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定陵的风波  (夏鼐佚事）


新华网 （ 2003-01-20 15:09:09 ） 稿件来源： 文汇报



专家们的争论


　　1935年夏，在清华园的古月堂，即将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历史系学生夏鼐，和他的同窗好友吴晗，畅述着自己日后的志愿。夏鼐问打算留校任教的吴晗：“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最想开挖的是哪一处古迹？”以研究明史崭露头角从而成为胡适爱徒的吴晗，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挖明十三陵。”两人相视而笑，握手言别。

　　他们谁也没想到，二十年后，这次看似无足轻重的闲聊，竟成为现实，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1955年10月4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刚刚送来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下面署名的是六位赫赫有名的人物：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和时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张苏。习仲勋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给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阅示。

　　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闻之大惊。当他们得知这份报告的发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时，便急忙前来劝阻，希望能收回报告。郑振铎和夏鼐也承认明长陵中的随葬器物能有助于研究工作的展开，但他们认为，目前的考古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出土文物在保存和复原方面也还未过关。他们劝吴晗多考虑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而不能只从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争论持续了一个下午，但毫无结果。郑振铎和夏鼐走后，吴晗生恐有变，立即又找了郭沫若和邓拓，请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多作宣传和鼓动。与此同时，郑振铎和吴晗也间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对发掘明长陵的不同观点。

　　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五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已作出裁决并在报告上签字。他批示是四个字：“同意发掘。”

　　
从“发掘”到“试掘”


　　身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并主管业务的夏鼐，承担起发掘的指导工作。他催促工作队长赵其昌——也是他的学生去明陵调查。

　　赵其昌等人在长陵的宝城、宝顶上上下下勘察三天，找不到半点可供考虑的线索，倒是受到了启示：这个陵墓规模太大了，能否找一个较小的陵墓先行试掘，积累了经验再动长陵？

　　三天之后的夜晚，吴晗家的书房灯烛明亮，赵其昌向吴晗、夏鼐作了详细的汇报。他说：“没有线索，仅靠臆测，会使我们走向失败。长陵太大了，能不能找个小的，试掘一下？”吴晗问：“试掘与发掘有什么不同？”夏鼐解释说：“其实方法程序上完全一样，完工后整理材料没有什么不同，照样印出报告，只是没有很大把握时叫法谦虚一些而已。国外也有这样的先例。”

　　在试掘问题上，吴晗与夏鼐意见完全一致。吴晗提议可以把目标放在定陵，因为定陵的主人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48年，史料可能丰富些；另外，定陵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较容易。

　　这一天，赵其昌带领工作队员来到十三陵，在宝城外侧，铲开一堆杂草和尘土，仔细辨析外罗城城墙的残迹——在十三陵全部陵宫建筑中，惟有嘉靖皇帝的永陵和万历定陵有外罗城。

　　城墙有七米多高，就在离地面三米多的上方，几块城砖塌陷下去，露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赵其昌突然想起前几天一个老乡说过：长陵西面不知哪座陵墓，塌了个墙洞，能够藏进人……他心中一亮，打电话报告夏鼐。夏鼐立即驱车赶到现场，还带来了几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

　　在洞口，发掘队员搭成人梯，夏鼐攀上，借手电筒的光，认真察看，不时地用探铲敲打洞中的砖石……一刻钟后，回到地面。他认为里面可能是一个券门的上缘。大家兴奋地议论推测：这会不会正是入葬的通道？

　　在向吴晗汇报时，夏鼐说这像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吴晗立即拍板：上报试掘，开始行动。

　　
周总理力挽狂澜


　　定陵的开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以总计用工两万余、耗资四十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368年的地下玄宫重见天日。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考古学家发掘的第一座皇陵的消息，这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震动。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被搬出地下宫殿，搬到了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展览之后，定陵博物馆筹建人员加快了修补、保护、复制殉葬器物的节奏。首先要修补、复制的自然是万历帝后的三具尸骨。正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著名雕塑家格拉西莫夫听到此事，主动找上门来，请求把尸骨带回苏联，做修补和模型复制。在这之前，格氏已为北京博物馆修补和制作了古人类头骨的模型。有关方面怕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纰漏，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随后，三具头骨被送往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去进行修补。

　　与此同时，陵园内忙于对出土的织锦匹料进行技术处理和保护。有人建议，丝织匹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托裱，背后衬用韧性大的纸张，以便卷舒；有人建议，糨糊内加入防腐剂，以便长久保存。但托裱工作并无专业人员现场指挥或指导。装裱完毕，著名文学家后来又成为专门研究古代服饰的沈从文先生来了。他想看看匹料，做一点研究，便将裱品展开，用放大镜一件件仔细观察，随后迷惑不解地问：“怎么有的装裱成品显露的是织品反面？”“研究织品的结构不是要看反面吗？”一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说。一句话激怒了沈从文，但他还是面带微笑地说：“研究织品结构，要看反面，更要看正面。如果为显示反面结构，留下一厘米、两厘米，最多五厘米也足够了。整匹反面，我看是装裱的错误。”他的直言不讳，使站在旁边的负责人十分尴尬。沈从文不愿再看下去了，走出接待室，对同来的助手说：“囊括了中华纺织技艺精华的明代织锦遗产，如此轻率地对待，还做这样不负责任的解释，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有意欺骗！”

