙们“得读书”的家训，有了可以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心远（小学）中学的扶持，再加上正逢其时有了德智双馨为人处事公、勇、诚、爱、恒的熊育钖榜样人物的推波助澜，因而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的最终形成，也就犹如“水到”而“渠成”了。

历史事实说明，熊育钖不仅创办主持了心远中学，而且以他高尚的道德风范和人格精神，潜移默化地哺育了熊家弟子的成长。熊光楷说：“教授村的形成，我认为最主要还是得益于心远中学创始人熊育钖先生。”⑩

熊育钖作为一位教育家，殚精竭虑毕其一生专注于教育事业。严复对熊育钖这种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的办学精神非常敬佩，曾在两人交往的多封信函中加以赞扬：“贤弟平生以教育为唯一之业，极深佩叹”；“老弟舍身忘家，以教育后起为己任，此真圣贤用心，而为国家洪福”。

然而，熊育钖绝非冬烘学究，关起门来教死书、读死书。他的一生思想言行突出特点是：生活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历史发展轨迹，跟上时代脚步与时俱进。他的一生也不乏政治兴趣与政治活动。他常告戒他的弟子道：“吾人不可无政治兴趣，但不可有政治野心”；“服官为服务之好场所”。从教与从政似乎相互矛盾，但他认为，二者目的最终归于统一。为达到此目的，需要教育与政治紧密协作配合，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地拯救与振兴国家民族；而搞好教育无疑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建设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身处清朝末年，熊育钖痛感国家贫弱，不断遭受西方列强欺凌，觉得只有依靠教育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到了北洋军阀时期，目睹国内暴政横行，民不聊生，他又感到仅以培养理工人才来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现状，还必须从政治乃至军事等诸多方面着手，对国内的落后现状痛加针砭，彻底进行改革，才能真正有补时艰。因而此后他便积极地参与一些政治活动。

由于熊育钖青少年时期喜读王阳明、王夫之、范仲淹、张居正、曾国藩等人的著作，这些人都属古代儒者“事功”型人物，加之他还很注重探讨“古今中外得失，兴亡治乱之故，礼乐刑政、食货兵戎之迹，与夫古圣贤玮行名言，经纬万会之道”⑾。因此，也就酿成了他凛然正气、刚正不阿、积极应世的人生态度。

严复的教育思想对他影响很深，并终生信奉不渝。但他对严复后来的某些重要政治观点，却并不苟同。严复早期译介西学，力倡科学进化，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持反对态度；晚年则颠倒过来，对西方文化贬多于褒，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推崇备至，政治上也日趋保守。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严复竟参与发起拥袁运动。而熊育钖则坚决抵制。张国涛在其晚年所著《我的回忆》中说：“那时各省纷纷组织‘筹安分会’，‘请愿联合会’等，排演一出假冒民意拥护‘袁皇帝’的把戏。在签名劝进的闹剧中，有的为权势所逼┅┅我们的校长熊育钖先生独不顾危险，拒绝签名劝进，真是难能可贵。”

辛亥革命成功，江西光复，南昌城内许多士绅遗老避之犹恐不及，熊育钖则留下来主动欢迎革命军，并且为之奔走呼告。因此，民国元年（1912年）李烈钧组成江西军政府时，他被任命为省文事局（相当于教育厅）局长。1913年李烈钧湖口起义讨袁失败，江西沦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熊育钖却于后来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国民党进行“清党”活动，熊育钖被任命为“江西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省党部代组织科长。出于正义感和对具体人事的清醒认识，熊育钖对一些共产党员采取了宽容和庇护的态度。据徐梅同志（中共党员，当时为国民党江西省农民协会工作人员）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与方志敏一道在江西省农民协会工作。“八一”起义后，她仍留在南昌。当时的报纸已经登出了国民党对她的通缉令，人在南昌已呆不下去了，便决定回避到上海投考大学。经过熊育钖的帮助，使她终于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

1937年7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抗日的方志敏领导的部队，遭到蒋介石十余万兵力的“围剿”，方在赣东北的山区被俘，押送至南昌。方志敏在被俘后回答《字林西报》记者的提问时说：“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不惜生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民族独立而奋斗。” 熊育钖为方志敏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专程去庐山见蒋介石，以“与爱国志士政见不同”为由，要求蒋释放方，但遭拒绝。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当时共产党人项英和黄道（熊的学生）亲自来到熊的居所与之恳谈，给他启示颇多。次年7月26日，熊出席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举行的一次团结抗日招待会，并在会上说：“吾人对共产党人之艰苦斗争精神，极端羡佩。在目前这样紧急关头，应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对共产党人不应有丝毫的成见与歧视。”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加紧了对新四军的迫害。在江西宁都田头村，一次他的一个叫“满嫂”的儿媳，隐藏了一位被国民党搜捕的新四军军官。老人回家后，有人就此事向他告状。熊育钖竖起大拇指说：“好！她做得对，营救了一位国家栋梁！”

1942年6月，日寇攻陷南城县，由南昌迁来南城的心远中学本校损毁惨重。9月，熊育钖在宁都时致书友好，表示如敌骑至宁都，誓当一死报国，不再作逃生计。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心力交瘁，11月中旬又染上疟疾，经延医诊治无效，于19日逝世。临终遗言，心远从此公诸于社会。

1992年12月，心远、二中校友会为熊育钖公墓立碑镌石：“校长熊公讳育钖，字纯如，本乡（南昌县冈上乡）月池村人，1868年生，早年从名儒贺奉生游，攻读经史，后师事严复，报教育救国之志，创学欧美科技，本世纪初，与宗弟元锷公等，用族产先后创办心远小学、心远中学，1922年又创办心远大学，亲任校长，广揽名师，开江西现代教育之先。清末民初，公先后任江西省教育会副会长、教育司司长，创建本省八所省立中学，选派首批公费留学生，并长期兼任省立二中与女子中学校长，对江西教育卓有建树。公办学四十余年，爱护师生，尊重科技，支持进步，辛勤化育，一代宗师，桃李满天下，为近代江西杰出爱国教育家┅┅”

关于熊育钖的一生，薛隆基先生编著的《熊育钖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一书概括评价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掺杂任何私欲或私情；勇——行事不避利害，不计个人得失┅┅前提建立在‘公’的基础上；诚——禀性肫良，质朴真诚，谆笃守信；爱——爱国、爱民、爱才、爱门生弟子；恒——矢志不渝，始终如一，对教育事业四十年如一日的追求。”

正是熊育钖具有上述优秀品德，致使他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教育生涯中，能够清醒地紧随历史潮流而不断进步：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倒袁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对共产党的认识，都显示了他的可贵的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主持正义的浩然正气。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后裔，形成熊氏家族良好传统，促使众多的熊氏子弟努力把自己锻炼成长为德才兼备的高级建设人才，在新中国的各项事业中，有效地贡献了各自一份力量！而这也是终于形成了“教授村”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及注释略：

（文章已经于2005年在一家省级刊物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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