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昀：(公元1724～1805年)，字晓岚，一字春帆，号云石，纪昭之弟；直隶献县人(今河北河间)。著名清朝学者、文学家。
纪昀是清朝乾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逝世后御赐谥号“文达”。
在深厚家学渊源的熏陶下，纪昀从四岁起开始读书问学，以过目不忘、才思敏捷被称为“神童”。二十四岁那年，他在顺天乡试中一举夺魁。六年之后，在“最号得人”的京城会试中，高中甲戌科进士，从此步入鸿才硕学荟萃的翰林院。起初，他的仕宦生涯可谓春风得意，由乡试主考官、同考官到侍读、侍读学士，为当朝文学重臣之一。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因向姻亲走漏朝廷消息，纪昀被流放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四年之后，他获赦回京，重入翰林院。恰在此时，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即《四库全书》的纂修正在乾隆帝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展开，历史的机缘把纪昀推向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顶峰。
纪昀学问渊博，长于考证训诂。清乾隆年间辑修《四库全书》，他任总纂官，并主持写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囊括了清朝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文史百科典籍。纂修如此巨制鸿篇，组织和人选是关键。为了如期如愿完成大业，清廷特设四库馆，任命总裁主管馆事，总裁之下又设总纂官，总揽编纂事宜；又设总阅官、总校官总管各书的审定工作。总纂官下设纂修官，分管具体书籍的编纂、审定以及辑佚、编写提要、查勘违碍书籍等。此外，还设有督催官，分管督促编书、抄书工作。参与四库馆修书者人数众多，且多为乾隆时期第一流的学者。然而没有一个能博古通今、众望所归的大学者总揽全局，也难成大业。因此，四库馆开设之始，大学士刘统勋就大力举荐纪昀担此重任。纪昀以总纂官的角色，总揽纂修全局事宜，于“繁简不一，条理纷繁”之中，“撮举大纲”，“斟酌综核”，为《四库全书》纂修工程中出力最巨者。陆锡熊和孙士毅也曾任总纂官，但孙士毅任职短暂，陆锡熊入馆较晚而又早逝，“始终其事而总其成者”唯有纪昀。
在总纂《四库全书》期间，纪昀夙兴夜寐，殚十年之力于修书伟业，常常是“鲸钟方警，启蓬馆以晨登；鹤籥严关，焚兰膏以夜继”。按照《四库全书》的纂修步骤，各纂修官先对分管书籍予以初步清理、甄别和考校，在此基础上为每种书籍撰写提要初稿(分纂稿)，叙述书籍作者的生平事迹、内容要旨以及在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并注明该书应刻、应抄或应存等处理意见，集中送到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审阅。纪昀和陆锡熊根据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勿庸存目”等不同意见，检稽原书，决定各书的取舍录存与否。经过乾隆帝过目钦定之后，应收录的书籍送至武英殿缮书处逐一进行抄录。然后对纂修官撰写的各书提要分纂稿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订，从作者的年代、爵里、生平事迹到著作的内容要旨、长短得失，乃至别本异文、典籍源流，都在分纂稿的基础上，或增或删，或分或合，反复予以修订。就连各分纂稿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润饰。经过纪昀“笔削考校，一手删定”，原来行文风格不尽相同、评说有失偏颇的分纂稿“无不灿然可观”。最后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筹划，排比编次，纂成独具特色的《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
《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四库全书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四库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 四库全书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四库全书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四库全书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四库全书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四库全书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四库全书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纂修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之大成。据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时统计，《四库全书》共著录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有论者仔细统计，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共计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为三千四百六十六种，如把卷首附录补遗等计入卷数，共计八万一千三百零五卷。作为文史工作者或中华文化爱好者，面对这样一个卷帙浩繁的文化载体，掌握查阅和检索的方法，无疑有着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四库全书》所收之书，由当时所能搜罗的政府固有藏书、公私进献遗书和《永乐大典》辑出之书或临时加入之书等数千种书中选出。所据版本有敕撰本、内府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永乐大典》本以及临时加入敕撰本。此后再依据钦定的收录标准原则，详定分类、校对、重抄或撰写提要等方法，部勒成一个整体。其分类方法继承了中国古代以经、史、子、集为四部分类法的部称。《唐六典》云：“书有四部，故分为四库。”《四库全书》将各种书籍别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各部下再分若干类，类下细分为属。群经及小学之书入于经部。经部下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十类，其中的礼类、小学类又各细分为六属和三属。纪事之书或考辨史体、评论史事等专书入于史部。史部分正史、编年、记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其中诏令奏议、传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类各细分所属，共二十六属。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者入于子部，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类，其中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小说家又细分为二十四属。集部收诗文词曲、散篇零什等书，分楚词、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其中别类、词曲各有细分共十一属。
