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年（一八七三—一九五四），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原名，字幼来，号心龛，别署醒龛、心安、性涵等，又号金鳌十二峰松下第五童子。所居曰安居、依古庐、雪峰片石草庐。为西泠印社早期重要社员。平生刻印极多，出版有《依古庐篆痕》《童子雕篆》等，另有未出版的流传本《瓦当印谱》《无双印谱》《抚古印谱》《古人名印存》《肖形图像印存》等。一九三四年西泠印社曾出版《现代篆刻》一至九集，每集每家一页，而第八集《童心龛印存》为童大年一人之作，其时童氏刚过三十岁，足见其成名之早，影响之大。
　　五百年明清流派印，是篆刻发展史中的一座高峰。如果说秦汉时期的篆刻艺术是实用印章的伴生物，那么这一时期的篆刻是具有主动意识和独立意义的艺术创作。这一时期奠定了篆刻艺术以汉印为典型的审美基调，完成了一系列技法程式。这一时期的篆刻艺术以流派为存在特征，而换一个角度看，流派又是此时篆刻的局限。流派印发展到后期形成了模式化，技法上也有很重的陋习，于是在清末时期，印人们开始打破流派印的壁垒，
融会贯通，印外求印，使印坛出现了新的生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赵之谦，而对童大年一生篆刻影响最大的正是这位能合浙、皖两派为一体的赵之谦。
　　童大年大约晚赵之谦四十余年，晚吴昌硕、黄士陵二十年左右，晚齐白石十年，与李苦李、赵古泥、赵叔孺、陈师曾、赵云壑、王福庵为同时期印人。这个时期的篆刻是创作成熟、人材辈出的时期。总体看来，他们的作品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完全株守流派印门户的很少，多数印人能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二是每个印人都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创作中有个性表现，当然，有些个性鲜明，有些风格特点不很突出，但总的趋向是解脱了明清流派印的门户；三是创作中尽管风格流派众多，但以汉印为典型的审美倾向仍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四是文人所崇尚的“雅”仍是这一时期的审美追求，作品中表现金石书卷之气被视为一种高格调。这几个特点，也都明显地在童大年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对他的规定性。
　　马国权先生《近代印人传》中叙述童大年的印艺经历：“自总角习刻，早岁曾手抚古玺汉印百余钮，毫厘毕肖，印艺盖植基于此。后习石如，又取径浙派，用恣其态，曾心折于赵仲穆之雄奇古拙，颇拟之。前辈潘主兰先生尝见心龛手自剪帖《二金蝶堂印谱》，遍为题识，具见服膺之忱。今其自刻印中，亦有‘结习未尽’一方，跋谓效叔之深刻法者。中年以后，锐意购藏古物，举凡鼎彝泉镜、陶石砖瓦，靡不罗致，欲于三代秦汉古文奇字中自创面目，对先秦陶玺文字、秦汉瓦当文字用功特多，故其印浑厚朴茂，金石气韵盎然。于古玺及汉凿印尤有入处。”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童大年的篆刻来自几个方面：一是直接取法古玺汉印；二是受明清流派印影响，但未专习于一门一派，游弋于浙派与邓氏皖派之间；三是对其篆刻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赵之谦；四是受邓石如印从书出、赵之谦印外求印创作思想的影响，广泛地在古代金石文字中汲取，使其创作不局限于古代印式而具有丰富性。
　　童大年是一位善于吸收和融会贯通的篆刻家。他的印路子很广。在他的作品中，有的是典型的古典印式，有些是明显受到赵之谦、吴昌硕等近代印人影响的作品，也有许多是印从书出的结果，明显看到汲取金石文字入印在其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童大年篆刻刀法精能娴熟，姿态丰富，有拟古铜印线条者，也有些是爽健圆劲的细朱文，有浙派碎切刀的刻法，但更多的是邓石如式的冲刀，其线条能合赵之谦之爽健与吴昌硕之厚朴为一炉，用刀精致而不蹈工艺化之中，分寸感把握得很好。再一点，他篆刻中表现出较强的书法性，没有局限于古代印式之中，而突出表现了篆法结构之美与笔意之美，所以他的印耐人品读，具有韵味。第三点，由于童大年书法篆刻之外兼及绘事，所以他的印具有画法中的“经营位置”，章法意识很强，印面安排多从大处着眼，注重大的疏密对比，所以章法上醒目夺人。
　　童大年的篆刻作品精致，形式多样，刀笔俱佳，其各种形式的作品都能达到很高水平，确是近代印人中的高手。但就个人艺术风格而言，远不及吴昌硕、黄士陵、齐白石突出。孙洵先生在《民国篆刻艺术》中说：“童氏篆刻虽博涉诸家，究竟未能造就一家之面目，时誉虽高，未能流风后世。”童大年篆刻的优势及缺憾，足以发后来者深思。



       我从童氏印章中查到有几方印是模赵穆(字仲穆，号印侯)的，其他印中也有不少流露赵氏风韵之处，可知当年他是颇喜赵氏印章艺术。童氏长于西泠，自然能刻浙派；尤服膺赵之谦，对之研究颇深；但这类作品在数量上不多。他的斋称为“依古庐”，曾用此名作印谱，可知他是以古玺、汉印为主。童氏承父兄之馀烈，三代彝器之类均有收藏，故尤多以钟鼎人印。印人中能如吴昌硕那样独创一种高古雄浑的面目，开一代之宗，固然可敬。但能如此者，千古又有几人?所以，我认为能像童大年这样“印兼众长”，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见印例38—41)。

