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名谱中鲜为人知的秘闻

周启志

家谱是私修的家族历史档案。因种种原因，有些资料在“存档”时或语焉不详、或刻意迴避、或只存梗概而忽略细节等等，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笔者在研习家谱中，信手摘录些许资料整理成文，以饗读者。

一、邓氏家谱之谜

邓垦先生是湖北、武汉人熟知的老领导、邓小平同志的胞弟。邓家祖上迁四川后，新修邓氏谱名《邓氏族谱》，毁于明末。光绪八年(1882年)由族人、贡生邓存醇编修，民国三十八年春(1949年)，由邓绍明作了修订，是为《邓氏分谱》。

邓氏徙川始迁祖之谜

据《邓氏分谱》记载：广安这一支邓氏开山祖“邓鹤轩，祖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娶妣曾氏，明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卒葬邓家湾。”

这段文字放在明朝初年的历史背景下是合理的。洪武四年，朱元璋灭明玉珍大夏国，遂将四川纳入大明王朝版图，朱元璋即大举徙民填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邓鹤轩是直接由江西迁四川广安还是间接填川？谱中未见记载。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认为她的这位祖上是直接填川的，然而毛毛的叔父邓垦先生始终认为，他的祖上先是在“江西填湖广”移民中从吉安府庐陵县迁至麻城孝感乡邓家塝，落居数年后才从麻城县迁至四川广安县协兴镇牌坊村。邓垦的说法并非孤证，据张颂甲先生《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访邓小平同志故居》文中考称：“邓姓是从麻城移来的客家人，几百年来，邓家一直是这里的旺族”（《人民日报》1990年8月7日）。可知毛毛的“直接说”不尽可靠。

邓鹤轩这个人物是虚拟还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邓氏分谱》说邓鹤轩率家至广安，生息繁衍，豪杰满门，至邓垦、邓小平时是为第十九世孙。可谓言之凿凿了。因当代邓氏出了位名人、伟人，江西吉安党史部门曾先后二次调查方志、家谱，以期查清邓氏一族的历史源流。吉安地方党史研究者黎章根在《毛泽东、邓小平祖籍考》中称：“经查阅，在我们见到的邓氏族谱中，都没有发现有邓鹤轩的名字，也没有邓氏族人在明洪武年间有任兵部員外郎的记载”（見《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1期80页）。因此，这支邓氏始迁祖邓鹤轩这个人的真假虚实也令人一头雾水的。其实这是移民史中很普遍的现象。因为彼时大规模移民，移民者除带些生活资料、简单的生产工具和政府颁给的“通行证”外，不可能背负沉重的家谱而长途跋涉。充其量或抄带原谱上的字派，这是他们若干年后再修家谱的唯一依据，至于始迁祖的名讳、行状，数代人之后的子孙们有多少人又能如数家珍般一一道出？因此也不能排除对始迁祖的种种善意虚构。至于“员外郎”这样的衔职，在明清时已是个闲职、虚职，本就微不足道，以至明清时戏文话本中，称乡下富户乡绅为“员外”者比比皆是，谁曾将这一抓一大把的“员外”当作是朝廷命官呢。因此在旧谱中见有开山祖任过某某职，多是于史无据的，也是当不得真的。

《邓氏分谱序》

邓氏只有分谱而无总谱之谜

《邓氏族谱》，毁于明末蜀乱。现在能见到的邓氏谱，一是由邓绍明所撰的稿本，是用毛笔竖写在帐本上的。南充市档案局收藏有此稿本残件的复印件。二是刻印本《邓氏分谱》。封面印有“邓氏分谱”四个古宋大字，封面外有一保护性包皮，上书“庚生”二字，不知“庚生”二字表达何意。此谱为清光绪八年(1882年)邓存醇草创的《邓氏分谱》稿本，未及流传，仅藏其家，本谱的持有者是邓先远。另一种是封面题有“存醇创编、绍明续编”字样，以及监制、书写、镌刻人的姓名。该谱封面上还印有出版发行时间：“公元一九四九年”，这个刻本是邓绍明在邓存醇稿本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这是人们仅能见及的邓氏谱。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屡将《邓氏分谱》称为《邓氏家谱》，人们或会以为另藏有邓氏秘谱，一字之误何其谬矣！邓小平的远房弟媳陈玉德家竟也有一本发黄、残破的邓氏谱，则不知缘自邓氏哪一房分。

