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1905－1954），男，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与他同名的还有中国石油大学副教授和中国香港演员高岗。

人物简介
    高岗，一九零五年出生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高崇德，字硕卿。小时候在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后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学习。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一九三二年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一九三三年八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十一月后，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一九三五年二月，为了统一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委员。九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后，任军团副政治委员；一九三八年五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参议长。
　　一九四一年初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五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后，任西北局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赴东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一九四六年六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一九四七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前夕，高岗在党内已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一九五三年调到中央，被控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八月十七日，高岗自杀身亡。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的党籍。

大事年表
　　1905年
　　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
　　1922年
　　考入横山县立第1高级小学；受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组织学生自治会，曾任学生会主席，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被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收入该校就读。
　　1927年1月
　　由时任国民革命军西安军事政治队大队长的吴岱峰介绍，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说1926年入党）。6月和横山党支部取得联系，举办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等。
　　1928年秋
　　到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不久调肤施县开展地下工作。1929年被派往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任学兵队党的特别支部副书记。
　　1930年1月至1934年5月
　　1930年1月至5月任冯玉祥部骑兵第4师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

 

高岗(右)与刘少奇、王稼祥在苏联合影

　　1932年2月起任红军陕甘游击队交通员，后升任第2大队政治委员。
　　1933年8月至11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4年6月至8月任红26军第42师政治委员。
　　1934年1月至5月任第2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5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5年2月至11月
　　　1935年2月至9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5月起）。10月在陕北红军十五军团肃反时被捕，后被中央派人释放，11月底中组部对高岗和刘志丹等人平反。
　　1936年12月
　　1936年1月被派到内蒙古三边地区。6月至10月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0月任中共陕甘省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2月任书记。
　　1937年5月至1941年10月
　　　1937年5月至9月任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执行委员，
　　同年8月至1938年4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8月至1942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1941年1月起)。
　　1938年5月至1940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
　　1938年11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
　　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委员。同月至1945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议长。
　　1939年冬至1941年8月任陕北公学董事会成员。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
　　1941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1941年6月至10月、1943年5月起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
　　1941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任民族学院院长。
　　1941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干部审查委员会委员。
　　1942年6月
　　1942年6月起和任弼时一起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同月起任西北局财经委员会成员。
　　1943至1944年5月
　　　1943至1945年7月，高岗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
　　1943年至1945年9月任代理政治委员。
　　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任西北党校校长。
　　1943年12月起任西北局友军工作核心组主要负责人。
　　1944年5月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参加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1945年4月至6月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主任率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关于争取中间分子、生产、作风问题的发言，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后奉命赴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
　　1945年11月至1952年11月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
　　1946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1946年6月起)，
　　194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代理书记。
　　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同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委员。

高岗(中左2)与毛泽东等合影

　　1948年6月兼任东北局办公厅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起），
　　1949年4月兼任财经委员会主任。
　　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11月起）。
　　1949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同年6月至1954年9月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11月至1954年4月任党委书记。
　　1949年8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至1950年8月）。
　　1949年10月至1954年8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1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副主席。
　　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1952年8月至1954年4月任东北局第一书记，
　　1953年1月至1954年2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2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3年至1954年
　　1953年调中央工作；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
　　1954年
　　2月17日，第一次自杀未遂；1954年8月17日自杀成功。
　　1955年3月
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岗事件
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
　　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时人称之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所谓“五马进京”，是指地方五位中共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调到党中央工作；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最高权最重，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管理范围很宽，8个工业部门都由计委负责，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委员有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高岗权力之大，远非以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能比。

高岗(中)与林彪等合影

　　但是，高岗却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名不副实，因为他觉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事无巨细都要管。高岗满肚子的怨愤。1953年1月，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北京，经高岗提名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对饶漱石说：“现在党内，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他还搬弄：我们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对刘少奇在党内形成的地位，高岗就是不服。”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新税制颁布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致使一些私商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导致市场发生混乱。税制改革引发的混乱，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次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随后，毛泽东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建议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党中央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门都交给高岗主管。高岗以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将要重新择人。中央政治局中人细细数来，无论资历，还是才干，总理一职，舍我其谁也？他认为，自己欲攫取更大权力的阻力和障碍首先来自刘少奇，现在搬掉这个障碍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他想，这个新税制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搞的，薄一波能担得起这副担子吗？他后面还有人，那就是刘少奇。众所周知，薄一波是华北局出身，很受刘少奇赏识。

油画《开国大典》(高岗位列后排右

　　1953年6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饶漱石唯高岗马首是瞻，一唱一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经他们一搅和，一些人对新税制的问题纠缠不休，非得要薄一波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方肯罢休。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只得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薄一波可以不检讨了，你的会议结论难做，可以“搬兵”嘛！把陈云、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从北戴河赶了回来，邓小平从外地赶了回来，他们都在财经会议上讲了话，表示反对过分打击薄一波。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这样，全国财经会议才走上预期的方向。同年9月、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工作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攻击一直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大搞“批安射刘”。高岗为了搞垮刘少奇、周恩来，散布所谓“军党论”，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党中央和政务院。为此，他游说西北局的彭德怀和中南局的林彪，以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此时，林彪正在杭州养病，高岗见到林彪，一口一个“林总”，口口声声说：毛泽东支持他来主持政治局，让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谈话中，他向林彪讨好说：“我坚持向主席建议，林总当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因为，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林彪以自己的身体有病为由，提出不要再提这个建议了。至于党内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林彪一摆手：“你身体好，那就你干吧。”
　　紧接着，高岗来找陈云，他对陈云说：“要设党的副主席，怎么也得有你一个，我一个。”陈云笑了笑反问：“我那一个可不敢当。不过，你是想革命还是想做官？”最后，他找到邓小平，又以高官厚禄相利诱，欲取得他的支持。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邓小平和陈云的行动，成了整个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斗争的转折点。毛泽东在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立刻高度警惕，同时开始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问题后的一天，毛泽东对罗瑞卿说：“你知道有些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我告诉你，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也扔到一边去了。高岗不只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因休假没有出席会议，这是历次党中央全会中毛泽东唯一的一次在党的重大政治斗争中不出席的会议。2月10日，四中全会就要结束了。陈云的讲话对高岗震动极大，他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显而易见，陈云在警告高岗不要走上张国焘的覆辙。接着，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明确表示高岗的检查“还不完全，还不深刻”。尽管周恩来在讲话中是不指名地批评“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野心家”、“独立王国”等，可是，高岗总有一种对号入座的感觉。最终，他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泽东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
2月17日，就在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上演自杀闹剧，骗取值班警卫矫洪良的手枪，自杀未遂。

