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近年来有关报刊研究古蔡国史的文章，发现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商讨。现分述如下：一蔡的含义及其由来；二、蔡叔度的始封地问题；三、上蔡名称的由来及其迁徙；四、上蔡在春秋时期的重要地位；五、蔡国青铜器蔡国史研究。

　　（一）

　　蔡地应是由什么得名的。有的同志认为：“应该说是由龟得名。《论语。公冶长》臧文仲居（收藏）蔡。朱熹《注》蔡，大龟也。这就是它的来源”。有的同志认为：“周代以蔡名龟，认为蔡地之龟，在占卜时最为灵验。《汉书。食货志》也说‘元龟为蔡’，因为这种‘龟产于蔡地’，故叫龟为蔡，两者都可通用”。

　　以上说法，都认为蔡字其含义为龟。但从文学上看，蔡字本意不应为龟。故《说文》曰：“蔡，草也，从草，祭声。”段玉栽注：“此曰蔡，草也，是为转注，草生之散乱也。”“故蔡当为草名。”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也说：“蔡，草也，从草祭声。《魏都赋》‘蔡莽螫刺’注引《楚辞》注“蔡，莽也。”按蔡，还有小草一羲。《玉篇》曰：“蔡，草芥也。”王褒《九怀。尊嘉》“水跃兮馀旌，继以兮微蔡。”王逸注：“续以草芥入已船也。”这些都是释蔡为小草。

　　根据以上《说文》和《玉篇》可以看出蔡有两个含羲：一为草生的散乱；一为小草。在这里《说文》明显指出，“蔡，从草祭声”。是形声字。并不像何光岳同志所说的是会义字。因为《说文》凡会义字有两种形式表示，一为“从某从某；”一作“从某某”。这里的“蔡，从草祭声”草是义，祭只不过是用其声而已。因此，“蔡字由艹祭组成，，为会意”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在这里我们还应辨明蔡字、有草的含义。此草与祭神占卜有无关系？我认为应该说是有关系的。