综上所知，有清一代邓氏宗族只有分谱，並无总谱，这是有违一个大宗族修谱的惯例的。

《邓氏分谱》载：“我姓始于周之邓国，盛于汉之高密，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九侯。唐宋元明，代有伟人。”邓氏一族自汉以来，不乏出将入相人才。迄至清代中期，邓氏家族在广安仍是望族，人才代出尤以乾隆朝为盛。族人科甲连绵，有兄弟同榜而中举子者，有连登副贡者，更有高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者，有屡官至大理寺卿者，以至其家族在当地荣膺“有轮岁贡”的声誉。邓氏家族在嘉庆朝才开始走下坡路了。邓存醇已是该家族中最后一个贡生，自嘉庆后再也没有人超过他所取得的功名了。所幸的是在邓存醇手上整理出一部稿本《邓氏分谱》。那么在邓存醇之前的康乾之世，无论功名和官位高于邓存醇者多矣，他们在职或致仕后无论声望名位或家资，都是足能担当起撰修全族总谱之责的，而他们又为何不发起、倡修类于总谱的《邓氏宗谱》呢？个中之谜是颇令人费解的。

《邓氏分谱》记载的邓小平

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

二、《黎氏族谱》，难解黎元洪身世之谜

原本关注《黎氏族谱》的人并不多，因纪念辛亥百年的热炒，关注和研究黎大总统的人多了起来。毕竟《黎氏族谱》传世不广，未必都能如愿一睹“尊容”。

黎元洪一支的世系完整无缺

据本谱载：黎元洪这一支祖籍江西豫章（今南昌），约在明朝洪武年间，黎旭、黎旦两兄弟由江西豫章的碎瓦墩迁至湖北黄陂。黎旭为弟，膝下有五子，仅长子舜臣、三子舜元随伯父黎旭同行。他们的出发地“碎瓦墩”是个讹传的地名，在今南昌的移民始发地只有筷子巷和瓦子角二处，筷子巷保存下来了，而瓦子角已荡然无存。瓦子角原本是说书、演戏的勾栏瓦舍，毁损后若大场地尽为残砖破瓦，故名瓦子角，这片废墟便成为移民集散的场所。故可推断谱中记的“碎瓦墩”是瓦子角。所謂“墩”，破砖破瓦堆积如墩状，亦证“碎瓦墩”是瓦子角的讹传。因移民需从瓦子角中转，因此可断定黎旭、黎旦两兄弟是豫章籍。黎旭始居黄陂中和乡，复迁黄陂北乡黎家楼。黎舜臣原住黄陂小西门外大板桥，几经辗转，最后定居在黄陂新城乡的黎家河（今属大悟县）。黎元洪便是舜臣这一支派的后裔，是舜臣的第十三世孙。黎舜臣传到黎元洪的曾祖父黎世义 已历9代，族裔分布在黄陂、孝感、商城、罗山、安邑（黄安）等地。黎世义生有二子，长子国荣，次子国彦。黎国荣亦有二子，长子即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从《黎氏族谱》的世系所载，自黎舜臣至黎元洪一代，中间无断代的缺失环节，所载资料应是基本可信的。

  且慢轻言“可信”，某些个事当你深信不疑时，质疑便不期而至。

黎元洪身世的“鄂之黄陂”与“皖之宿松”之争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如同旧时达官习以藉贯为名，如张居正又可称为张江陵，黎元洪称黎黄陂，即是对藉贯的认同，这是无可非议的。不料有人提出黎元洪藉贯是安徽宿松县。话题得从民国之初说起。

