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东山席氏是明清以来苏州著名的世家大族。明末清初的席氏是洞庭商帮主力军，和翁氏、许氏等东山商人家族一起，使小小的洞庭商帮发展为和财力雄厚的徽商并驾齐驱，在历史上留下了“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谚。清初的洞庭东山席氏声誉日隆，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唯一到过的苏州民宅就是席氏府第。太平天国战事发生后，东山席氏转移到上海发展，形成了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金融世家，也使洞庭商帮势力全面超过徽商。在文化上洞庭东山席氏创办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扫叶山房，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还曾经把旧中国第一大报《申报》从英国人手里买回。席氏也是著名的藏书世家，并且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才女。历代洞庭东山席氏子弟并广行善举，使洞庭席氏声名远扬。据2005年底统计，苏州席姓1081人（内城区334人）。席氏后裔今日大量散居海内外，仍然人才辈出。

迁居东山 源远流长

据唐《元和姓纂》卷十一记载，席氏本为籍氏，春秋时晋国有大夫伯黡，因为他负责管理晋国的典籍，便以籍作为自己的姓氏，属于以官为氏。伯黡的后代有被周景王斥为“数典忘祖”的籍谈，籍谈的第十三代后人籍瓌，正值西楚霸王项羽耀武扬威的时代，项羽名籍，籍瓌为了避项羽的讳，于是改籍为席，这便是席氏的由来。汉初迁徙关东豪族，席氏被迁到安定临泾（今甘肃平凉一带），因此后世的席氏就以安定为郡望，号曰“安定世家”。

洞庭东山席氏和东山其他大族一样，都是来自于北方。但是其他大族大多在南宋初期迁入，而席氏早在唐代末期就在这里安家了，当时唐朝政府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时任武卫上将军之职的席温对国事心灰意冷，于是便告别了战火纷飞的北方，举家迁居到风景秀美的洞庭东山翠峰坞下，环翠峰坞数百亩都为席家田业。他在湖光山色之间安度晚年，后舍宅为翠峰寺，现在祠、寺、墓都湮没元闻了。在现今流传的洞庭东山席氏家谱上，席温被尊为洞庭席氏的开山始祖。席温之后，其三子席尚、席常、席当依山麓而居，洞庭东山席氏也因此而分为上席、中席、下席三个支派。相传席温临终之时曾告诫子孙：勿为官，勿出山。也许正是由于祖先的这样一句话，从唐朝末年至明朝中期，席氏子孙大都隐居于洞庭东山的青山秀水之间，过着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生活，安然度过从唐末到明朝的历次战乱，偶有子孙外出经营，但大都不成规模。明朝中期以后，席氏和其他东山家族一样大量外出经商谋生，在经商的过程中，洞庭东山席氏逐渐向周围地区扩展，如河南太康、鹿邑，安徽凤阳、泗州，湖广随州，江苏徐州、宿迁、江宁、青浦、常熟及上海、松江等地。以后江浙沪皖一带凡有席姓者，往往都出自于苏州洞庭东山。

钻天洞庭 富而好义

经过宋、元两代和明初的沉寂，明代中期席氏勃兴。二十八世席端樊（号左源，1566—1645）、席端攀（号右源1572—1638）兄弟，一改其父席洙的恂恂儒者形象，在短暂的读书生涯之后就全心投入经商事业。席氏兄弟从小就在青浦学习经商之术，席端樊为人机警，工于心计，而端攀忠信勤敏，兄弟两人彼此互补。父死后，两人同心协力，派人北走齐燕、南贩闽广，长途贩运江南的梭布、荆襄的土靛，经营不到二十年就累资巨万，名闻京师、齐鲁、江淮，成为店、船、车、奴俱以百计“所进数千万缗”的富商。从此经商成为洞庭东山席氏的家风，子弟“多去文学而趋利”，虽然明清时期席氏科第远逊于东山王氏、严氏等家族，但是席氏却成为洞庭商帮中最著名的商人世家，历经数百年而不衰。席端樊之子席本广、席本久及席端攀之子席本桢均为当时著名商人。席本久在清源、山左、中州、汉口、清溪等地均开有店铺，而席本桢则跨越大江南北、运河两岸，西抵汉口、襄樊，北达洛阳、临清甚至远及陕西、河北一带。经营规模也十分庞大，崇祯十五年（1642）他一次就从湖南湘潭运回蓝靛三十多船，由于船队规模庞大，竟被地方官误以为是流寇的兵船而大为紧张。