　　《左传》僖公四年记召陵之盟曰：“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管仲就直向楚国提出：“两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丽，寡人是徵。”包茅，《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贾茅“，就是一种祭祀时用的”“有刺的草”。这是说楚国应向周王室贡献楚地的土产苞茅，而蔡属楚地，也盛产此草，因此，清乾隆三十二年河南巡抚阿恩哈主持修篡的《续河南通志。兴地志》、《汝宁府沿革表》上蔡记载：“宓（伏）羲氏因蓍草生蔡地，画卦名此，遂于其地为蔡。”说明今上蔡、蔡地的得名，与该地出产蓍草有关。故《本草纲目》、《群芳谱》、《广群芳谱》都称上蔡县的蓍草为最有名，是神草，能卜占凶。有的同志不同意某些同志认为：“蔡是因蓍草得名的，上蔡城东三十里的蔡岗上有蓍草，成簇状生长，高约1米，叶成掌状，秋季开花，结籽如艾实。……上古时候，人类缺乏科学知识，盛行占卜，用蓍草卜卦叫芜，蔡字由草，祭组成，就是用草祭神占卜的意思”。其实此种说法是正确的。《河南通志》、《图考》上蔡耆草图记载：“蓍草台在上革县东三十里，近台有水曰日蔡沟，有元龟、素甲缟身，浮游其中。”在蔡沟旁不远，有一八卦台，在这里明确地提出元龟与蓍草都产生于蔡地，因而蔡地就成为蓍草与元龟的重要产地。现在一些论文中，以蔡地产生元龟，因此，蔡为龟，而否定蔡的本意的草，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有的同志认为：“蔡是由龟得名的”。他们根据《论语。公治长》“臧文仲居蔡”。朱熹注“蔡，大龟也”。和《汉书。食货志》所说的“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的话。以此来说明蔡就是龟。“元龟为蔡”，是指古蔡国出产大龟。“元龟为蔡”，是指古革国出产大龟，因此叫元龟为蔡。但它并不是说，蔡就是龟的代替字。所以何晏《论语。公治长》注引包咸说：“蔡，国君之守龟，出蔡地，因此为名焉，长尺有二寸”。因为龟出蔡地而直接铝龟为蔡。所以《汉书》颜师古引臣瓒《注》谓“是大龟之名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贾，且致大蔡焉”。杜预注“大蔡，大龟”。王褒《九怀。匡抚》中也说：“蓍蔡兮踊跃，孔鹤兮回翔”。王逸《注》：“蔡，大龟也”。这些记载都说明蔡地产龟，因此名大龟为蔡。也正是由于古人以龟为卜，龟益大则为益神灵，故《汉书。食货志》曰：“元龟岖冉长尺二寸”。臣瓒《注》“元，大也”。宋。邢在《论语。冶长》、《疏》中更具体地说：“食货志》云，龟不盈尺，不得为宝”。“故知此龟长尺二寸，此国君之守龟，臧氏为大夫而居之，故云僭也”。这些事实说明大龟应归国君所占用，一般人是不能用的。由于蔡地所产的龟不是一般大龟，必须是长一尺二寸的才能叫蔡。所以，蔡地所产的大龟，不是一般的大龟。由于蔡地产龟特大所以把蔡地之龟，专门称为蔡。蔡地产龟又产蓍草。蔡的本意是草，而后以为地名。该地又产龟，故有称龟为蔡龟。二者应结合起来考察蔡的含义，不能据此否彼，那都是片面，而非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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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蔡叔度的始封地问题。根据《史记。管蔡世家》曰：“武王已克殷讨，平天下，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集解》谓蔡曰《世本》曰：“居上蔡”。故顾祖兴《读史方兴纪要》卷五十汝宁府上蔡县曰：“应劭曰：九江有下蔡，故此称上。……《志》云，县西南十里蔡国故城，周二十五里，蔡叔度始封此”。一般也都认为“蔡叔封蔡即今上蔡”。可是《汉书。地理志》又谓：“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卫国是也。以封纣子武庚；，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可是郑玄《毛诗谱》谓：“邶、、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大行东北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纣子武庚为殷后，庶殷之顽民被纣化日，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东谓之卫”。《帝王世纪》也说：“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蔡叔监之，殷都以邶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

　　从此上纪载看来，武王灭殷之后，曾有“三监”的设置。因此，蔡叔度的最初始封地，不应在今上蔡县。我在《三监人物及其地望考辨》一文中，曾经指出，“三监”之设，不包含武庚在内，其目的是在于监视武庚，因此，管叔，蔡叔，霍叔的封地不就绪离殷都很远。如果蔡叔的最初封地是在今上蔡县，远隔殷都近千里，这怎么能监视武庚呢？一旦有军事发生，怎能调兵呢？所以有的周志说：“荣阳，上蔡都在豫中和豫南，地方途远，怎能监视豫北的殷民呢？”这认识是正确的。所以蔡叔的始封地，不应在今上蔡县。可是何光岳同志解决这一问题，认为蔡地不在今上蔡县，因而提出：“祭与蔡通，当因蔡叔度囚居于此得名”。《括地志》云：“古祭城在管城县东北十五里、郑大夫祭仲邑也”。在这里他把郑州市东北的祭城，说成是蔡叔度的始封地。可是他又感到很矛盾，于是得出“在今长垣县蔡城，叔度初封于此”的看法。这是不很恰当的。因为祭城位于郑地，不属东周王室的畿内之地，祭城只能是郑国宠臣祭仲的采邑。关于此，今人有专论，不在此详谈。

　　它说明蔡叔度的最初封地，不应在今郑州市东北的祭城，也不在长垣，祭只能是郑国的祭仲的采邑。郑国始封于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史记。郑世家》谓：原为西周畿内之地，在镐京东南。《史记。秦本纪》、《正羲》曰：“周王室东迁后，郑武公、郑庄公相继为周平王的卿士”。《春秋左传疏》隐公三年《传》，祭氏亦为周王室卿士。故郑祭两字通谊，且同为宗室后裔，祭仲正是在背景之下得宠于郑庄公，因此，祭仲才有资格拥有祭城采邑。所以，祭城它不是蔡叔的最初封地。同时也不可能在今长垣县，应在今郑州东管城区。因为此地离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较远。

