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发掘中，有十六座贵族墓葬都出土有一种被称为“铜椁饰”的山字形薄铜片1）。此前此后，陕西西安张家坡、河南平顶山滍阳岭、山东莒县西大庄、甘肃礼县圆顶山等两周墓地也相继出土过少量同类器物。这类铜片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两周时期的贵族墓中，但往往由于破碎严重，器形莫辨而被发掘者所忽略。它在每座墓中往往以偶数形式出现，其数量的多少与该墓葬墓主身分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对于它的用途和名称，多年来一直未能确认，大都习惯地称之为椁饰或棺饰。所幸九十年代虢国墓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发掘，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笔者曾亲历这次发掘过程，对此有过较多的留意，继而也曾做过初步探讨2），认为是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铜翣。现以虢国墓地两次所获发掘资料为主（凡墓号为“1”字开头的是五十年代发掘的墓葬，见《上村岭虢国墓地》；为“2”字开头的是九十年代发掘的墓葬，见《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兼及其它墓地资料，详加论述草成此文，以请教于学界同仁。
一、铜翣的特征与定名
这类山字形铜片大都很薄，一般厚度在0.04—0.2厘米之间，宽度约为23.6—60厘米，高度31—66厘米（详见附表）。其中有些铜片因受腐蚀破碎严重，多数形状不明，难以完整提取，唯有少数尚得以保留其原貌或大致轮廓。就其形状而言，各地所出者大同小异。以虢国墓地贵族墓所出铜片为例，其整体略似山字形（图一：1、2、4），是用四块形状不同的带钉孔的铜片联缀组合而成。其中最大的一块铜片位于下方，略呈横梯形，其左右边缘向上逐渐略微内收，延至两角处各向外倒卷，形成左右相对称的鸟喙状弯钩；其他三块较小的铜片基本呈长条形，经缀合分左、中、右三列依次直立于大铜片的上方。其中，位于中间的铜片一般呈圭形，而位于左右两侧的铜片其顶端或作瓦刀形，或作卧鸟形，但不管怎样二者总是形状、大小相同且以圭形铜片为中轴相互对称。这些组合铜片的上面往往摁压有多条随形弯曲的成组平行线花纹，花纹之间大都分布有多个形状不同的镂孔，镂孔与花纹共同组合成两鸟相背的图案（图一：1）。应国墓地所出则稍有不同，其纹样为变形兽面纹3）（如图一：9、10）。
值得注意的是，在虢国墓地M2011中，这类铜片的下面还发现有竹条残迹4），推测应是用以支撑和加固铜片的框架。在M2010与M2119中，均有好几组铜片相互叠压着放置在外棺盖板或棺盖板上，并且每组的下方都连接一根断面为椭圆形的已腐朽的长木柄5）。据观察，铜片的下边缘夹在木柄上端被劈开的裂缝内，有些木柄的表面尚可清晰看到用绳索捆扎铜片的痕迹。其中M2119所出木柄痕迹残长最长 150、宽8、最厚约4—5厘米。
结合古文献有关记载，我们认为墓葬中所出土的这种带有长木柄的薄铜片正是周代丧葬用具中的翣, 即《周礼·夏官·御仆》所谓“大丧，持翣”的翣。大多数墓葬的薄铜片下方没有发现木柄，多半是由于木柄容易腐朽所致。当然，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墓葬中，木翣柄往往得以保存，如信阳楚墓M1就是如此6）。《释名·释丧制》云：“齐人谓扇为翣。”表明翣的形状与扇近似，而这恰与上述铜片的形状有些相类。《说文》云：“翣，棺羽饰也。”表明翣最初可能是用鸟的羽毛制成的。但据《周礼·天官·缝人》“丧，缝棺饰焉，衣翣柳之材”的记载来看，周代另有木框架上包裹以布帛而成的翣。除此之外，在上引信阳楚墓M1中，据谴册记载随葬有“一长羽翣，一径翣，二竹翣”7），表明翣还可以用其它材料制成。朱骏生在《说文通训定声·谦部》指出，翣有羽、布、席三种质地，殊不知周代另有铜翣存在。他说：“《世本》：‘武王作翣。’汉制以木为框，广三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画布，柄长五尺。柩车行，持之两旁以从。按如今之掌扇，疑古本以羽为之，与羽盖同，后世以布，或以席。” 可以看出，翣所具有的“柄长五尺”的“掌扇”形特征恰与上述墓葬所出铜片的形状及其下接木柄的情况相符合。稍有区别的是，汉代的翣以木条作框架，上面蒙的是画布，而周代的翣至少有一种是由铜片制成的，其背面或撑以竹条（如上述虢国墓地M2011所出）。