早在武昌首义后的第七天，《神州日报》上就发表了署名为鄂中武士所撰写的《革命军总统黎元洪小史》一文称：“其先世为皖之宿松人，自其祖与父经商于湖北，遂改入黄陂县籍”。1911年10月21日出版的《中华民国报》第一号上发表了题为《黎元洪》的文章，所刊载的内容与《神州日报》基本相同，1912年一家小报刊出了一条轰动性的花边新闻，其通栏大标题为《大都督后院泄天机，黎黄陂不是黄陂黎》。报界纷传的这些文章，黎元洪肯定是读过或听到过的，黎元洪的态度是姑妄听之，不予反驳，给人的感觉是他对祖藉宿松的默认。不过，面对众说纷纭，终感众口铄金之危，黎元洪决定正式向黄陂黎氏认祖归宗，委托黎大钧组织族人修编了现存于大悟档案馆的《黎氏族谱》。

“质疑”并未就此嘎然而止。时至20世纪8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李新等人主编的《民国人物传》第二卷中所载张振鹤撰写的《黎元洪》沿袭了《神州日报》的说法。1985年3月《宿松名胜》名人小传中也记载：“黎元洪原籍宿松松塘庄，后因其祖父在湖北经商，遂入籍黄陂。”后续还有猛料。黎承望发表

《也说黎总统身世“谜”》（《发展论坛》2010年第11-12期，安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称：宿松黎氏“25岁（同治癸亥1863年）的黎次山任湖广督标精锐左营管带，大概就在这一年或稍前他结识了黎元洪生母陈氏。26岁时调直隶正定营、山西绛州、蒲州练军等营，这一年黎元洪出生。黎次山结识陈氏的时候，才二十五六岁，家中有正妻汪氏，已生二子，尚未到纳妾的年龄，要为自己的前途考量，抛下陈氏奔赴山西、直隶，可能就在这时或稍后，黎朝相续娶陈氏是有可能的事。”

黎元洪生母为陈氏，此说未必无据，然而证据又何在呢？侯杰的《百年家族黎元洪》书末附录一“黎元洪家族世系简表”栏内说黎元洪还有个哥哥叫“黎元圣”。 陈氏嫁黎朝相时虚岁14，绝不可能14岁还能生育黎元圣，黎元圣应是黎朝相前妻所生。婚后黎朝相携陈氏回黄陂，不久便首生黎元洪。黎承望认为，宿松黎次山是元洪生父，黄陂黎朝相是元洪养父，这就是黎元洪的双重身世“谜底”。如果基于这种考量，民国初期在外界纷纷传说黎元洪系宿松人氏时，他听之任之，不予反驳，就属情理中事。如果基于这种考量，民国三年在时局“变乱纷乘”，元洪寻找生父未果的情况下，他暂入鄂黄，“寄籍江夏”也属情理中事。黎承望还认为：黄陂黎氏自洪武初年迁入至清同治三年（1864年）黎元洪出生，已历500年，从黎舜臣至黎元洪仅历13世。也就是说黎元洪家族的男子平均38年才能生出下一代男孩。代代平均如此，这族谱的“系统性、科学性、真实性”，足以让人生疑。宿松黎氏从明洪武二年至黎次山的大儿子宗斡出生（咸丰六年，1856年），487年间已历18代，平均约27年，这才符合平均30年繁殖一代的规律。又，民国四年六修的宿松《黎氏宗谱》共39卷另加卷首计40本，民国三年所修大悟《黎氏族谱》才8本。两者为何有如此巨大的悬殊？表面上虽是篇幅的对比，实际上是人丁的对比。宿松《黎氏宗谱》民国四年六修之后，尚有七修、八修，而大悟《黎氏族谱》在民国三年修过之后，不曾有过续修，这又是为什么呢？或是黎元洪有难言之隐？如果基于这种考量，黎元洪及其子孙对于他们的鄂籍族谱、祖坟、神主牌位、黄陂乡亲的处理方式方法也就完全可以破解了。