　　根据《逸周书。作雒篇》称：“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尚书。蔡种之命》孔《传》云：“蔡叔（度）之所封、圻内之蔡，古时方千里为”“一圻”。说明“三监之设由来已久，分设殷王畿之内。今河南上蔡县距王畿遥远，不当在“圻内”。所以，今上蔡县不当是蔡叔度的始封地。可是《汉书。地理志》指出：“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卫、蔡叔尹之”。可见蔡叔度的始封地是卫地，河内。此说靠不住，因为《逸周书。作雒篇》已明确指出“建管叔于东”而蔡叔始封地，应在城，霍叔始封地在邶城。我在《“三监”人物及其地望考辨》一文有详细讨论，不在此述。故《帝王世纪》指出：“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蔡叔监之，殷都以邶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与《逸周书。作雒篇》记载是相符合的，因此皇甫谧之说可信。地望在何处，应在新乡市汲县（卫辉市）倪弯乡即古国地。即《清一统志》说：“在汲县东北，周初所卦之国，郑氏《诗谱》自纣而南谓之。《通典》城在新乡西南三十二里，古国也。《宁宇纪》在汲县东北十三里，古国也。《宁宇纪》在汲县东北十三里“应以汲县东北7公里为确”。即今卫辉市倪湾乡，因在村内发现万历35年（公元1607年）修关帝庙碑一座，记有“大明国河南卫辉府汲县北固社人氏居民人等现在城村居住”等字样（现存卫辉市文化馆）可知今倪湾乡应为汲县东北之城所在地，当为蔡叔度的始封地。《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河内郡“山阳邑”有蔡城，刘昭注云“蔡叔邑此”。东汉山阳县在今河南北修武县其地离新乡辉市不远，正在殷都歌（今淇县）之西南，蔡叔度始封地应在卫辉市城无疑。

　　武王伐殷后第二年病死。其子成王即位，因年幼不能执掌大权。由武王的第四弟周公旦摄行政事。管叔、蔡叔怀疑周公旦要夺取王位，流言于国内。说：“周公将不利于王”。“乃挟武庚以作乱”。这时管叔、蔡叔、霍叔三监，便联合武庚、奄、薄姑、徐、淮等东夷十七国进行叛乱。在西周王朝内外矛盾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东徵进行讨伐平叛。经过三年战争诛武康、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蔡叔所迁之地，就是今天河南的上蔡。因此，今之上蔡，应是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之后，将蔡叔度迁而被囚之地，不是蔡叔度的始封地。所以《逸周书。作雒解》谓：“乃囚蔡叔于廓凌”。此廓凌即在今之河南上蔡县境，不像何光岳同志所说：“商代为北林之地，与虢相临，先为虢地，后为所并”。这个认识无文献记载的根据。《史记。管蔡世家》谓：“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驯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书序》亦称：“蔡叔既殁，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通志。都邑略》云：“蔡本畿内之地，以蔡叔采邑，及蔡叔逆命，国除，至蔡仲始改封于汝南”。可见蔡仲再封于“蔡”地改封“汝南”是可信的。可是蔡仲复封之蔡，并非原地。“改封于汝南”即指改封于今河南上蔡县。《路史。国名记戊》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县，武王封弟叔度于蔡是也，县东址里有蔡岗，因名也”。在这里把蔡仲复封于蔡说成是蔡叔度所封，并因蔡岗而取名蔡国，显然是弄错了。我们要问胡复封于蔡地，应在何处？《史记》、《集解》引宁忠曰：“胡徙居新蔡”。此胡复封不应在今之新蔡，今上蔡县只能是蔡叔度的囚地，同时也是胡的复封地。从西周到春秋蔡国的建立及其间的主要活动也在此地。因此，有古蔡国故城遗址可以佐徵。