　　有些袍服的处理，也不尽如人意。比如用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时间稍久，衣服颜色变深，软化剂蒸发，质料变硬，硬作一块，遂无法展开。未经反复实验，匆匆上手，效果往往不佳，这类工作到后来只能停止了。

　　定陵丝织品损坏的消息传出后，郑振铎、夏鼐等大吃一惊。正焦虑不安、痛心疾首之际，外地又传来消息，说有的省份正在组织人力，跃跃欲试，要向帝王陵墓进军。还有些省份也不甘落后，纷纷效仿。汉陵、唐陵、清陵，都响起了开掘号子……面对这一紧急情况，负责全国文物保护、考古发掘的郑振铎、夏鼐心急如焚，立即上书国务院，请求对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予以制止。这份报告很快得到周恩来批准，立即通令全国。总理力挽狂澜，这才使行将遭灭顶之灾的中国文化遗产免于劫难。

　　1959年9月，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1965年9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定陵参观，随行还有吴晗等人。从地宫出来，阿尤布汗总统伸出拇指说：“这地下宫殿，有如此辉煌的建筑和气势，太伟大了！”总理脸上流露出兴奋之情：“这里有十三座帝王陵墓，每一座都是这个样子。”吴晗及时地接过总理的话：“长陵比这定陵规模还要大，要是发掘，一定更为壮观，研究价值也大于定陵。”自定陵“试掘”后，吴晗还一直想着开挖长陵，此刻见机会难得，便转而问总理道，“我们是否再发掘长陵？”

　　“需要多少钱？”“大约要四十万。”吴晗有些激动。总理没有说话，向停放在不远处的轿车走去。吴晗着急地追问：“总理，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他没想到，这一次，周恩来在沉思片刻后说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也正因为这句话，明成祖朱棣才在他的陵寝里安睡至今。

　　
30年后的发掘报告


　　“文革”开始，定陵难免浩劫。当时造反派试图摧毁明楼，却因明楼用料坚固异常，未能得逞。他们在竖匾的“定陵”二字上刷上油漆后，又闯入了地宫，最后砸碎棺椁，竟将万历帝后的三具古尸全都焚毁了。这天是1966年8月24日，这成了中国考古史上最悲怆的日子。

　　“林彪事件”后，夏鼐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主持中国考古研究所的工作。1972年8月，越南考古学代表团访华，席间客人问夏鼐：“胡志明主席曾参观过明定陵，您是发掘定陵的指导人，不知现在发掘报告是否已出版？”夏鼐面带红晕，歉疚地说因为搞“文革”，尚无暇顾及。其后，他不断收到国内外考古专家和考古爱好者有关定陵发掘报告的催问。1977年10月，夏鼐率团访问伊朗，伊朗同行又问及定陵发掘报告之事：“像这样伟大的发掘，20年不出学术报告，是否是你们的习惯？”从伊朗回国的第二天，夏鼐来到赵其昌家，师生共商“雪耻”之事：他日定要把定陵的报告写出一流水平！

　　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规划会议在西安召开。夏鼐以考古学会理事长及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宣布定陵发掘报告的编撰工程已列为国家“六五”社科重点项目。会后，已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岩，立即赶赴定陵博物馆，开始了这一艰辛而浩繁的工程。

　　他们找到了文物仓库保管员李亚娟。李亚娟在“文革”狂潮中，始终头脑清醒，不惜代价恪尽职守，她负责保管的发掘原始资料历20年沧桑完好无损，数千幅照片底版，经她不断的晾晒，没有发黄变质。

　　赵其昌等人日夜兼程整理编写，从十三陵概况、定陵的规模形制，一直到各类出土珍品的形态及来源背景，一边守着资料实物测量、绘图，一边查阅文献、请专家鉴定、化验分析，同时组织各路行家复制各类器物。

　　苏州制绣研究所所长顾文霞女士，为复制缂丝衮服组成专门班子，挑选技艺能手，三上定陵，用三年时间终于完成衮服复制品。

　　地宫中的长明灯灯油，在地下储存三百多年，这样的实物国内仅见。粮食部谷物油脂化学研究所的樊铁应邀担任化验分析，当时他正准备出国讲学，连夜分析化验，写出报告，次日清晨就登程远行。

　　帝后的牙齿需要鉴定，但是尸骨早已毁于“文革”。赵其昌想到北京市口腔医院的周大成教授，地宫初开时他曾到过现场，能否从他那儿找到点资料？喜出望外，20年前的资料周教授都保存着，这项专题报告来得最为顺利。

　　首饰、木质品等项的鉴定，在北京花丝镶嵌厂的柳淑兰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的刘鹏的热情协助下，也都顺利完成。

　　1985年6月15日下午，定陵发掘报告送到夏鼐办公室，就在这一天的上午，夏鼐发病入院。赵其昌将报告转送至他的病房。他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微笑：“看到它，我就放心了。走后对老同学也好有个交代。”三天后，夏鼐溘然而逝，床头是定陵发掘报告的初稿，稿纸上留下了老人密密的字迹。赵其昌记起了老师三天前的话，也记起了老师曾说起过的三十年代他与吴晗在清华园的那场闲聊……

　　1989年8月21日，《北京晚报》在头版头条报道——

　　明定陵考古历30年而完成——一批发掘报告已开始陆续出版。

　　（摘自《风雪定陵》杨仕、岳南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定价：22.00元）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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