《四库全书》以各书内容配隶所部类属，循实归类，不是泛就书名。四部、四十四类、七十属的划分，再配以该书凡例中所详列的编列各类各属各书次序的七种规则，由各知识单元组成的整个知识体系清晰可见，特征鲜明。作为《四库全书》的相伴产物，《四库全书总目》无疑为文史工作者查阅《四库全书》相关典籍资料提供了便捷的线索。《四库全书总目》规模两百卷，成书于《四库全书全书》纂修前后，刻成流传于乾隆末年。该书是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官修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和解题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之书，除《四库全书》收录之外，存目书籍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合计著录书籍一万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两千八百六十卷，基本反映了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古籍存世的概貌，对后世学人搜罗资料、浏览阅读下籍有着重要的指南价值。如该书“凡例”中所示，此书对收录和存目的书籍，不仅简要介绍了作者籍贯、朝代、官职、著作等情况，还评论作者的人品气质，治学倾向及对社会的影响等。《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中国古代标志性的目录学著作，历来受到后世间学者的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是查阅《四库全书》等中国古籍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使文史工作者在读《四库全书》原书之前，已略知概貌，可享受按图索骥之益。值得指出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分合书种标准、著录书卷数与《四库全书》存有岐异之处，如经部·易类，《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楚蒙山房易经解》，《四库全书》原为《学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说》三种书收入。又如，《四库全书总目》在书名、卷数、成书时间上与《四库全书》的不合亦有存在。《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钦定外蕃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四库全书总目》作《钦定蒙古王公表传》。
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重新影印出版，极大地方便了那些想直接翻阅该书的读者群。此影印本不仅包括四部：经部二百三十六册、史部四百五十二册、子部三百六十七册、集部四百三十五册，还包括了《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五册，另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暨索引》一册，读者可由所附一册的目录及索引，方便地查出需找书目的所在册数及其页码。此册所刊凡例，非常详实地介绍了文渊阁本《四角号码索引》以及第三部分《补遗》及其索引，为已经知道著者或书目名的读者查阅此书提供了方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四库全书》问世以来，有关《四库全书》目录学、考证学、校勘学以及档案史料研究等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就检索书籍来说，也出版了许多。值得观阅的有：
①哈佛燕京学社引得处魏鲁男编、翁独健校订、1932年印行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
②1933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印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角号码索引》；
③于炳耀编《中英文四库全书索引》；
④杨立诚编《文澜阁书索引》，1929年浙江省立图书馆排印本；
⑤陈乃乾编《四库全书总目索引》，1926年大东书局《四库全书总目》附印本；
⑥《四库全书目录索引》，上海古籍1989年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索引》订正重印本；
⑦陈垣《四库全书撰人目录》；
⑧《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⑨杨家骆编撰《四库大辞典》，此书多次补充或改名，有多种版本；
⑩范志熙《四库总目韵编》，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韵编》及中华图书馆排印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明检查表》。以上索引类书籍对读者来说，各便其用，要在得其要领，熟练掌握。
纪昀自己的诗文中，多应制奉和、歌功颂德之作，属于典型的“廊庙文学”。少数述怀、纪行诗歌尚清新可诵。《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是纪昀谪戍乌鲁木齐两年后被召还时于归途所作，记述当地风土人物，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新疆的社会情况，声调流美，富歌谣风味，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有一些特色。
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
纪昀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表现于笔记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这部书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各四卷，《滦阳续录》六卷，共二十四卷(笔记一千余则)，是他晚年自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至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陆续写成，嘉庆五年他的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总名《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后通称《阅微草堂笔记》。清朝嘉庆二十一年盛氏刻本《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取法六朝笔记小说而有所发展变化：内容杂博，较多涉及世态，而不局限于志怪，叙述故事简明质朴而又富于理趣。就思想内容看，虽从“有益于劝惩”出发，盛谈因果报应，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有大量糟粕，但也不乏可取之处。作者反对宋儒空谈性理、苛察不情，对道学家的泥古不化、伪言卑行，多所讽刺揶揄，如卷二记游僧戏塾师，卷三记老儒贿盗闹宅和刘羽冲事，卷四记武邑某公事，卷二十一记两曾伯祖事。对世态人情的浇薄诈伪也时有揭露。写鬼狐情事多具寓言意味，有几则不怕鬼的故事，如卷一“曹司农竹虚言”，卷六记许南金事，卷二十三“戴东原言”，颇堪称道。
作者反对为富不仁，反对凌虐奴仆，对下层人民的反抗、复仇行动表现出一定的容忍和同情，如卷十六记童养媳逃亡、卷十七“周景垣前辈言”、卷十八记妓女戏富室粜谷。沧州“老河兵”(卷十六)，徽州“唐打猎”(卷十一)等故事，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正直、纯朴和智慧，尤属佳品。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
《阅微草堂笔记》在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不失为具有特色的作品。鲁迅评论说：“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评价是切要的。
纪昀的诗文，经后人搜集编为《纪文达公遗集》，诗文各十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