　　蔡国故城，座落在上蔡县芦岗的东坡，故城的平面图略成长方形，东西略短北稍长，各城角均为圆转角，唯西南城角稍向外突出。《上蔡县志》记载：“蔡国故城址高一、二丈，周围二十余里”。根据1963年上蔡县文化馆尚景熙同志的实测，同《县志》所记载的基本相符合。城墙高约4-11米，宽15-25米，最宽处为70-95米，南墙西起谢村，东北约900米处，东到别村西北约500米处，长约2700米，东墙南与南墙东端相接，北至尚村西800米处，长约2490米，北墙东与东墙北端相接，西至李村村南400米，长约2113米，西墙北与北墙西端相接，南与南墙相连，长约3187米，总长10490米，折合二十华里约。城墙系用夯土逐层筑起。夯土一般为黄色或灰黄色。夯层厚约8-14厘米。夯窝甚浅，有的不十分明显，但尚能看出，为小圆底形，直径2-3厘米，城墙中下部的夯土中，包含有仰韶、龙山、商代和西周的陶片。上部夯土层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和陶片，由此可见，该城始建于西周初年。春秋时期曾进行过加固和修复。春秋时期这里不但是蔡国的国都所在地，而且也是楚国北方的重要军事重镇。

　　值得注意的是，据近年来文化馆的同志实地调查，在县城南关西面，有西周的墓葬区。在这里的断壁上，有边线整齐的灰土层五处，并多次出土西周的铜器及人体骨骼。在故城南面和东面城壕外，曾三次出土春秋时期的墓葬，现在尚有两个墓葬没有发掘。这些材料也表明此城始建年代为西周时代，以后延续使用到春秋时期。

　　蔡国故城直到秦汉时期还在继续沿用。故《水经注》汝水曰：汝南郡，楚之别也。汉高祖四年置，王莽改郡汝汾。是故蔡国”。今故城内外两汉墓葬密布，陶器残片到处可以拾到，当可证明故城的使用时期较长，其影响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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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蔡平侯迁都问题。历年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史记。管蔡世家》谓：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集解》宋忠曰“胡徙居新蔡”。《水经。汝水注》曰：“汝水又东南经新蔡县故城南，昔管蔡间王室，放蔡叔而迁之，其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举之为卿士，以见于王、王命之以蔡，申吕地也。以奉叔度祀，是为蔡促矣。宋忠曰：故名其地为新蔡，王莽所谓新迁者也”。

　　可是〈〈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谓：“上蔡，故蔡国，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又说：“新蔡，蔡平侯自蔡徙此，后二世徙下蔡”。〈〈读史方兴纪要〉〉卷五十汝宁府上蔡县也说：“春秋时为楚所侵，迁于新蔡，因以此为上蔡，”又载：“新蔡县……古吕国，春秋，蔡平侯迁都于此，故曰新蔡，汉置县，……晋武帝分新蔡郡，……东魏蔡州。”