自杀身亡的党内野心家
　　高岗自杀未遂，中央很快采取措施，成立专门管教组，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担任组长，负责对高岗实行管教。高岗失去了自由，整日整夜地胡思乱想，难以入眠。他向管教人员要来两颗安眠药——速可眠胶囊，服后便安然入睡。醒后，他想，这是一种结束生命的最无痛苦的方式。于是，他开始暗中私藏安眠药。
　　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承认自己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有“批薄讨刘”的企图，毛泽东明确表示，高岗检讨完之后，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
　　1954年8月17日凌晨两点半，李力群已经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他坐起来，摸出一大把私藏的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他下床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早上8点多钟，李力群发现高岗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赵家梁冲进高岗卧室，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他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高岗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10点17分，抢救停止。
毛主席处理高岗的最初想法
　　1954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揭露和批判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时，毛泽东对高岗的批判是很严厉的。当时，毛泽东有两个心情，一是认为在党的高层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明建国后，我们的一些干部、尤其是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开始争权力、争地位了，这使毛泽东在震惊之余十分恼怒。二是他过去一直十分相信高岗，可是高岗却在背后搞阴谋。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他“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毛泽东自己感到，他对出现高、饶事件，是有责任的。
　　尽管毛泽东对高岗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十分气愤，也很恼怒，但他出于对干部的爱护之心，还是要挽救高岗的。由于高岗拒不承认自己存在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迫不得已，毛泽东只好决定将批评高岗的范围扩大，在中央全会上公开批评。但扩大归扩大，毛泽东最后还是要挽救高岗的。而高岗却死心塌地，对抗组织对他的批评、帮助和挽救，还于1954年2月17日以自杀行为表示他的对抗情绪。2月17日高岗自杀未遂。

 

2010年8月29日，高岗铜像在高岗故居揭幕

　　 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后，十分关注这件事。他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对高岗要特别保护，还同意了周恩来做出的对高岗实行隔离审查的意见。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出于对高岗的一片好心，怕他再出问题。隔离审查，就是为了保证高岗不出危险。隔离期间，对高岗的待遇是十分好的，他不但在生活上仍然保持国家副主席的水平，而且还照样阅看中央文件，各种书报。为了和缓一些，毛泽东还决定，批评、帮助高岗的座谈会停开一天。后来接着开的座谈会上，大家对高岗批评的口气也放得轻松了一些。大家着重于分析和帮助，上纲的说法少了许多。座谈会后，中央决定让高岗停职反省，在家里写书面检查。那时，中央也没有向全党传达高岗的问题，在中央内部，对高岗批评的调门也逐步降低了。

升迁之谜
　　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1938年4月决定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1937年高岗在延安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
　　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后来，高岗又担任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什么高岗能升任如此高位？
　　存在的就是有缘由的。
　　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
　　通过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清楚，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3年7月率领骑兵团近2000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曾于1934年1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1934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1936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
　　高岗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条件，但能否升迁还要取决于中共中央政策调整这个大的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性，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然后，毛泽东极富哲理地说：“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革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是高岗能够逐步升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生长于黄土高坡的高岗虽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受教育的经历也可谓不少。高岗确实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的举动，但他也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人的旨意。与高岗共事多年的贾拓夫就曾经评价过高岗粗中有细，或者说是先粗后细的性格特点，他说：“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高岗搞兵运工作。当初对高的印象，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从外表上也能看得出来，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我当时感到：'不错啊，高岗还是粗中有细的。'”
　　不过，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岗虽然没有当选为书记，但他在选举中却得票最高。
　　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但说话粗俗、办事鲁莽的印象，所以经常被称为“二杆子”。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高岗的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加之土生土长的高岗非常熟悉陕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
　　高岗是1938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书记的。1939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作为边区书记，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
　　在这个分三部分、近两万字的报告中，高岗论述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共产党保卫边区的任务，总结了陕甘宁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
　　这篇报告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以高岗的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载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128期。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高岗继续当选为党委书记。（本文摘自《高岗传》，戴茂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物评价
毛泽东对高岗的评价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提到并且称赞了高岗。他说，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接着，毛泽东同志比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1953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勾掉了高岗的名字，把后面这句话改为“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多了”。
　　1954年2月28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发言提纲，并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提纲中有一段话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这段话中的“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和“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
李维汉对高岗的评价
　　1981年，李维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王首道对高岗的评价
　　1982年，王首道在一个会议上说：“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一度要把他们抓起来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但以后，高岗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走上了反党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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