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年—1891年）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1847年进士，1854至1856 年佐曾国藩幕。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1863年任广东巡抚，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 贤讲舍讲学。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 入总理衙门，旋出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

生平简介
郭嵩焘年少时曾就读于湘阴仰高书院、长沙岳麓书院。道光十五年（1835）中秀才 ，两年后中举。道光二十七年（1847）会试，得中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咸丰二年（1852）底，太平军攻克武昌，浩荡东下，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数辞不允，郭嵩焘几度登门，曾国藩终为所动，创办湘军，罗致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咸丰三年（1853）五月，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遂向江忠源上“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其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船百余艘”。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三年，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情况，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离开曾国藩幕府，入值上书房。次年，英法军舰屯集天津大沽口外，郭嵩焘受命前往协助僧格林沁布置防务。临行前，郭嵩焘将多年来对西方事务的思考具疏上奏，认为要“制御远夷”，首先要了解外国情况，建议从广东、上海、恰克图、库伦等地选派通晓外国语言的人才入京转相传司，并在天津设局，仿制西式战舰以制夷。咸丰帝对此大感兴趣，立即召见询问具体方略。至大沽口后，因反对僧格林沁撤防北塘而辞去。

　　同治元年（1862），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次年，署理广东巡抚，镇压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五年（1866），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而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

　　光绪元年（1875）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恰在此时，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籍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摘、讥讽，更有无聊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由于中英尚未就马嘉理案谈判妥当，郭嵩焘出使延期。十一月四日，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自然郭嵩焘又遭到毁谤，“汉奸”、“贰臣”之类的指责咒骂，汹汹而至。后来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多加勉励。

　　光绪二年（1876）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四年（1878）兼任驻法公使。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不料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

　　三年（1877）八月，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民，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翌年，即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
侨的权益。同年10月16日应英国工厂主的邀请，访问了在伦敦附近的电力厂。在参观过程中，英国工厂主特意请郭嵩焘参观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他首次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电话。电话安装在相隔数十丈的上下楼内，郭嵩焘让随从张德彝到楼下去接听，自己在楼上与其通话。“郭问‘听闻乎？’张答到‘听闻。’郭又问‘你知觉乎？’张应曰‘知觉。’郭又说‘请数数目字。’张依言而数曰‘一、二、三、四、五、六、七。’”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

　　在英国，郭嵩焘目睹英国国内的禁毒措施，不禁感慨万千，两次上疏要求严禁鸦片，并提出具体建议。郭嵩焘还从中外交涉日益广泛的现实出发，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总理衙门接受了建议，后来虽未编成《通商则例》，但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备用。郭嵩焘出使期间，还处理了相当多的具体外交事件，并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与严复等建立了友谊。因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

　　三年（1877）七月时，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
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国内顽固派亦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郭嵩焘愤然托病辞职。光绪五年（1879），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5月5日乘船抵达长沙。由于湘阴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

　　郭嵩焘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光绪九年（1883）正月初一，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终年73岁。李鸿章奏请朝廷宣付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朝廷降旨曰：“郭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故不准立传赐谥”

著述名录
郭嵩焘著作有《养知书屋遗集》﹑《玉池老人自叙》﹑《史记札记》﹑《礼记质疑》等。其《伦敦与巴黎日记》，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标点出版﹐收入《走向世界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