　　以上蔡平侯迁新蔡一事，最近有的同志提出怀疑。认为：“应该尊重〈〈左〉〉、〈〈史〉〉，不应偏袒〈〈汉书〉〉”。

　　我认为不能因为〈〈左传〉〉、〈〈史记〉〉没有记载，就否认它的存在。问题是我们对〈〈工传〉〉所记载的有不同理解而已，〈〈左传〉〉是有记载的。蔡国在周景王十四年（公元前531年），曾为楚灵王所灭。第三年楚平王杀三兄夺取楚国政权，复封陈、蔡。对此，〈〈左传〉〉有这样的记载：“平王对，陈、蔡复迁邑”。〈〈史记。管蔡世家〉〉曰：“楚灭蔡三岁，楚公子弃疾杀其君灵王代立，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庐，立之，是为平侯”。在这里，均说楚平王立蔡平侯把蔡国原有的土地全盘归还蔡国，也都说蔡平侯徙国新蔡。蔡平侯之所以迁都新蔡，是为了更好地依附楚国。所在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谓：“平王封陈、蔡复迁邑”。是谓“蔡都新蔡”。所以〈〈汉书。地理志〉〉记王莽改“新蔡”为“新迁”。“新迁”即含有蔡国新迁都之意，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因此，班固在写〈〈汉书。地理志〉〉时，把它作为正式内容记载下来。说明蔡平侯迁都新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是有的同志认为：“春秋时期，新蔡城尚未建筑，蔡平侯怎能在此建都呢？”事实已经证明，现在地面保存有新蔡故城遣址，公元前530年蔡国即建都于此。这是春秋蔡国故城遗址，毫无疑问，已作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蔡蔡国故城遗址，位于今新蔡县城的西北部。故城北临章湖，东北临莲花湖，南临车辆湖、临岗地，城南五公里有汝河，城北15公里有洪河绕城东南下，距城7。5公里，与汝河相汇。故城周长3215米，面积51825。67平方米，今故城南、北、西三面被工厂、机关、学校、菜队占用。唯东南角仅存1。415米，现存城墙最高处10米，宽50主，低处2。7米，宽20至40米，夯土层厚14厘米，夯窝清晰可见。地表遗存大量灰陶豆柄和盘、绳纹瓦片等。值得注意在城北有蔡侯墓及古墓群，周围有72家，196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值得注意，该地于1983年7月从炼炉遗址中勘探取出春秋时蔡平侯制造楚币的制币炉渣，该遗址在新蔡县城东门外北侧二百米处。据传是蔡平侯由上蔡迁都新蔡后所建的。所制货币是用金块青铜铸的郢爰、曦鼻。币厚四毫米，边长十三毫米，呈正方形，币面铸有“郢爰”字样。楚平王都邑是在今湖北省江陵西北纪南城。蔡平侯迁都新蔡后，以铸钱“郢爰”来感念楚平王对自己的封。

　　由上看来蔡平侯迁新蔡应是事实，无容怀疑。新蔡较上蔡更南，他们能受楚人的保护也更为明显。故唐李吉甫所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对蔡国迁新蔡作了如下的肯定：“下蔡……

　　吴州来之邑也。按蔡国本都上蔡，又徙新蔡，又迁此，故谓之下蔡。”以后《太平宁宇纪》、《读史方兴纪要》、《小方壶齐兴地业钞》、《广兴志》等历史地理书籍多沿用此说，并认为班固之说是有所据的。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谓：“考《汉志》于汝南新蔡县注云：‘平侯徙此，虽不见《经》、《传》，当必有据’，《史》不书，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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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蔡故城是西周、春秋时期的蔡国都邑。以后蔡国迁新蔡后，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上蔡在春秋时期又是楚国北方重要的军事重镇。

　　春秋中期，楚国“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这时楚国的兵力只能局限在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楚国要想向中原称霸，必须通过方式城缺口，向东发展扩张，然后向北发展。楚国为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需要，因此，必须建立自己人军事基地。楚灵王在和他的臣子析文的对话中说的很清楚灵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畏我乎？”对曰：“畏哉”。楚灵王说的，诸侯远我而畏晋，就是指楚国兵力偏居南方而说的，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必须“大城陈、蔡、不羹”。在伏牛山以东建立自己四个重要军事重镇。“蔡”即上蔡故城，“不羹”城分东不羹城（在今河南舞县北境），西不羹城（在今河南襄城县境），东接“陈”城（今南河淮阳市）。上蔡城成为楚国在北方一条重要军事防卫线上的中间重要环节，正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的重要，为古交通要道。