关于黎元洪身世的“鄂之黄陂”与“皖之宿松”之争，黎氏族外之人还真难断其是非曲直。

黄陂《黎氏族谱》序关于黎氏迁徙的记载

黎元洪系出太平天国洪秀全家族吗？

《黄陂文史》第一辑曾刊载原上海文史馆馆员薛民见的文章《黎元洪姓氏之谜》。其父薛端性在民国元年前后撰写过《华阁随录》手稿，抗战时毁于兵燹无存。《华阁随录》竟石破天惊似的提出“元洪的祖父国尧，本来姓洪，与洪秀全同族，太平军初克武昌后，即官于斯……”。 薛民见据其父的《华阁随录》手稿，及自已采访所得，提出数点论据以证其事。兹整理如后：

元洪祖父国尧实姓洪，原系太平天国要员，官于武昌。太平天国失败后，为避免搜捕，更不得不改名换姓，匿居黄陂僻乡，以避清廷耳目。命子改名朝相，字以辅臣，均寓不忘天朝之意。长孙命名元洪，元即原，与源亦同义，显系寓洪氏之意。

在天津元洪宅内祠堂中，检查其历代祖先神主，除元洪父亲朝相，母亲陈氏，继母崔氏各神主写有生卒年月日外，别无官职；各神主新旧、大小、木质、式样，均不一样，似非事后追立者。其祖父国尧、曾祖父世义神位，除名字外未注一言，似有难言之隐可知矣。

民国三年之前黄陂黎氏曾修过《黎氏族谱》，现存无多，只有一部原由黄陂县立第九中学教师黎少川保管，后移交其堂兄弟保管。经查明，此谱不仅未有元洪记载，即其祖父及近支嫡亲，均无踪迹可寻。一九二四年黎大钧发起修订黎族宗谱，方开始谱入元洪一支，集稿完毕，尚未成印，抗战时期正副谱储藏于武昌千家街宅内，又复散失。

元洪出生于黄陂县塔耳乡东厂畈沙岭岗，元洪母亲确系流浪至此待产，元洪实非本地人，系在洪杨末年避乱流浪抵此者。

据原湖北省文史馆馆员、武昌首义时曾充湖北陆军第十六团团长兼汉口守备司令之许兆龙云及：一九一二年(民国二年，时日已失记)。以有要事就商元洪，冒风雨过江，值元洪与侧室黎本危(原名红宝)口角，因嘱传达停接来宾。许以师生同事关系，且与本危又属素识，故未经传达，径自入室，亲闻元洪不准本危今后再姓黎。危亦答：“尔不许我姓黎，我仍姓危可矣，但是尔(指元洪)能姓黎吗?亦应复尔姓。”

湖北省政协《辛亥首义回忆录》主编贺觉非在研究此一问题时亦提出：“元洪家庭生长在十九世纪黄陂僻乡，既非读书世家，又非资产阶级及地主官僚家庭，取名之文雅，实不类当时农村常用之字义，似有其客观因素存在”云云。

吴江杨天骥，字千里。曾任政府秘书长，后知无锡县事。—日傍晚，因要事求见黎于寓所，见其纱袍黑褂奠祭于堂，所设灵位则有洪国游(洪国游系洪秀全祖父)。

这些论据未必见之正史，或是采于稗官。于是武汉大学治辛亥史专家萧致治教授认为，其所根据的证据多系传闻与猜测。其实反映的是当时民众对武昌首义的认识，并根据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做出这种多多少少看似有几分附会的牵强解释。在这种牵强解释的背后是民间因武昌首义而唤起的对太平天国的回忆。

当然，黎元洪祖父或曾参加过太平天国、或是洪秀全族人，倘若能挖掘出新的史证，恐怕这又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故事。