就其用途而言，翣是一种用于遮障棺柩的装饰品，即上文朱骏生所谓“柩车行，持之两旁以从”的丧葬时专用的棺饰，同时也是一种标志贵族身分的礼仪性丧葬器物。据古代礼书记载，在高级贵族的丧葬礼制中存在着一种饰棺制度，张长寿先生对此做过深入研究8）。大概为避免他人在看到棺柩时产生恐惧或厌恶心理，在诸侯和大夫的丧礼中，常常要用白色的锦帛直接覆盖在棺上或如布囊一样套在棺上作为棺衣，《礼记·丧大记》称之为“素锦褚”。此外，有些高级贵族死后，还要另行专门设置一种类似房屋形的木构框架，其上面缝缀以布帛，作为装饰物笼罩于棺上，《仪礼·既夕礼》称为“见”，《墨子·节葬篇》谓之屋幕，今俗称棺罩。据文献记载，棺罩周边的木框称为墙，上边的架木称为柳，整个棺罩亦可称为墙柳或柳，蒙于棺罩上面的布帛称为“荒”，围于四周的布帛称为“帷”。运载棺柩的车因同时也载有棺罩而称柳车。在将棺柩运往墓地的路上，为屏路人障柩车，御仆于柩车两旁持翣护柩而行。到了墓地后，将棺柩及其棺罩一同置于墓中，随车而行的御仆也将所持的翣直立放置于木椁内棺罩的周围。这就是《礼记·檀弓上》所说的“周人墙置翣”。在虢国墓地的第一次发掘中，有些墓葬的木椁内壁常发现贴有铜翣或其残片，以致于有人认为它是钉在椁壁上的，其实是棺罩周围的铜翣斜倚于椁壁上所致。
在考古发掘中，木质棺罩易于腐朽而难以保存，所发现者很少。但就侥幸残存者看，棺罩确实与铜翣常常相伴出土，例如在虢国墓地的国君墓（M2001）、太子墓（M2011）与高级贵族墓(M2010)中，就既发现有铜翣，又发现有棺罩木框架遗迹。并且在M2011太子墓、山东莒县西大庄的一座春秋墓与长清县岗辛的一座战国墓中，还同时出土有一种安装于棺罩木框架结合部位的铜质构件9）。对于岗辛所出铜构件，简报作者认为是“帐构”，并做过复原。复原后的木框架似房屋形，张长寿先生认为即是棺罩的实物10）。与仅随葬铜翣的墓葬相比，同时也随葬棺罩的墓葬其墓主人的身分地位显然更高一些。不仅如此，M2001、M2118的棺罩上还发现有彩绘的布帛痕迹，无疑应是文献所称的“荒帷”。该墓地M2119棺的中部也有彩绘布帛痕迹，推测应是覆盖棺柩的棺衣——褚。
附表：周代墓葬铜翣尺寸（不含木柄长度）登记表

墓地名称 器物编号 高（厘米） 宽—厚（厘米） 器物年代
张家坡西周墓地 M129：22—1、2 22.6
（复原后高度） 27.5—0.1
（复原后宽度） 西周晚期早段
上村岭虢国墓地 M1701：5
M1706：255
M2010：7 31.5
48.6
52 26.5（厚度不明）
48.6（厚度不明）
40—0.05 春秋早期
滍阳岭应国墓地 M1：24—1
M1：24—2
M6：54
M6：59 22（残高）
22.4（残高）
66
65 36—0.1
36.3—0.1
50—0.1
60—0.1 春秋早期
西大庄莒国墓 M1：15
M1：16 43.8
42.9 28.8—0.2
25.8—0.2（残宽） 春秋早期
圆顶山秦国墓 M1：32 32.4 23.6—0.04 春秋早中期之际
中山王墓二号车马坑 CHMK2：4
119 74—1.2 战国中晚期之际
二、随葬铜翣的数量及其礼仪性质
据考古发掘资料，高级贵族墓中大都随葬铜翣，只是大多因残破较为严重无法辨认器形而已。至于上文所说的羽翣、布翣、席翣和竹翣等，则可能因腐朽过甚而一直未能发现。古代礼制对贵族死后丧葬时用翣的数量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如《礼记·礼器》云：“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丧大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如果与周礼中标志贵族身分地位的用鼎制度，即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相比较，就会发现用翣数与用簋数相同，二者皆用偶数。由此可知，用翣数量的多少是墓主人身分地位的象征，所以说铜翣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丧葬礼器，在今后的发掘中应当予以特别的重视。