　　上蔡位于黄淮两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属黄淮平原的一部分。因受伏牛山脉的影响，形成了南北伸展的一条芦岗，谷称“四十五里卧龙岗”，蜿蜒于县城之西。整个县的地形自西向东略有倾斜，总落差为12公尺，坡降在二千分之一至万分之一之间。海拔高40-90米。全县最高点为海拔99米。根据该县地形特点，境内有岗领、平原、洼地三种类型的地形区。岗领地多分布在县城西及西南一部，平原地主要分布在县城东部和北部。洼地主要分布在吴宋湖、茶庵湖、康湖、西洪湖等60多个坡洼地和杨岗河、黑河两岸。而蔡国故城正是座落在上蔡县芦岗的东坡，芦岗在春秋时期名岗山，南北45里纵贯上蔡县境。故城西面的岗坡下，古代汝河由此向南流去，至今还可以看到汝河的故道。洪河从岗北折向东南，由故城东面向南流，形成了史书上所谓的黄陵陂和蔡塘。蔡国故城正是雄据岗上，汝洪二水，东西环绕，地势险要，占有上蔡，可以控制向东，向东南淮河流域的发展，因此，在军事上是一重镇。

　　由于附近平原，家业生产丰富。加之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由于军事发展的需要，因此，蔡城是建立楚国向北发展的桥头堡。它又是通向江、淮地区的前哨阵地，所以战国中期以后，上蔡便形成为淮河上游的政治、军事中心。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楚惠王使叶公沈诸梁曾自蔡“帅方城之外以入，杀白公而定王室”。据《左传》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获知，叶公沈诸梁居蔡九年，并且曾在蔡地组织方城外的军事力量入楚平叛，可见蔡城在当时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

　　后来由于吴国和楚国的争卫，淮水流域成为两国兵争的地方，吴国较为强盛，蔡国又受吴人的命令东迁，蔡国虽摆脱了楚国的控制，欲又入于吴国的牢笼。所以上蔡从春秋以业一直是楚国淮河流域的屏障，是陈、蔡、不羹军事防卫线的中心环节。因此，楚国要捍卫楚城争取在北方的军事力量，必须据守上蔡。三晋要打败楚国，也必须取占上蔡，从而才可能夺取淮河流域，所以《古本竹书纪年》纪周显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46）“魏章帅师及郑师楚，取上蔡”。楚襄王时期，楚弋者曾谓楚顷襄、襄王曰：“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卫线的中心环节。因此，楚国要捍卫楚城争取在北方的军事力量，必须据守上蔡，从而才可能夺取淮河流域，所以《古本竹书纪年》纪周显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46）“魏章帅师及郑师楚，取上蔡”。楚襄王时期，楚弋者曾谓楚顷襄、襄王曰：“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于韩，则中国之路绝上蔡之郡坏矣”。上蔡在战国时期曾属韩。在韩、魏、楚间反复变化。说明三国对其争夺上蔡斗争的激烈及其重要战略地位。魏国公子信陵君告诉魏安厘王说：秦国若从黄河南举进军，“右上蔡召陵，与楚兵决于陈郢，秦又不敢”。上蔡城不但为陈郢外围之屏障，同时也是南连城阳（今河南信阳北）塞，是战国时期楚国西面的重要军事防卫线的组成部分以后吴国势力强大，又成为吴国东方势力的屏障。由此可见上蔡在楚国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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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蔡国青铜器与蔡国史研究。蔡国是西周时期的姬姓国家之一，与楚相邻。解放后曾发现三座蔡侯墓：一座是在安微寿县西门，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较多，为春秋墓葬中罕见的。另外二座在邻近寿县的淮南市蔡家岗，也出土不少青铜器。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蔡国青铜器发现，这些青铜器对蔡国史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蔡国是公元前493年楚昭王伐蔡时，因吴人的解救而迁移到州来（今安微寿县）又称下蔡。后来在公元前447年终于被楚灭亡。因此在这一带所出土的蔡侯墓，应是蔡国建都州来的蔡侯墓。1955年6月在寿县城西门内清理蔡侯土坑墓，出土有鼎、、尊、方鉴、圆鉴、缶、编钟、甬钟等铜器四百八十六件。其中有铭文的铜器约十余件。寿县蔡侯墓所出土的铜器铭文，屡见有作器者“蔡侯”之名。对此蔡侯应为谁，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平侯（公元前530-522年），有人认为是蔡悼侯（公元前471-519年），有人认为是蔡昭侯（公元前518年-491年），有人认为是蔡成侯（公元前490-472年），有人认为是蔡声侯（公元前471-457年），有人认为是蔡元侯（公元前456-451年），等六种不同的看法。从近年来新发现的有关资料和最近学者所作的考释，大家认为以“蔡昭侯申”说法比较正确。（《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一册）中华书局。李学勤：《论江淮间的春秋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因为作器者的铭文“”字，与南阳市出土的西周晚期仲父簋“南（申）伯”的写法相似，北京大学裘锡圭先生1978年始释为“申”。后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许青松同志作过讨论，李学勤先生也同意此说：“申”字释读的正确，后又认为‘器主铭近年已读出是“申”。

