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植(1905-1927)，又名炳登，字愈高，浙江省青田县腊口镇北坑村九山自然村人。1905年4月出生。小时在本村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处州中学(现丽水中学)，毕业后去上海。1924年8月赴广东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二期学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军校中共支部候补干事(候补委员)。在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培养下，他参与了党组织开展的联合广州各军事学校和部队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机关刊物《中国军人》等项工作，成为一个善于做政治思想、宣传工作的优秀共产党员，成为周恩来、熊雄在军校工作的重要助手。

　1925年1月和10月，两次参加讨伐陈为，炯明的广东革命军东征。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先后任政治部宣传科员、科长。在征战中，他积极做好发动群众，鼓舞士气，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等项工作。

东征结束后，他调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任周恩来同志的秘书。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出师北伐，麻植留守军校负责军委和军校的联络。初冬，周恩来、聂荣臻同志离开广州，麻植奉命留在广州，主持军事部工作。

　　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麻植虽然脱险，但他心中总挂念着榨粉街军委住处存放着党内文件和军校党员名册，于是不顾个人安危，返回广州。

　　在军委住处做拜拜掩护工作的女共青团员黄玉兰正庆幸麻植脱险的时候，麻植却匆匆地闯进门，镇定地对她说：“玉兰，我在街口被敌人盯上了，你快把门栓上!”说毕，麻植就迅速冲入内房，捧出一叠党内文件和军校党员名册，在厅堂上点火焚烧起来。这时门外已传来敌人的脚步声，黄玉兰急忙抢过麻植手上的文件和名册，推着他说：“让我来烧吧!你快点离开这里，要不就晚了。”麻植一面继续烧文件，一面匆忙说：“不行，这些文件和名册关系到数百名党员的生命，关系到党的前途，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如果落在敌人的手里，那么整个军委的党组织就要毁灭了，我是为了它才来的的，你还是快点帮着我烧吧!”当敌人砸开门闯入屋里时，只见一堆灰烬。麻植和黄玉兰被捕了，被分别囚禁在八号监狱二楼政治犯上的男女牢旁。

　　邓颖超同志的住处，“四·一五”晚上也被搜查。邓大姐因生产住在一家私人的妇产医院，才幸免于难。

　　麻植被捕后，敌人妄图从他口中掩出共产党组织的秘密。首先派两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学生做说客，被麻植严词拒绝了，敌人就夜以继日审讯，用插竹签、坐老虎凳、吊飞机等各种酷刑来折磨他。每次审讯后，他总是带着满身血迹送回牢房。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吐露党的秘密。

　　麻植被捕后的第十天，在敌人的审讯室内，黄玉兰见也血迹满脸，外衣被撕得破破烂烂，肩背伤口渗着脓血，脚一拐一拐地拖着沉重的镣铐走着，内心十分难过，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麻植低声对她说：“玉兰，你要坚强些，头是不能向敌人低的，泪是不能向敌人流的。这里是敌人的法庭，千万不能流泪。玉兰，你不能哭，这样会暴露你的政治身份。现在敌人对你摸不着底，一会儿审讯开庭，你要一口咬定是我的女佣，是来广州挣钱谋生的。这样，敌人便无可奈何了。”麻植说着便从衣服口袋处取出一支桔红色的钢笔交给黄玉兰说：“敌人是凶残的，他们绝不会放过我，我既入囚笼，断无生还的希望，不过我是不会向敌人低头的。这支钢笔是我多年来为党工作的用具，是我唯一的财产，就留给纪念吧。以后同志们问到我，你就告诉他们，麻植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和期望，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审判开始，麻植利用生命尚存的一刻向敌人作最后的斗争。他在法庭上昂首挺立，直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以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执行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模范。他质问法官：“共产党执行了孙中山的政策，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哪一桩，哪一件触犯了国法?我看违法的是你们!背叛孙中山的也是你们！你们害怕真理，背叛革命，把中国再度推向黑暗深渊，你们是祸国殃民的反动派，到头来成为千古罪人!”

　　1927年4月29日下午，麻植面无惧色，英勇就义于红花岗，年仅22岁。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麻植被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