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限牌令”于6月30日21时突袭，打了毫无准备的公众一个措手不及，从而引发强烈争议。7月16日，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如桂在“广州新型城市化道路中的交通建设”第二场市政府领导新闻发布会上，将这种没有事先征求市民意见的突袭，解释为是为了防止市民抢购、集中上牌，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平，也影响政策实施效果。

　　陈如桂副市长进而指出：“这个限牌政策试行一年，我们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去发动群众参与讨论，再出台将来的交通管理政策。”

　　我们自然可以将陈如桂副市长的这些解释，视之为政府和政策的良苦用心。但千解释万沟通，却终究绕不过去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试行，“限牌令”也已经在实施，其对市民的影响已经形成；“限牌令”的突然袭击，成功阻止了抢购和集中上牌，保证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却深刻地激发了公众的舆论反弹，使得人们对政府采取政策突袭这种施政方式，产生深深的不满。

　　无须讳言，如此的政策突袭，对政府的公信力和政策的良善意向，都是一种难以弥合的伤害。

　　鉴于城市有限的承载力，汽车限牌似乎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必须明确的在于，一个影响面巨大的政策的推行，哪怕是试行，也应当且必须要事先征求公众的意见。这不仅是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要求，也是行政规则以及政治文明的要求。

　　就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来说，一项政策的出台，自然希望能够顺利实施下去，不仅尽量降低政策的推行成本，也使得对于社会可能的冲击，能够降到最小。就此而言，陈如桂副市长对于广州汽车“限牌令”为何突袭的解释，也并不是全无道理。但陈如桂副市长却肯定没有搞清楚，应该如何理解政策的推行成本，以及如何推行，才能真正地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

　　任何政策出台，都有不可避免的成本。向人们解释政策的初衷，为了公众能够接受政策而展开辩论，从而使得政策出台和施行有可能旷日长久，是政策的成本；不顾及公众感受而用行政强力直接干脆地推行政策，也是政策的成本。本质问题在于：如何去理解这样不同的成本。

　　广州的“限牌令”结合了上海、北京的做法，显示了尽可能择善而从的善意；限牌令先“试行”一年，也显示了让政策软着陆的善意。但如此众多的善意，却无法掩饰本质上依然是在依靠行政强权推行政策的本意。坦率地说，广州限牌令的突袭，就是以一种既成事实来坐实政策，以一种行政的“花招”、“手腕”或者说“技巧”，来让公众认可现实。即便“试行”一年之后政策有所微调，展示了“问政于民”，政策也不会出现根本的修改。

　　“试行”是广州“限牌令”最容易软化反对意见的高招，你难以从根本上否认这不是一种“问政于民”。但是，“突袭”的推行方式却真切地表明，它的确不是真正的问政于民。所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黄连已经吃下，政策已经在推行，再大的意见，也只能寄望所谓的“微调”。试问，这是“问政于民”吗？这是群众去民主，政府去集中。

　　尤为要者，广州的“试行”，为用行政强权推行有可能引发公众反弹的政策，开了一个后果难料的先例。在“试行”就是“问政于民”的旗号下，重大政策要征集民意完全是可有可无。政府如果的确心存善意，“试行”将取得“试行”的效果，否则，“试行”不过就是行政强权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