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夏中义《九谒先哲书》

www.zjol.com.cn　 2006年07月10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从书名上看，《九谒先哲书》应是弟子拜谒先辈学者之作，然而，由于在九位学者中真正符合“纯粹学人”标准的只有陈寅恪一人，因此，《九书》的主要工作就变成了对“懦弱，萎靡，投机，卖身，摇摆不定”的其它八位学人的批判。按作者本人的提示，《九书》中展示的“不仅是用先哲的智慧，也是用先哲的血泪，更是用先哲的叹息、忏悔乃至终生遗恨而凝成的世纪性精神遗产”，在这里，“智慧”、“血泪”当然指陈寅恪，而其它八位学者都是属于那种分别留下程度不同的“叹息、忏悔乃至终生遗恨”的学者。因此，《九书》中只有《谒陈寅恪书》名副其实，其余八书更接近于“问先贤书”或“审先贤书”。与《谒陈寅恪书》执弟子礼时的诚惶诚恐相比，其余八书中，虔诚的弟子变成了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恨铁不成钢的先生。譬如在比较吴宓与陈寅恪时，《九书》称“前者阴柔，后者阳刚；前者入世，后者遗世；前者过于自抑、自卑、自嘲、自辱，后者则绝对自信、自尊、自负、自恋；前者太将现世秩序当真，太怕被体制载入另册，后者则冷眼向洋，价值自居，以超人的信念、才情及坚毅来独辟自由之境。”[32]并因此指责吴宓“苟活”，“活得太懦弱，太失身份，太自惭形秽，太愧对人格尊严了！”[33]这种情绪在《九书》中用力最多、篇幅最长的《谒王瑶书》中表现最为突出，在这里，机智的调侃、奚落川流不息，在亦庄亦谐、甚至有时是幸灾乐祸的叙事中，作者尽情挥洒着道德上的优越感及其隐含的智力上的优越感。

　　这种对历史人物的态度多少显得有些粗暴。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作的《审查报告》中曾经指出：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34]

　　虽然陈寅恪在这里谈到的是面对数千年前的历史的态度，然而，对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却同样不无启示。对于九十年代或者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文学者而言，当我们面对着已成为“历史”的“二十世纪”时，是否同样“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呢？陈平原亦对晚清学术中的类似倾向提出过置疑：“评述时人尚且不能局限于道德判断，更何况情况更为复杂的古人。”[35] “一切以是否与清廷合作为取舍标准，而不大考虑特定时期的历史情境与思想潮流，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颇，更何况以之褒贬思想家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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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浙江在线 　作者： 李杨 　编辑： 童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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