        童大年的书法在艺术界亦颇有地位。童氏的书作，各体都有，以篆文最为重要。他在七八岁时，即由父兄教他《说文解字》，并要他写篆文。从八岁会刻印以后，对于篆书的研究与书写就更加自觉了。其父是当过官的，家里收藏丰富，学起来更觉容易些。他十七八岁时，凡见到各类金石以及印章上的篆书之奇特者，一一细心双钩下来，以作为写篆字或治印时的参考。后曾加以整理，辑为《依古编》四册。叠经战乱，稿本已尽散失。由于有过这一番功底，所以童氏所写篆书十分严谨，陈伏庐曾赞他“字字皆有来历可言”，确非诳语。当年，他每与人争辩某字可通，某字不可通，并引金石为证，如数家珍。

所作篆书，高古淳厚，使人望之直如一纸精拓，古韵喷薄而出。其线条柔中带钢，有誉之为“化百炼钢为绕指柔”者。由于这个原故，景区与金石书上，每见其题字。除了前述“西泠印结千秋社，东汉石传三老碑”外，据《西泠印社志稿》卷四曾另有二联。一为石交亭联：“石交几辈共晨夕，山色两湖无古今”；另为宝印山房联：“彝鼎图书自典重，金石刻画臣能为”，下署“癸丑十月初吉，崇明心安童大年集句作篆补壁。”

         童氏书法，寒舍藏有数品，一系临颂敦中堂；一为隶书斗方，落款题称“汉祀三公山碑篆势奇肆，纯任自然，心安摹”；另一系以古砖甓文写的对联。从其散件，可见其楷书敦厚如其人。

书法以外，画亦精妙，尤以所作没骨花卉与焦墨山水最为世人宝爱。童氏治艺极勤，数十年挥毫、奏刀从未间断，故作品面貌时呈新样。晚年所作没骨花卉，在花、叶之向背、正侧上甚用功夫，每能以写意之画而出写实之形神，是为一绝。童氏哲嗣启熊兄当年曾以画稿数纸相赠，因其有印而未落款，遂往沪上求其至交朱孔阳老人为之题端。朱老以隶书为作“心龛遗墨”，后并称“心安是我金石旧交，死后复活，为我多活一日。今题此，不禁挥泪而书之。云间朱孔阳，年在八十二。”朱老写时，果真涕泪并出，唏嘘不止。

        民国23年9月，由余绍宋主编之《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第一期出版，上有童大年先生之润例一则，兹录于此：“童心龛先生，名大年。精篆隶，兼工铁笔。历50载，名重寰瀛。近居武林，颐养多暇。研究金石，乐此不疲。凡慕先生手笔者，件交沪杭各笺扇庄、西泠印社均可代收，或径交杭旧藩署宾官弄60号本宅。详细润格，函索即寄。邹适庐、项兰生、余越园、陈伯衡、高野侯、邵裴子同启。附录略例：堂幅6尺12元，5尺10元，3、4尺8元。屏条减半，楹联6尺8元，5尺6元。3、4尺5元。扇、册4元。石章每字朱文2元，白文元半，牙章加倍，墨费加二成。”
在《童子雕瑑》中，有年逾古稀的童大年自己写的一篇序言，对研究童氏很有价值。该书出版数量甚少，今特录此以餮很读者：
        先大夫松君公少擅书画、铁书，壮乃渐辍。叔平三先兄继起。余6岁，伯英、仲文两先兄与先姑母陈
次第教之识字读书。每于灯下见叔兄治印，辄喜而不寐。及旦，视拓文，且甲乙之。8龄习篆，泥其削正。数年后，稍能自刻。光绪甲申秋，随任德清署，延师课读。不喜时艺，暇仍刻画。戊子秋，先大夫既得请卸任，回省，不数月，吏绅因婪索不遂，诬陷镌级，泊如也。

        已丑冬，与叔平、季泰两先兄合作《无双谱》《剑侠传》人名印，缩摹《秦汉瓦当文印》三种。旋得青田原坑石数十斤，就其材解为大小数百方。六面刻之，刻尽复磨，磨尽复刻，再磨再刻不已。尝作《高士传》《列仙传》人名印，及摹周、秦、汉、魏官私玺印若干方。随作随弃，乐此不疲，亦从吾所好耳。

          性刚才拙，落落寡交，而喜从长者游，与名流耆硕相契合。年18，率刊《韫王山馆润格》为贳酒资，亲故不斥其妄而称许之。嗣乃钩摹金石文字，及玺印原拓各谱，究心殷契、籀篆、分隶之学，以期取法平上。但竭60余年之精力，应寰宇人士之索取，所作不下万千计，而犹未入古人神化之境，阐发印学精微之蕴，能无惭憾乎。10余年来，又以作画故铁书时复间断。人皆惧其衰也，趣以自用各印之什一拓行之。

       嗟乎。扬子《法言》曰：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况予一生坎壕，艰苦备尝。自幼而壮、而老，未得从容宁息。水厄二遇，火厄三遇，兵燹复五遇，余尤多难堪之状。姑举其略，识于各印边跋中。览者如逢其人，如闻其语，知其梗概，即作童子雕篆观可耳。
      癸未岁寒古瀛处士童大年跋于沪西安居寄庐绿云盫，时年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