席氏家族有着富而好义、关心桑梓的传统，席端樊兄弟对公益事业都慷慨解囊，特别是崇祯年间苏州一带旱蝗严重，物价飞涨，饥民载道，席端樊每年平粜不下数千斛。后见平粜还不能解决，他和弟弟分别包干，贫困者每人每日给粥六合，对老弱妇幼另加照顾，挽救了数万灾民的生命。崇祯末年战火纷起，又接连遭灾，很多地方都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明王朝无暇顾及，这时席本桢拿出八千两白银，到灾祸较轻的襄樊地区粜米数十万石，以大船顺长江而下，东赈青兖，南散吴越，以一诸生而救活中吴东齐二千里之饥民，闻者莫不惊叹称颂。席本桢又向政府请求毁家产以佐军费，明廷特授文华殿中书，后来又升为太仆寺少卿。清兵下江南后，太湖中湖匪横行，席本桢募乡勇数千人保护东山，又宰牛载酒，厚赠清军首领土国宝，使东山得免劫掠。山东兖州东部因战乱有数十万骸骨暴露荒野，他募人悉数掩埋。席本桢之子启图也在东山置祭田、立义学、赈冻馁、育婴孺、助嫁娶、施医药、修学宫。东山妇女本来不会纺织，席启图不但造纺车织具给远近贫户使用，而且特意雇人来东山教以纺织之术，还在东山设铺，低价向山人卖棉花，然后又高价收购布匹，从此东山妇女渐以织布为业，解除了许多贫困家庭之苦，他逝世十数年后东山人还追慕不已。其弟席启寓亦好施与。钱泳的《履园丛话》中有“席氏多贤”的赞誉。

扫叶山房 文采风流

席氏扫叶山房是自常熟毛晋汲古阁后的民间书坊中经营时间最长、刻书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私家刻书机构。清代以前席氏刻书具体情况不详，清初席启图曾以“绳武堂”名刻《畜德录》二十卷。席氏大规模的刻书源于席启图之弟席启寓，他曾担任工部虞衡司主事，不久辞官回乡，因为东山居太湖中，就在常熟虞山之南修筑别墅，往来于东山、虞山之间。常熟历久弥香的读书、刻书、藏书传统，使他有意追随前辈风流，他曾雕板印行《十三经》、《十七史》，并以辑刻有唐一代诗歌全集为己任，不惜耗费三十年之精力，以“琴川书屋”名刻成《唐诗百名家集》。康熙卅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时曾驾临东山席府，席启寓进呈此集及兰红二缸，得到康熙赞赏，自此席氏及其所刻之书声名远扬。席启寓后代分为东山、虞山两支，常熟一支在藏书刻书方面尤为知名。

扫叶山房大概得名于古人“校书如扫落叶”之句。1918年的《扫叶山房书目序》称“本号设肆垂三百年”，据此推断扫叶山房可能创办于明末（1），与绳武堂、琴川书屋大概是一脉相承的。扫叶山房之名首见于席启寓之孙席鉴，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席鉴”条称：“玉照（席鉴字）藏书极富，所刻古今书籍，版心均有‘扫叶山房’字。”扫叶山房光大于三十四世席世臣（席启寓玄孙），他是乾隆末年钦赐举人，曾经参与审校《四库全书》。席世臣嗜古好学，家中多藏书。他刻书以史部为主，并曾购得毛晋十七史书版，将“毛氏汲古阁”图记挖去，改刻“洞庭席氏”图记，重印流传。书业扩大后，在苏州阊门设扫叶山房书铺。从此，扫叶山房之名随所刻书籍行销天下而传扬四方。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坊刻本》赞曰：“清时书坊刻书之多，莫如苏州席氏扫叶山房”，“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 （2）

席世臣去世后，子孙仍继其业。清军和太平军之战，扫叶山房书版在苏垣者，十毁七八。直到光绪六年扫叶山房把经营中心迁往上海，并率先引进石印、铅印等新技术，扩大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先后在棋盘街（今河南中路）等地设立营业所，在松江以及汉口等地也设立分店，又把总店迁到沪上，成为很有影响的以刊印古籍为主的出版机构。他们印的古籍，四部皆备，其中有不少是丛书，也有新式图书，所出版的连史纸线装古籍，多系石印本，价廉物美，一度风行全国。据1913年《扫叶山房书目》所载，已出书二千多种。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传世石印丛书有144种，其中席氏一家印的就占18种。但随着民间更大规模的现代民营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先后出现，古籍市场的萎缩，扫叶山房业务日见萧条，苏州分号于1949年歇业，上海总店于1954年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扫叶山房能够经历三百年多年的风雨，除资产雄厚和历代经营扫叶山房的席氏主人皆有经商头脑外，也由于清康熙帝亲临席宅，对进呈之书大加赞赏以及苏州大小官吏对席氏给予了某些特权。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六月廿八日勒石的《吴县禁书坊印手把持行市碑》云：“除席元章一坊不加外，每节每人给酒钱三十文”，“如敢故违，许书坊各铺指名禀县，以凭究办”。同治十三年（1874）《书业捐资重建崇德公所碑》中也记载了席威是崇德公所负责人，规定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有妨工作者，许即指名禀县，以凭提究。”可见席氏在同业中长期处于较特殊的地位。