大悟黎元洪纪念馆之孝义学堂

三、《黄冈万氏宗谱》中的那些事

黄冈万氏的聚居地，自1952年分立新洲县后，已属新洲县仓埠镇辖区内。据《黄冈万氏宗谱》载：始迁祖雄甫，明洪武二十一年由饶州迁居湖广黄陂县高邑乡；孙重泰再迁黄冈中和乡。雄甫九世孙伟字心斋者，有孙四：里春、尔昌、尔升、尔泉，分为四大房派。是谱即心斋下四房合修。万耀煌系出此族。故这支万氏的族谱又名《黄冈万氏心斋公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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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万氏在历史上的科甲盛况

黄冈万氏分支始祖心斋公出生于明嘉靖丙戌年(1526)，其子万一奇中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孙尔昌中崇祯九年(1636)举人，自此这一支万氏开始有族人走上科举入仕的道路。关于有清一代心斋公万氏的科甲盛况，四房尔昶支下第二十世孙万耀煌(民国政府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曾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曾有如下回忆：“我万氏祖先，于明初自江西迁居湖北黄冈武湖之滨，子孙散处。有清一

代，自康熙三十七年至光绪二十九年，凡九科进士、四代翰林、三十六科举人，科名之盛，冠于本邑。高祖鼎琛公，嘉庆庚申翰林，官广东琼山、始兴、南雄、曲江知县，卒于护理韶州府任，享年仅四十余。曾祖裕沦公，监生、侯选县丞。祖成镛公，邑庠生。父成宾(晓村)公，少习书史，以诸生教读作幕，居家时少；性慷慨，济困扶危，不以贫而易志，晚岁多病，卒年五十四岁。黄冈人稠地瘠，而文风甚盛，多向外发展，尤以出处教读或服官为当地之风气，我万氏家族历任仕宦，视读书为唯一之出路，鲜有涉足工、商界者。”（《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口述历史丛书，1993年5月。）万氏代出俊杰，这也可从万氏历届修谱题序者而窥一斑。如首修《黄冈万氏心斋公宗谱》，序由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正二品吏部侍郎仇兆鳌题写；五修序由林则徐题写，当时林任从一品湖广总督；六修序由咸丰已未科状元、正一品大学士孙家鼐题写，他做过湖北学政。1947年七修时，蒋介石有题词，序由孙科题写，做过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居正先生也给七修写序，他做过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由此可以看出万氏家族在历史上的显赫。

万氏虽然有辉煌的科甲之路，考取科名的毕竞是少数，那些被阻于科举之外的人，大多数选择教书生涯，继承家学，传承学问！

正史不载的战史

《黄冈万氏宗谱》艺文卷中所收浙江省主席沈鸿烈《万吟霄先生传》载：黄冈万氏族人万吟霄时在黑龙江舰队江泰号任轮机长，“民国十八年七月，暴苏扰边，江泰、利捷、江平、江亨、利济各舰与海军站队同守同江之三江口，地为松花江出黑龙江之口，形势险要，敌舰窥之急。十月十二日上午五时，敌以巡洋舰二艘、驱逐舰七艘、飞机二十余架、步骑三千余人、手提机枪队五百余人，向我海陆军同时猛攻。江泰舰率各舰击沉敌舰二艘并旗舰一艘，击毙敌海军司令勃斯托尼可夫及参谋长提宾五人。卒以众寡悬殊，我利捷、江平、江亨、利济各舰先后沉没，陆战队死伤殆尽。江泰军舰亦以伤亡过多，君虽任轮机职，毅然出而担任指挥，频频向敌舰猛烈轰击。不料轮机失灵，不良于行，始则敌机飞来劝降，不屈，继而敌舰迫近，君气不稍馁，仍率舰中残余官官兵奋力抵抗。弹尽舰伤，君身负重创，犹大呼杀敌数声而亡。” 其时沈鸿烈任东北海军总司令部一级参谋，驻哈尔宾专责海军后勤保障，对事件知之甚详，故记叙是役。1929年10月12日由苏联挑起的这场军事冲突，按双方出动的舰船、军队来看，当是一场规模不小的战斗。然而，除沈鸿烈为缅怀万吟霄而作题传《万吟霄先生传》外，这一珍贵史料既不见于当时报端，亦不见于迄今为止的边疆史、海军史之类史著提及，悲乎哉矣！