周天子墓至今尚未发现，其用翣数量自然不得而知。从以往的发掘情况来看，在两周之际以后遵循周礼的高级贵族墓中，单位墓葬所出铜翣的数量与文献记载大致相符。就虢国墓地而言，除铜翣残破过甚而无法统计其数量的墓葬外，目前使用铜翣数量最多的是M1052太子墓，共8件；其次是M2001虢季墓、M2011太子墓与M1701贵族墓，均为6件；其三是M1706、M2010、2119等贵族墓，均为4件。其中，M2001的墓主人虢季身分为国君，葬具为单椁重棺，随葬七鼎六簋，使用六翣理所当然。M2011的墓主人为太子，身分为准国君，葬具为单椁重棺，随葬七鼎八簋，除用簋数多出两件外，使用六翣也合乎情理。M1706与M2010墓主人身分均为大夫，葬具为单椁重棺，皆随葬五鼎四簋，使用四翣中规中矩。至于M2119，因为是一座被盗墓，葬具为单椁单棺，随葬鼎簋数量不明，但从墓葬形制与随葬铜翣的情况来看，当也是大夫级墓葬。诚然，M1052墓主人身分为太子，葬具为单椁重棺，随葬七鼎六簋，作为国君之嗣而用国君之礼，却也无可厚非，但竟使用八件铜翣（是否发掘时统计有误，令人置疑），显然于礼制有所僭越。最为不可理解的是，M1701仅随葬三件铜礼器（即鼎、盘、匜各1件），葬具为单椁重棺，墓主身分看起来很低，却使用6件铜翣，想必其中另有原因不得而知，要么即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具体体现 。
应国墓地两座春秋早期墓M1与M6皆随葬有铜翣。其中M1计有4件铜翣，均相互叠压着放置在椁盖板上，其中上面的2件与下面的2件放置的方向南北颠倒11）。与其他铜翣稍有区别的是，该墓的每件翣皆各由两层形状、大小、纹饰相同的薄铜片缀合而成，而且翣的上部缺少三个直立的长条形铜片（图一：9、10）。M6保存基本完好的铜翣有2件，均放置在棺盖板上（资料尚未发表）。其形状与虢国墓地所出有所差异，其铜翣上方的三个长条形铜片皆作圭形，而且与其下方的铜片是联体浑铸的（图一：3、5）。另在棺椁之间还散落有一些薄铜片，因过于破碎形状不明，不能确定是否为铜翣。这两座墓均各随葬五件铜鼎，至于铜簋数量，M1为六件，M6为四件。根据近几年对应国墓地的研究，可以确认这两座墓的墓主人身分都是国君12）。我们在发掘简报中曾认为M1是一座大夫级贵族墓葬，应当予以纠正。那么对照上面的文献记载，国君使用五鼎，是否与礼制相违背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上引《礼记》所规定的贵族用翣数量，一般是指大国国君而言。而对于小国来说，其国君的身分地位要下降一个等级，即享用五鼎的礼制。这就是《礼记•王制》所说的“小国之君不过五命”。对于不同等级的贵族之“命”，《周礼》中有十分明确的记载，其《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这里的子男相当于小国之君，皆为五命。因此应国墓地M1随葬五鼎配四簋四翣，正合乎其小国之君的礼制，只是簋的数量多出两件而已。至于M6五鼎四簋的配置也是合乎礼制规定的，只是铜翣的数量不能确定罢了。再者，在近年发掘的晋侯墓地中，诸多晋侯墓大都使用五鼎13），再一次佐证了小国之君礼降一等，使用五鼎的礼制规则。不仅如此，《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崔杼弑齐庄公 ，“丁亥 ，葬诸士孙之里。四翣，不跸，下车七乘，不以兵甲” 。可见，诸侯使用四翣，也是常有的事。有一点值得注意，迄今为止在虢国墓地与应国墓地的女性墓中尚未发现铜翣。
最近，甘肃礼县圆顶山春秋早期秦墓M1中也出土有铜翣的实物14）。此墓曾被盗掘，还剩有五件铜鼎，二件铜簋与二件铜翣。该铜翣（简报称为棺饰）的形状与前者所述基本相同（图一：6），稍有区别的是，翣的上下两部分因浑铸而联为一个整体，而且通体素面；二者相同的是，铜翣的中部也同样分布有数个镂孔，以组合成简易兽面纹。由于该墓被盗，出土器物不全，随葬鼎、簋、翣的实际数量不明，但根据墓中尚有五件铜鼎，并有三个殉人的情况推断，墓主人为一贵族，身分地位较高。发掘简报认为该墓为女性墓，证据似嫌不足。
1996年，山东莒县店子集镇西大庄一座春秋早期的墓葬M1中也出土有二件铜翣，并有一件呈鸟形的铜翣残片15）。这两件较完整的铜翣也是联体浑铸，发掘简报称之为“山字形器”（图一：11）。其形状极为简化，与其它铜翣相比，它似乎省却了下方的近梯形铜片，但仍然具备铜翣的特征，即中间的铜片呈圭形，两侧的铜片顶端呈鸟首形。该墓同出的鸟形翣残片与虢国墓地M2118所出基本相同（图一：7、8），二者原来都应是直立于铜翣上方两侧的铜片，只是此鸟形饰身下的条形铜片残失不存罢了。据鸟形饰的大小，推测这件铜翣要比被称为“山字形器”的铜翣大得多。