洞庭东山席氏还是著名的藏书世家，清代除席启图、席启寓、席鉴、席世臣外，还有席世昌、席恩赞、席璞等人也是著名藏书家。在席氏家族文化的熏陶下，明清时期的席氏女性成员中也涌现了不少才女。在《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就有出自洞庭东山席氏的席文卿、席佩兰、席淑媛、席蕙文等四位女诗人。如三十四世席蕙文，著有《采香楼诗草》、《自怡集》，以一弱女子而其诗沉雄苍老。又常熟席佩兰，有《长春阁集》，其诗不拾古人牙慧，天机清妙，被袁枚收为女弟子。另外还有席筠、席仲田、席香谷等人也是当时著名才女。豪富的席氏家族颇爱结纳风雅之士，钱谦益、吴伟业、汪琬、徐乾学等时集其门。席启寓娶吴梅村的妹妹为妻，吴梅村的一个女儿又嫁给了席启寓的儿子席永恂。席启寓还聘理学家陆陇其来家教子。陇其没，厚赙其丧，为刻遗书，还命席永恂的长子席祜镐娶陆陇其的孙女。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熏陶，后世的席氏逐步增长了文化底蕴，涌现出不少学有所成的家族成员。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统计，明清时期洞庭东山席氏家族有作品结集的共四十多人。

洞庭东山席氏还把旧中国第一大报——《申报》从英国人手里买回。三十八世后裔席裕福，字子佩，青浦朱家角人，为清末买办。兄裕祺，字子眉，两人皆精通英语。同治十一年（1872年）英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裕祺任经理。当时各省筹办水旱捐赠，以申报馆为收集捐款的集中点，款额有数万之巨，由裕祺经管出纳，帐目无一差错，声誉卓著，《申报》也办得甚为发达。 裕祺任职廿三年后病故，弥留之际力荐裕福任经理。裕福与裕祺一样，办事认真踏实。宣统元年（1909年）英人美查回国，申报馆由席裕福出七万五千银元收买，从此《申报》由中国人自己掌握。当时《新闻报》由美国人福开森接办，与《申报》竞争激烈，发行量渐渐追上并超过《申报》。1912年，席裕福以十二万元将《申报》转让给史量才。隔了三年，裕福忽又向史要求补偿，经法庭判决，补得廿四万五千元。后来史把《申报》办成上海最有影响的一张大报。席裕福还先后参与或主持了点石斋印书局、图书集成局、中国图书公司等，是近代上海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物。

叱咤海上 金融世家

在旧中国豪杰辈出的上海滩，东山席氏发展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买办世家，他们几乎垄断了上海各大外资银行的买办业务，席氏世家在金融上可以说呼风唤雨，对当时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金融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东山席氏由商界转入金融界与其同乡姻亲沈二园有密切关系，上海开埠后不久，沈二园就到上海经商，1860年前后就被上海新沙逊洋行聘请为第一任买办，成为洞庭东山商人在上海担任外商买办的第一人。沈二园之妹嫁与在上海附近开办钱庄的东山席氏三十六世后裔席元乐（中席左源支敦大堂派）为继室，沈二园膝下无子，就以席元乐的第四个儿子席素恒入嗣为子。席元乐共四儿，前妻生素煊、素贵，继妻沈氏生素荣、素恒。此前的席元乐仅仅是旧式钱庄老板，正是他的四个儿子完成了席氏由传统钱业走向近代金融世家的转型。

先从席素恒说起，他过继给舅舅沈二园之后，改名沈吉成。沈二园死后他继任新沙逊洋行买办，沈吉成由于在席家排行第四，当时人便称他为沙逊阿四。沈吉成死后，由他的儿子沈增荣继任新沙逊洋行买办。沈氏祖孙三代在新沙逊洋行当买办前后达三十五年，积累了巨额财富。沈吉成在1906年过世时，在上海的遗产估计达500多万两银子，其中房地产价值近270余万两，现银110余万两，另外还有绸缎局两家，典当两家。在其七终祭奠时，沈家在上海南京路逢吉里两端搭盖东西辕门和吹鼓厅迎送宾客，如此显赫的场面和影响交通的做法在上海公共租界管辖的南京路上是不允许的，但是竟然得到工部局的默许。沈吉成的女婿王仁荣（宪臣）早在1894年起历任中华汇理银行副买办、新沙逊洋行副买办，从1907年起连续三十年担任麦加利银行的买办。另外一个女婿黄振之在1903——1907年间也担任了俄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华俄道胜银行的副买办。

