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蔡故城南关曾发现西周墓葬。故城西南部的翟村一带常有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出土，可能是春秋时期的蔡国贵族墓地。故城西北隅也发现一处大型墓地。
　　1966年4月，河南潢川县西北高稻场发现两座春秋晚期的木椁墓，出土13件青铜器，计有鼎、敦、簠、盘、匜、缶、舟等，其中一号墓出土的铜簠铭为："蔡公子义工之飤簠。"这批铜器的器形与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器物相近，应是蔡东迁州来之前都新蔡时的遗物。此外，河南固始万营山2号墓也出土一批春秋晚期青铜器，其中簠盖内有"蔡季风"三字，器形与高稻场铜器类似，亦应为蔡器。
　　1955年湖北宜城安乐坨出土一件蔡侯朱缶，蔡侯朱系蔡平侯之子，《史记·管蔡世家》："平侯九年卒，灵侯班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是为悼侯。"《春秋会要》："蔡侯朱，平侯子。鲁昭公二十一年立，在位一年，奔楚。"《春秋·昭公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此缶出土于楚境，可见蔡侯朱确死于楚，从而证实了史籍记载。
　　蔡迁州来（下蔡）时期，蔡国考古有一系列重大发现。1955年，在安徽寿县西门内发现了蔡昭侯墓；1958－1959年，在安徽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又发现了蔡声侯和元侯墓；1982年，在安徽省舒城县九里墩发掘了蔡成侯墓。至此，下蔡的五世国君蔡昭侯、成侯、声侯、元侯及侯齐，除亡国之君侯齐外，其余四君的陵墓均已发现。
　　蔡昭侯墓出土遗物500余件，其中以铜器为大宗，计486件，其中有铭铜器50余件。铜器组合为鼎、簠、敦、浴缶、盘、匜，还有簋、豆、鬲、方壶、尊缶、尊盘、鉴、甬钟、编镈、编钟以及兵器、车马器等。这与河南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及战国初年的曾侯乙墓的组合相近，其中的升鼎、镬鼎、圜底鼎等，均带有楚文化风格。
　　蔡昭侯墓中的八件莲瓣形盖方座铜簋，保存了中原文化传统。方座簋流行于西周初年至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晚期与战国初年，在诸侯大墓中仍可见到。从出土位置看，蔡昭侯墓之八簋与七件楚式升鼎相配合，基本合于周礼的诸侯之制。该墓出土的二件方壶，也是西周时期中原地区方壶形制的继承和创新。
　　蔡昭侯墓出土乐器甬种十二件，编镈八件，编钟九件，钲一件，錞于一件。其中甬钟为吴王光嫁女于蔡的媵器，钮钟八件为蔡昭侯申自作之"行钟"，镈钟八件是蔡侯申自作之"謌（歌）钟"。镈钮为四龙组成的蟠龙纹，正鼓部有六条龙，左右各三条。是这一时期楚系编钟的特点。
　　蔡侯方鉴内放置有方尊缶，此外蔡侯申还铸有盘尊三套。尊颈部较长，腹部较扁，器型与吴越地区的尊形相似，仅纹饰相异，显然是受到吴越文化的影响。
　　蔡昭侯墓青铜器制作精美，纹饰瑰丽，是研究春秋晚期蔡国历史、名物制度以及音乐、美术、工艺史的珍贵资料。由于铜器品种丰富，时代明确，制作时间大体在蔡昭侯在位的公元前518年至前491年，成为判断春秋晚期青铜器的标尺。
　　安徽省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发掘的两座蔡墓，均为竖穴土坑墓。一号墓残存遗物仅21件，有铜矛、镦、削、铃和玉璧等。二号墓出土遗物91件，有铜剑、殳、戈、镞、钁和车马器等。除蔡器外，还出土有吴王夫差戈、吴太子剑、越王者旨于赐戈等吴越兵器。两墓都有较大的坟丘，规模基本相同，相距约200米。由二号墓的出土错金铭文"蔡侯产"剑，可将此墓定为蔡声侯墓。又根据古代"父昭子穆"的葬制，推测一号墓的墓主应是蔡声侯之子蔡元侯。
　　1982年，在安徽省舒城县九里墩发掘一座大型春秋蔡墓，该墓为土坑竖穴墓，有棺有椁，虽经两次被盗，仍出土文物140余件，有青铜礼器、兵器、乐器以及数量众多的车马器和玉石装饰品。根据墓室结构、器物组合等多方面考察，该墓应是国君之制。墓中出土一件青铜戟上有"蔡侯逆之用戟" 6字铭文，释者认为蔡侯逆即蔡迁州来后的第二代国君－蔡成侯朔。
　　综合观察上述几座蔡侯大墓，可以看出蔡国虽然迁居到被南淮夷和群舒包围的地方，但仍保持着中原文化传统，如采用周王朝正朔，使用鼎、簋相配的传统用礼制度。大孟姬盘铭说"肇佐天子"，即尊奉周天子为宗主。尊铭又申明其姊要"类文王母"，即遵守祖先风范。蔡国与楚国和吴国频繁交往，出土器物既有楚文化因素，又有吴文化因素。此外，几座蔡侯墓中还发现吴王光嫁女之器（吴王光鉴），吴王夫差戈、吴太子剑等，表明了蔡与吴国公室的亲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