此外，在春秋早期的河南新野曾国墓葬中，有一座二人同穴合葬墓，其“棺椁周围有不少薄碎铜片” 16），显然也应当是破碎的铜翣残片，而不会象简报所说是“镶于棺椁上的铜饰”。战国中期的望山二号墓与信阳长台关一号墓据所出竹简遣册记载，均各随葬四件铜翣。其中望山二号楚墓中有“一大羽翣，一大竹翣，一少翣，一少嵌羽翣” 17）。其中少翣即小翣，由此可见翣分大小两种。前引信阳楚墓M1、M2均各出土2件翣，仅剩木翣柄，但M1所出却与该墓遣册第2组简2—019中所记载的“一长羽翣，一径翣，二竹翣”少了2件，显然是由于腐朽所致。在战国中晚期的中山王墓二号车马坑中也随葬有形体奇大的铜翣18）（图二：1）。该铜翣的形状与前者所述基本相同，与前者相比，显然是从山东莒县莒国墓简易型铜翣发展演变而来，整个器身联体混铸而成。较为特殊的是，该铜翣下方与木柄相接处是一个圆形銎孔，翣的木柄可以直接纳入銎孔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该铜翣出土于车马坑内，而非墓葬之中。
三、铜翣的起源与流变
当然，铜翣的形状随着年代的推移也经历着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西周中期的高级贵族墓中已发现有放置在椁顶板上的兽面形薄铜片，或被称为“椁顶饰”。例如浚县辛村卫国墓地中，“在几座大墓的椁顶上，往往分布些薄铜片，作为椁顶的饰物” 19）。这些铜片或作鼻形、或作眉形、或作眼形，如果拼凑在一起（辛村报告认为是缀合在皮革上的），就会组合成一副副兽面形面具。仅在该墓地的M5一座墓中竟出土10多具此类面具。无独有偶，在张家坡西周墓地M170井叔墓的椁顶盖板上也有一些薄铜片，“这些铜片集中在椁顶的北半部，有的还可以看出似兽面状，但终因锈蚀而无法提取” 20）。从虢国墓地所出铜翣的形状和位置判断，这些兽面形或组合成兽面形的铜片无疑都是铜翣。至于组合而成的兽面具不唯辛村独有，应国墓地早中期墓葬中也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组合形人面与兽面具在西周中期以前较为多见，而在西周中晚期联体铜翣出现以后就逐渐地消失了，故而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就是铜翣的雏形。
需要说明的是，1957年在张家坡2号西周车马坑中出土有此类铜兽面，被认为是戴在马头上的“马冠” 21），也就是所称的鏤鍚。在浚县辛村墓地中也出土有许多组被称为“马冠”的整体形和组合形兽面具。在组合形兽面具中，有的形状与上述“椁顶饰”几乎完全相同22）（图六：1、2）。经比较可以看出，所谓“椁顶饰”与“马冠”其实可能是同一种器物，只不过陈放位置不同罢了。也就是说被称为“椁顶饰”的铜翣既可以与棺一起放置于墓葬中，也可以与车一起放置在车马坑中，正如前述中山王墓的铜翣与棺罩上的铜构件一同放置在车马坑中的情形一样。可能仅仅因为铜翣放在车马坑中而被称为“马冠”。
在辛村墓地的铜兽面具中，有组合形与整体形两种共存，这似乎透露出铜翣在雏形时期的情形。大家知道，在商代至西周早中期的贵族墓葬里，经常会发现一些写实性较强的铜质人面具、牛面具和兽面具，有的面具头上两侧设有弯曲的双角形装饰物23）（图六：3、4），和铜翣上部两侧铜片的形状十分近似。这使我们不难想象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依照古人“事死如事生”的理念，推测这些面具可能原本是日常生活中用于降神驱邪攘灾以佑助人类的法器，与当时的宗教巫术有些关联，后来发展成为铜翣的形状。据《浚县辛村》的作者郭宝钧先生称，他最初认为这类铜面具为方相，后更正为“马冠”。现在看来，其原观点可能是对的。《周礼·夏官》云：“方相氏……，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后汉书·礼仪志》载：“大驾，太仆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立乘四马先驱。”这种在出殡时以带有面具的方相氏先驱开道、驱赶魑魅魍魉的丧葬礼仪，与出殡时执铜翣者护卫于柩车两旁而行进的情形几乎是完全一样。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方相氏所戴面具与铜翣之间可能的确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就目前所获发掘资料，保存基本完好的最早的铜翣出自西安张家坡墓地西周晚期早段的一座墓葬M129中。该墓曾被盗扰，是一座较大型贵族墓，葬具为单椁双棺，随葬器物仅剩下陶鬲、铜车马器、玉器、骨器、蚌饰与海贝等。