　　此墓发现的青铜器对蔡国历史的研究具有以下意义。

　　一、首先证实蔡昭侯确已迁都州来。地下村料与史籍互相吻合。

　　二、此墓同曾侯乙墓相比，蔡昭墓虽然年代稍早，相差将近六址年的时间，但两墓随葬青铜礼器的基本组合和许多实物的形制很接近，说明春秋时礼制还没有完全崩溃，正在走缓慢演变发展的过程。

　　三、《史记。蔡世家》记：“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为蔡远，约迁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许，不与大夫计。吴人救蔡，因迁蔡于州来。”这里说明当时蔡国受楚侵袭，告急于吴，吴因约蔡迁于州来的史实记载，州来近吴，远楚，故这时的蔡国处于吴、楚两大国之间。

　　《史记。蔡世家》还记载蔡昭侯先曾“留之楚三年”。继而“使其子为质于吴”。后来在遭受到楚继续进攻的时刻，因吴之约迁到州来，出土铜器的铭文。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蔡昭侯的处境，既要虔诚城“（左）右楚王”，又要嫁妹以“敬配吴王”。蔡昭侯墓出土的“误王光鉴”。更是两国关系友好的物证，为研究吴蔡两国的重要历史资料。

　　1959年12月在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发现的两座墓，都是较大的丘，相距约200米，两墓的规模基本相同，墓坑约长5米、宽4米，北端又有墓道。由于盗掘的比较?底，棺椁结构和青铜礼器的组合都已无从得知。2号墓尚残存较多的兵器和车马器。形制和蔡昭侯墓所出土的基本相同，说明两者的年代相近。墓早年被盗过，但还出土有、剑、戈、镞、镦、、辖、刀、锯和其它车马饰等铜器七十五抢占，其中最重要的有错金丝，鸟篆文的“蔡侯产”剑三把，铸文六十三字的“绍侯”（即昭侯）戈一件，铸文三十六字的“吴王诸侯”剑和十字的“吴王夫差”戈各一件。还有错金丝鸟篆文十二字的“越王老旨于赐”剑两把。从这些出土的青铜器，一方面可以看出楚、吴、蔡、赵四国的融合的缩影，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他们之间友好共同开发江淮地区的经济为祖国统经济的发展鳘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值得注意其中有一座出土有铭文“蔡侯产‘的戈，当可证实这墓是蔡声侯之墓是无疑的。蔡声侯产公元前471年即位公元前452卒，距吴亡十七年之久而死，而蔡声侯之墓内仍埋有诸樊及吴王夫差剑、戈，还出土有吴王光鉴。这些吴国青铜器的出土，当可证明过去吴、蔡互通婚姻。吴赠予或吴女带来死后葬于墓内，同时也表现两国关系有友好的物证。在蔡声侯墓中还出土一件越王者旨于赐戈。墓内出土的越国器，说明这时越国的势力已跨过长江而入淮河地区，与蔡国发生接触。“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触。所以《史记。越世家》曰：“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可以相互印证这些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其它1966年4月底，在河南潢川县隆古公社高稻杨大队出土的七件蔡国青铜器，1958年在湖北宣城安乐坨出土了一件“蔡侯朱之缶”等青铜器也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总之，解放后出土的蔡国青铜器与蔡国历史研究连系起来看，当可印证蔡国史的研究，可使蔡国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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