家谱不录的秘密

在万耀煌的生平事略中，重要的一笔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时随同蒋介石一起被扣押的国民政府党政军要员，有蒋作宾、蒋百里、蒋铭三、陈诚、陈调元、卫立煌、陈继承夫妇、万耀煌夫妇等。有关万耀煌夫妇在此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知之者甚少。从西安事变发生至万耀煌辞世的这50多年里，万耀煌夫妇仍然很少提到西安事变中发生的事情。直到万耀煌去世后20余年，蒋铭三（鼎文）将军传略出版，其中提到西安事变中万耀煌夫人所完成之重大使命一节，才披露出一些具体细节。其事简略梳理如后。

发生西安事变时，西安城内的东北军不足一个旅的军力，而西北军有二个师的兵力驻在城内外。蒋鼎文极为担忧被扣押的国民政府党政军要员的安全，他对张学良说：“目前蒋先生和我们这批中央文武官员都做了你的俘虏，但你的部队在城外，说不定在几小时之内，连你的安危也成问题，也可能变成别人的俘虏，那时候你自身难保，再想保证蒋先生的安全就不可能了。” 张学良忽然醒悟似的，随之用手重重地拍了下蒋鼎文的肩膀：“铭三兄，你的话，我明白了。” 从这次对话中蒋鼎文感到张学良并没有“杀蒋”之意。只有做通张学良的工作，这个局面才可以解开，于是他想到了张学良的心腹爱将鲍文樾。鲍文樾是张作霖旧部，足智多谋，其时任“西北剿总”总参议，辅助张学良决策。蒋鼎文写好信后，苦思如何将此信带出。适万耀煌夫人周长临女士来到室内，因是女眷，看管较松，扣押之人中只有她可以在招待所内自由走动。蒋鼎文一见面就说：“大嫂来得正巧，我有事托你。第一件事，是带个便条给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三位，要他们设法找鲍文樾来，婉告张汉卿，解铃还是系铃人。第二件事是你要设法找人与在咸阳的25军通消息，要他们速开汉中。此间先生们均被监视甚严，惟有你是妇女，或者可以乘机做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又说： “目前情况危险万状，西安城内是杨虎城的势力，如果杨虎城不顾一切蛮干，可能汉卿本人也难免，所以要25军离开咸阳，好让张自己的军队于学忠等进入西安。如果25军阻挡于军入西安，在西安的人，不但委员长的安全，张无法保全，连他也自身难保。这一危险混乱局势，他们在外面怎知道，此事你必须尽力为之，否则，后果不堪想象。” 蒋鼎文对周长临将所托有二件事，一是设法找到鲍文樾，二是要设法命万耀煌驻咸阳13师向汉中方向撤走，让出大道，以便东北军返回西安。周长临在“监视甚严”的情况下，成功将蒋鼎文所托之事转告于外，这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功不可没的。12月24日夜，万耀煌部25军由咸阳开拔南行，东北军返回西安。27日，所有被扣人员被释。

回到南京之后，蒋鼎文曾问周长临：此事是否可以讲出来? 周长临揣度蒋鼎文之意，遂做君子协定，极度严守秘密，甚至没有对自己的丈夫万耀煌详告其中细节曲折。直至她已垂暮之年，见蒋鼎文传略提及此事，并称“万夫人周长临女士，处惊不乱，机智果敢，终能不负重任，堪称巾帼须眉，可敬可佩”，方才将一些相关细节公布，这实在是极为难得的史料。然而这一段珍贵史料，竟也未收入《黄冈万氏宗谱》，实在令人扼腕。

1947年修万氏宗谱

于右任书岳飞《满江红》赠万耀煌

万耀煌在台北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