其中铜翣片饰仅剩两块，其中一块为兽面纹薄铜片，另一块为“右手形薄铜片”，发掘报告统称之为“铜椁饰” 24）。经拼合复原，我们发现它们属于同一件铜翣，因为在这两块铜片边缘上各有两个用于缀合小钉孔，彼此相叠对应后弥合无间。继而不难看出，该铜翣遗失了与“右手形薄铜片”相对应的“左手形铜片”，以及缀合在铜翣上部中间的圭形铜片。现将其复原如图（图二：2）。这件铜翣形制比较原始，主体所饰兽面纹写实性很强，“兽面的整个形象是竖眉，凸目，横鼻，大口，翼状耳，显得狰狞可怖”。与此相比，铜翣在流行时期的情况就大不相同，如两周之际已经定型的以虢国墓地和应国墓地为代表的铜翣，其兽面则往往以不同形状的镂孔与平行线纹组合而成，显得非常简约，写实性较差，而更具写意性。及至铜翣衰退时期情况就又有不同，在前述中山王墓二号车马坑中，与铜帐构一起出土的，高大的整个连为一体的“山字形铜器”则可能是铜翣的孑遗与变体。无可否认，它仍然保留着铜翣的基本特征。通过以上铜翣线图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述春秋早期莒国墓所出铜翣无疑应是虢国墓地向中山王墓车马坑所出铜翣演变的过渡形态。
据说，目前在三门峡一带农村的丧葬习俗中，仍然有在画布上绘出近似铜翣形状的图案的做法，这显然与虢国墓地的丧葬礼制一脉相承。作为丧葬礼器的铜翣在民间的丧葬习俗中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四、余 论
《礼记·檀弓上》云：“周人墙置翣。”表明铜翣是立置于棺罩一侧，即棺椁之间的。在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铜翣在墓葬中的位置其实并不十分固定，除置于棺椁之间的如M1052、M1706等墓葬以外，还有置于椁盖板上与棺盖板上的，如M2011太子墓所出6件铜翣两两对称地放置在椁盖板东西两侧（图三），应国墓地M1的铜翣则放在椁盖板中部。而M2001虢季墓的6件铜翣则分别置于棺罩木框架的西北角、东北角、东南角三处，每处各放2件，均上下相叠压（图四）。M2010的铜翣置于外棺盖板中部，而M2119与应国墓地的M6则均置于棺盖板中部（图五）。
据《礼记·丧大记·饰棺》记载，诸侯丧葬使用“黼翣二、黻翣二、画翣二，皆戴圭”，大夫丧葬则用“黻翣二、画翣二，皆戴绥”。所谓黼翣、黻翣、画翣，是指翣的表面所饰不同的花纹而言。在考古发掘中，羽翣、席翣、竹翣的难以保存自不必说，即便是侥幸保存下来的铜翣，或者因残破严重而无法弄清上面的装饰花纹，或者象《上村岭虢国墓地》那样，没有绘出摁压花纹的线图，因而对铜翣上不同花纹的确认也就非常困难。从虢国墓地和应国墓地所出铜翣上的装饰花纹来看，皆以镂空兽面纹为主体花纹，其镂空边缘围绕以摁压的成组平行线纹。这种平行线纹似乎是两个左右相对称的方折“S”形与反“S”形花纹，或者正如古代学者所说的是“两‘己’相背”的云气纹。
至于上引《礼记》所说的翣“皆戴圭”，有的学者认为是指玉圭或石圭，这种说法令人置疑。因为如果缚于翣上的是较重的玉圭或石圭，那只能是“垂圭”，而不能说是“戴圭”。再者，如果每件翣上皆戴圭，那么每座国君或太子墓至少必须出土六件，大夫墓则必须出土四件形制与大小基本相同的圭，并且出土时应当与铜翣在一起，然而在考古发掘中却并非如此。我们认为所谓翣戴圭，是指铜翣上方竖立于中间或者两侧的圭形铜片。但是，虢国墓地大夫墓（如M2119、M2010等）所出铜翣上也是圭形铜片，这却又不能符合《礼记》所说的大夫之翣“皆戴绥”的礼制规定。这种情况也许是一种僭礼越制的现象吧！
另有一点必须说明，《仪礼·既夕礼》云：“燕器，杖、笠、翣。”而《礼记·表记》云：“子曰：‘君子敬则用祭器。’”郑玄注：“谓朝聘待宾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 《仪礼》将翣列入燕器，与杖、笠并列，其为日常生活用器显而易见。我们认为这里的翣并非是丧葬礼器，而是指用于驱风乘凉的扇子，因为《释名·释丧制》云：“齐人谓扇为翣” 。除此之外，古文献中尚有“璧翣”一说，《礼记·明堂位》记载：“夏后氏之龙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郑注曰：“簨虡，所以悬钟磬也。……周又画缯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树于簨（钟虡横木）之角上。饰弥多也。”由此推测，这里的璧翣可能是一种挂在钟磬架上的扇形装饰物，显然亦非丧葬礼器。然而，同篇郑注又认为，戴圭之翣为诸侯葬礼所用，而戴璧之翣亦即璧翣为周天子葬礼所用，概其柩车前后左右各以二人持翣，共计八翣，“皆戴璧垂羽”。周天子墓尚未发现，其所用之翣戴璧垂羽之形自然不得其详，在此无需赘言。