席元乐的四个儿子中以次子席素贵（正甫）的名气最大，席氏能够垄断上海买办行业，席正甫功不可没。1857年，19岁的席正甫和兄弟为躲避太平军和清军的战火，一起从苏州到上海。不久他就自开了一家钱庄。1866年，在舅舅沈二园的大力举荐下，懂英语的席正甫当上了英商汇丰银行的跑楼。1874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与清政府成功地签定了200万两10年期的“福建台防借款”，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将该行从财务窘境中解脱了出来，也使席正甫从此得势，既当上了汇丰银行买办，又受到了清朝大臣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的赏识。为了获得巨额贷款，他们争相拉拢席正甫，李鸿章还特意上书朝廷，替他保荐官职，席正甫获得二品衔红顶花翎，又捐了道台一职。他倚靠与清廷的关系和汇丰银行买办的身份，左右逢源。从1874~1890年，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绝大多数是席正甫一手经办，他由此得到了大量佣金，而汇丰银行业务也蒸蒸日上，对他优渥有加。19世纪80年代，汇丰银行某大班在一事上与席正甫发生冲突，席正甫一气之下辞职，汇丰银行总行坚决不允，不仅专门来信挽留，还撤换了该名大班，使席正甫稳坐买办交椅长达30年。当时上海钱庄为了获得流动资金，常常向外商银行借款，再用这部分钱贷给大小商号以获取利润，由于席正甫掌管了汇丰银行借款的签字盖章权，几乎所有的钱庄都要求他入股，或聘用他介绍的人当助手。同时，席正甫广泛投资钱业、银楼、典当、金号，还在浦东、南京路、凤阳路一带购置了众多的房产。1905年，席正甫寿终正寝，祭奠之日，从外滩到凤阳路席家，沿途各个路口都搭了白布帐棚，中外商家及一些外国银行的门口，都设置了坛台路祭，公共租界巡捕还武装护送这支送殡队伍从南京路上通过，当时在上海滩死后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买办，也仅席正甫一人而已。

席正甫死后，长子席裕成继任买办近二十年，再传给儿子席德濬（1923——1929年）。执上海金融界牛耳的汇丰银行，买办一职由席家祖孙三代担任了55年（1874—1929）。席正甫的次子席裕昆于1908——1911年任营口大清银行经理。席裕昆的儿子德熏曾任美商运通银行副买办。席正甫第三子席裕光先后任美商宝信银行买办、户部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协理。席裕光的儿子席德懋历任华义银行买办、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裕光的另外一个儿子席德炳曾任上海中央造币厂厂长。席正甫的第四子席裕美曾任台维银行买办。席正甫的第五子席裕奎历任大清银行汉口分行经理、英商汇丰银行副买办、日商住友银行买办、英商有利银行买办达32年。

席元乐的另二个儿子也实力不弱，大儿子席素煊（缙云）曾任英商麦加利银行买办间司帐，他的儿子席裕康历任英商麦加利银行副买办、买办，俄商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法商中法工商银行买办达四十余年。裕康去世后其子席德渊继承中法工商银行买办之职，后来还任瑞士商某轮船公司买办。裕康另一个儿子席德淕（济群）曾任美商信济银行买办。裕康还有一子席德鋆，曾任俄商华俄道胜银行跑楼、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席元乐的三儿子席素荣历任德华银行买办、英商有利银行买办、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其女婿叶明斋自1893年开始担任日商横滨正金银行买办达25年。

席家在中国人自办的官营、民营银行中出任经理、副经理和其他高级职员的也很多。席氏家族又将积累起来的巨资开设钱庄、纱业银行和惠丰银行。席姓家族除从事金融业外，经营活动还遍及其它领域，像席春元的席华丰丝栈、席守愚（三十七世，属右源后裔）的大纶绸局，在上海丝绸业中都是赫赫有名的，席守愚还当上了上海绪纶公所会长，成为上海绸缎业的领袖。再如席德灿的阜丰面粉厂，席裕成投资公益纱厂和浦东的滩地等，席素煊也在逢吉里、长吉里、永吉里等处从事房产经营。

