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公元1923～1988年)，山西武乡人。原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37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东青年救国总会委员兼和顺县青年救国会主席，鲁西区青年救国总会组织部部长，冀鲁豫第二地委抗联分会组织部部长、副主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第一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部长。参与动员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武装和支前工作，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党校组教科科长，中共豫西区党委工作团书记兼鲁山县委副书记、书记，中共伏牛山剿匪指挥部工委副书记，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等职。参与领导当地土地改革和剿匪反霸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河南许昌地委书记兼许昌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候补书记兼秘书长。1963年兼中共商邱地委第一书记。1968年起先后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69年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71年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后被选为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辞去和被免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1983年，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8年7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附_纪坡民忆父：
纪登奎于1988年7月因突患心脏病去世，已有十几年了。那时纪坡民还在外地工作，只是过年过节回北京探亲。纪登奎下台多年了，工作不忙，空闲时间很多，时间长了，也不像过去在台上时对他工作上的事那样守口如瓶了。这倒使纪坡民有机会间间断断地听他谈过不少政坛往事，尤其是他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前后的情况，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
纪登奎是在1969年中共的“九大”会议后到中央工作的。文化大革命前，在河南省委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省委安排纪登奎出任“省委文革”副组长，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那是个受罪的差使，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众，还要被揪来揪去，到处挨批判、作检讨。不过开始时，身份还是省委领导成员，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中勉强维持着省委的起码工作秩序。而且直到1966年12月，他还坚持认为“派工作组并不都是执行反动路线”。了解当年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人都知道，在“当权派”中，这是“态度很顽固”的表现。
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河南省委在“夺权”浪潮中瘫痪了，纪登奎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组织”关押起来，音信完全断绝，家里人只有在开大会批斗他的时候，才知道他还活着。这一段时间有近半年。
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有句称纪登奎为“我的老朋友”的话，流传很广。不过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都知道，纪登奎比毛泽东的年龄整整小三十岁，地地道道只是个晚辈，哪里谈得上什么“老朋友”呢。这个“我的老朋友”的来历，是解放初期纪登奎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时，曾经向毛泽东单独汇报过工作，后来毛泽东几乎每次出巡河南，都要把他找来，听他的汇报。因此，在许多人眼里，纪登奎是毛泽东很欣赏也很器重的干部。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纪登奎同样在惊涛骇浪的大海里呛了水，甚至还差点丢掉了性命。
1967年6～7月，在中央解决河南两派问题的八次汇报会后，纪登奎被“解放”了，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革筹”副组长，成了“革命领导干部”。1968年春，又担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他出席了中共的“九大”会议。
纪登奎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后，“九大”会议主席团派人和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
纪登奎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个解放干部。”
来人说：“那你认为谁才是革命干部呢？”
纪登奎说：“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革命干部，大概人家刘格平、王效禹他们那些人，才应该算吧。”
来人说：“你知道吗？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干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
可是纪登奎还是拒绝发言。
来人表示很为难，说：“那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
纪登奎说：“你就把我说的原话，向毛主席汇报。”
来人走后，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要让你这个‘解放干部’在大会上发言。”
“九大”的大会发言共九人。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军队。纪登奎的发言，在报道的时候，还是“革命干部代表”。在“九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坡民问纪登奎：“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 “
纪登奎说：“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坐飞机’一百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1969年6月，“九大”之后两个月，毛泽东和纪登奎谈话后，把他从河南调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纪登奎在中央的党、政、军都担任过重要职务，管过不少事情。
十年文化大革命，许多资格很老、功劳很大的开国元勋、功臣战将和大批高级领导干部都被打倒，“靠边站”了。而纪登奎只是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一下子当了“中央领导人”，也实在是扎眼得很。文化大革命后来路线错了，纪登奎作为执行者，自然也跟着犯了许多错误。
1980年春天，在中共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辞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1982年，中央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给他安排的职务，叫“部级研究员”，在中国，这大概是最高一级的技术职称了。
纪登奎说：他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是在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成为定局了。
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党思想和政治路线发生根本改变的转折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由此开端。就是在这次“三中全会”上，纪登奎因为在中央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大家对他提了很多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激烈。和纪登奎一起挨批评的，还有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和苏振华等领导。
“三中全会”之前，纪登奎主要是在国务院工作，三中全会上挨批后，工作安排有了变动。纪登奎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找他谈话，又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纪登奎又管了一段时间旅游。所以，三中全会以后，他一方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方面也还有点工作，不过事情不多了。
纪登奎是个工作狂，他排行老三，其子都管他叫“拼命三郎”。工作负荷忽然减下来，就那么一点儿事，他有点不适应。到1980年中共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纪登奎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中央的五中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辞职请求。
纪登奎虽然也是个老八路，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但他参加革命后一直是个文官，是搞地方工作的。可是纪登奎在中央工作期间，却受命出任了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还成了中央军委领导成员，起草过“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文件。显然，在人民解放军如云战将里，他那点半军旅的生涯，根本谈不上有过什么“战功”。纪登奎出任军职，完全是政治性的。
1970年12月，纪登奎和李德生奉毛泽东之命，参加“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去“挖墙脚”；而后在北京军区分别出任政委和司令，为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守住北京身边这块“阵地”。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进行对调”，按毛泽东的说法，“司令常来又常往”，李德生走了，陈锡联来了，“政委欢送又欢迎”，纪登奎泽一直留在北京军区。
纪登奎去“军委办事组”，更是毛泽东亲自点将。毛泽东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纪登奎讲到这一段时，纪坡民问他：“你没有搞过军事，到那里面怎么工作呀？”
纪登奎说：“毛主席是怕黄、吴、叶、李、邱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有时候我提点意见，仅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们搞得精神很紧张。”
纪登奎还说：“军事上的事，我确实不懂。那个时候，我很相信主席‘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判断，对这件事十分担忧，也有自知之明；急中生智，去把粟裕请来了，那是我们军队的名将了。粟裕一听说有打仗的事，精神来了，很兴奋。我给他配了几名最好的作战参谋，坐上个吉普车，在中苏、中蒙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粟裕辛苦劳累一番，搞出来一个防御的作战方案，拿去交给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学院的内行和专家们看了以后，认为确实不错，我这才比较放心了。”
当年在军队任职，自然会和林彪打交道。当问及纪登奎对林彪的印象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地方干部的时候，对中央的事情了解得很少。这位林副统帅，在我们眼里，其实和你们差不多，也是像神一样。到中央工作后，先是解决各省、各部、大型企业的‘文革’两派问题，党政方面也管过不少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参加讨论工业、农业、财贸、整党、外交等各种问题，一个国家，头绪很多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我很奇怪：这位副统帅，究竟在考虑什么问题呢？怎么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他的意见呢？中央的文件上，林彪的批示也总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见’几个字。我想，也许林副统帅是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这我就更奇怪了，这位副统帅，究竟在干什么呢？”
纪登奎还讲过他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情况，也很有意思。1971年夏天，周恩来带着黄永胜、张春桥和纪登奎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纪登奎说：“我向林彪汇报的问题是：‘军队现在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多个副职……’然后请示林彪：‘林总，您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林彪听了以后点着头说：‘就是啊，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句，再没有下文了。”
纪登奎后来说：“邓小平的工作风格，和林彪完全不同。1975年，邓小平抓军队整顿，对存在的问题，讲了五个字：‘肿、散、骄、奢、惰’。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将部队的各级军政首长，保留一个正职、一两个副职，剩下的统统清理，成立顾问组，都塞到那里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割疮带肉，快刀斩乱麻，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