注 释
1）黄河水库考古队：《上村岭虢国墓地》第4页，书中写道：“有16座墓的外椁椁壁内侧，或椁盖外侧，各钉有四组铜质椁饰。每组椁饰由四块带钉孔的铜片组成，片上大多压有花纹（图版伍拾，1）”。科学出版社，1959年。本文引用该书资料的有虢太子墓M1052、贵族墓M1701、M1706等墓葬。
2）、4）、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536页、第352页、第416—41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本文引用该书资料的有M2001、M2011、M2119等墓葬。此外，M2010所出铜翣的线图资料以前尚未发表，其它资料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0的清理》，《文物》2001年第12期。
3）、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北滍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8年。
6）、7）、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第68— 69、116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8）、10）张长寿：《墙柳与荒帷—1983－1986年沣西发掘资料之一》，《文物》1992年第4 期。
9）见注2)第351—352页；莒县博物馆：《山东莒县西大庄西周墓葬》，《考古》1999年第7期； 山东省博物馆 长清县文化馆：《山东长清岗辛战国墓》，《考古》1980年第4期。
12）通过对应国墓地发掘资料的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凡是大型墓，即国君与国君夫人墓，均从早到晚依次位于墓地所在滍阳岭的中脊部，从无例外。目前所发现的最高级别的应侯墓都是五鼎墓，这与山西晋侯墓地中晋侯皆用五鼎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是大型墓，即便没有铜器铭文，也可以推知墓主身分。
13）北京大学考古系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3期；北京大学考古系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晋侯墓地第三至五次发掘情况分别见《文物》1994年第8期、1995年第5期。
1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
15）莒县博物馆：《山东莒县西大庄西周墓葬》，《考古》1999年第7期。
16）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
1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第215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4月。
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该墓二号车马坑共出土山字形铜器5件。
19）郭宝钧：《浚县辛村》第5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第3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第147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22）同19）图版肆肆、图版玖贰。
2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十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24）同20），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