洞庭东山席氏家族和当时的达官贵人关系也极为亲密，如席正甫和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盛宣怀、袁树勋等都有很好的私交。其三子席裕光则与陈立夫、陈果夫缔姻。席正甫孙子席德懋也和宋子文结为姻亲。席氏的其他姻亲洞庭东山王氏、沈氏、严氏，徽商胡氏等也都是当时有名的富商，他们也多借助席氏之力出任外国银行的买办。据统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外商在上海开设有较大影响的银行和洋行二十多家，其中十三家外商银行由席氏家族（包括女婿）中的23人先后担任买办，两家洋行的买办由席家中的5人担任，这在近代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19世纪末流传着这样一首口谚：“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有钱有势的洞庭东山席氏家族成为上海滩上风云一时的金融世家。

今日席氏 群星璀璨

据家谱载，洞庭东山席氏从明代末期的二十八世席端樊、端攀兄弟开始，辈分为“端本启永祜，绍世存元素。裕德与时行，秉维昌尔祚。”从明末直至民国，该家族富商大贾辈出。1949年前后由于政治等原因，席氏子孙开始大批迁居海外。也许是传承了数百年来那种勇于开拓奋进的家族精神的缘故，如今海内外的洞庭东山席氏家族成员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精英人物。据《东山镇志》统计，仅当今在大陆各地的科技、教育、卫生界就活跃着近三十位具有正高职称的洞庭东山席氏家族成员，在政界、工商界及文化界也有多名席氏家族成员取得了重大成就，而迁居海外的席氏家族成员中也涌现出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在21世纪的今天继续创造着洞庭东山席氏家族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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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席氏在苏州留下的遗迹颇多，洞庭东山尚留存有明代该家族建造的瑞蔼堂、凝德堂，这两处建筑已经被列入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遗留下的园林有位于洞庭东山的启园和苏州市区的天香小筑，这两处园林都是近代旅沪巨商席启荪所建，现在也都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启园位于洞庭东山东部，为席启荪（名裕昆，1871—1943）始建。席启荪历任上海鼎成等钱庄经理，三十年代初曾购置柴油轮船开辟东山航线。1933年为纪念其祖上在此迎候康熙皇帝而兴建此园。该地原名叶家浜，是太湖边种稻养鱼的十余亩洼地。席启荪买进后在临湖一边挖土，扩展到40余亩，耗资十万（当时币值），历时3年规模大具，又名席家花园。但这时因经营的钱庄倒闭而停工，将园售给后山徐介启抵债，故名启园。园成后，园主的汽船从太湖开来，可从临湖堤桥下入园，园中的四面厅、复廊、转湖、假山和新楼无不掩映在波光岚影、花木扶疏之中。遥望园外，巍峨的莫厘峰和无垠的太湖，以及与波升沉的岛屿，尽收眼底风光无限。

天香小筑位于人民路858号，原为江宁籍、陆军中将苏谦1920年所建“苏庄”。1931年左右转让与席启荪，席改建为中西合璧式花园别墅，现有面积2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33平方米。住宅在西部，主楼屋顶为硬山式，覆以绿色琉璃筒瓦，各楼上下相互以廊贯通，地面铺筑花街。门窗格扇裙板雕刻花卉、古钱、鸟兽等图案，以及历代名家书法。 园在主楼东侧，占地1000平方米，树木葱茏。池北亭廊曲折蜿蜒，旧时园内山石如怪兽踞伏，故称百兽园。现归苏州图书馆。

 

注：

（1）关于扫叶山房的创始年代，学界有明万历说、明季说和清乾隆说三种，本文采用传统的明季说。

（2）前人对扫叶山房刻书也有提出批评的。如顾嗣立《元诗选癸集》生前刻而未竟，七十余年后席世臣刻成此书，使布于世，但被王芑孙评为“其刻书意在求利，匪惟刊校不精，妄多删替”。见《顾廷龙文集》、江澄波《古刻名钞经眼录》。

（3）该表参考《东山镇志》卷二十七《人物·当代名人录》制成，特此致谢。

 

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

　　席启寓等续修《洞庭东山席氏世谱八集附席氏常熟支谱系一卷》、《太湖备考》、朱彝尊《工部主事席君墓志铭》、《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卅周年纪念特刊》、曹聚仁《上海春秋·报坊旧话》、薛利华著《洞庭东山掌故》、沈炳荣主编《东山镇志》、张仲礼、陈曾年著《沙逊集团在旧中国》、马学强著《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传》、甘兰经《苏州洞庭东山席氏》、虞苏强《关于“天香小筑”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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