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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题： 著名翻译理论家蔡毅 已阅：3207 / 回复：3（楼主）

实践和理论并重 笔耕和探索不辍

——著名翻译理论家蔡毅教授访谈录

　　2000年中国译界有一套丛书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由许均教授主编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旨在促进中外译论的交融与发展，推动我国译学建设。为此，许均教授组织了国内译界的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对外国翻译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推出了这套丛书。在这些编著者中，有一位便是蔡毅教授。
　　作为我国俄语界苏联翻译理论方面的专家，蔡毅教授是较早向国内译介前苏联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且成绩卓著的一位，撰有论文《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介绍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翻译理论的文艺学派-介绍加切奇拉泽的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并编译了《语言与翻译》和《文艺翻译与文化交流》这两部前苏联翻译理论两大流派（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的代表作。这些文章开阔了国内读者的研究视野，颇具启迪开拓意义。由他及其学生段京华编著的《苏联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更是他几十年孜孜不倦研究前苏联翻译理论的心血和结晶。这部逾25万字的著作对苏联翻译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去粗取精，多方面地介绍了苏联翻译理论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的观点，并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加以评述。全书共有十五个章节，外加总序，绪论和附录。绪论部分对苏联翻译理论的发展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概括介绍。主体部分则分上下两篇，分别论述了苏联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文艺学理论的基本观点。附录部分--文艺翻译家谈翻译，集中介绍了前苏联9位知名翻译家对一些翻译问题的不同看法，颇具代表性。蔡教授多年潜心钻研苏联翻译理论，掌握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对苏联译界两大流派的方方面面也是了然于胸，因此编起该书来，得心应手，论述系统详尽，条理清晰，能够让读者读后有一目了然之感，对苏联翻译理论界的两大流派也能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细读蔡教授的有关论文和译著，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自觉的理论追求。早在60年代，他就曾提出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可惜那时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模糊，没有就此展开讨论。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对译学建设日渐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时，蔡教授再次提出要"建立具有我国特色、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他认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统一的翻译理论，各国翻译理论界的百花争艳就是明证。而"我们的特色，首先表现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不故弄玄虚"①。要创立这样一个体系，就应当在"总结前人宝贵的翻译理论和丰富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参考国外的经验"②。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继承发扬我国翻译理论的优秀传统，同时引进消化国外先进理论的问题。虽然我国拥有极其丰富的翻译理论遗产，但正如蔡教授所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翻译界忽视了这方面的系统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情况虽大有好转，但在翻译理论的总结和系统化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浩繁的翻译实践。"③为此，蔡教授主张"我们不仅要继承我国翻译理论的遗产，还应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发扬这一遗产。……我们既要反对排斥一切'舶来品'的国粹主义，也要反对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甚至数典忘祖。把翻译理论囿于围绕信达雅无止境地争论固然不妥，但是'言必称奈达'或'言必称加巴'（指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加切奇拉泽和巴尔胡达罗夫）的倾向同样值得警惕。……把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知识标上外国术语的作法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而对尚未弄懂的东西妄加评论，甚至一笔抹杀的作法更为不妥"④。他进而精辟地指出："引进必须消化，择其善者，为我所用。应当在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国外翻译理论的精华（不是皮毛，更不是糟粕）"⑤。
　　除了中外翻译理论，蔡教授还从跨学科的角度和视野对翻译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如话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他认为"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 ，就必须跳出'信达雅'的圈子，对翻译过程进行多方面的探讨"⑥。因此。他积极寻求这些学科与翻译理论的接触点，努力为我国的译学建设指明一条前进的道路和一个努力的方向：将其他学科的成就引入翻译理论，进行学科间的双向互补，以此促进翻译理论和其他学科的共同发展。

作者：蔡建荣 （2007/5/6 11:42:00）   回复此贴
  回复:著名翻译理论家蔡毅 第 1 楼

蔡毅教授这种兼收并蓄的宽广胸襟和远见卓识的宏观视野使他在我国翻译理论界称得上是一位健将。暑假期间，笔者到北京，有幸拜访了蔡教授。蔡教授虽与笔者素昧平生，但听说是福建同乡，便欣然答应了笔者的采访要求。蔡教授亲切和蔼，十分健谈，爽朗的笑声很快就消除了笔者的拘谨感。在此后数小时的采访中，蔡教授侃侃而谈，令笔者大有"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之感。采访从他的经历谈起，而翻译则是双方共同的话题。
　　蔡老祖籍福建闽侯，1927年出生于北京，幼年时的启蒙及少年时的教育也在北京。但蔡老的求学生涯并非一路坦途，而是颇富传奇色彩。蔡老因家境贫困未读完高二便辍学。1946年初，经地下党组织的介绍穿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区。先在张家口的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工科，仅半年左右。因傅作义进攻而提前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地矿研究所工作，并向解放区腹地转移，后又调至化工业研究所工作。1947年年底，进入华北联大外语系学习俄语。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学习俄语。1948年6月，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合并成华北大学，他也随之转入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继续学习俄语，1949年6月毕业。毕业后，蔡老即到北京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教授俄语，直至1994年5月离休。他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教研室主任兼《俄语学习》主编，俄语系主任兼外国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导师，苏联塔什干大学东方系教授，《中国俄语教学》副主编等职。同时，他还是第二届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第三届俄语教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常委理事。
　　蔡教授热爱教育事业，执鞭教坛45年，始终充满敬业精神。他不仅注重实际的翻译教学，认真上好每一节课，而且关心翻译教学的学科建设。他撰写文章《苏联的翻译教学》，介绍苏联翻译理论家、翻译教学工作者科米萨罗夫教授举办的翻译教学法讲座内容，以此给国内译界提供一个参考借鉴国外翻译教学理论的机会。在《谈翻译教学》一文中， 蔡教授总结了我国俄语翻译教学的经验，并在对比我国与苏联翻译教学经验异同的基础上指出我们的优点和弱点。他认为"我们的弱点在于还未能把翻译教学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就必须继承发扬我国翻译理论的优秀传统，同时引进消化国外先进理论，用以充实我们的翻译教学内容"。在另一篇反映其教学思想的文章《对比语言学o翻译理论o翻译教学》中，蔡教授阐述了这三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明了如何将三者结合，以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实际上，这正是贯穿蔡教授数十年翻译教学工作的指导原则：以翻译理论和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丰富翻译教学内容，充实其理论基础，促进翻译教学的学科建设。从深层次上来说，这一指导原则无疑也能作为我国翻译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思路。
　　在长期的俄语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蔡教授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翻译教学思想。在本科阶段，他认为，翻译课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翻译熟巧，因此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翻译实践，要把翻译实践贯穿于各种课型中。但翻译课也要讲授必要的翻译理论知识，让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翻译课的重点是讲授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这些方法应是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它们要能反映语言对比的某些规律，提供一定的翻译模式。但也必须让学生明确，这些方法和技巧提供的仅仅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可能采取的译法，不是唯一的译法。不管是讲授翻译理论知识、方法和技巧，还是进行作业讲评，对照阅读，都要自始至终贯彻启发式教学。到了硕士阶段，蔡教授则提出"翻译研究生的培养规格应是具备一定的翻译理论修养和独立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能力，同时还具备较高的翻译实践能力"⑦，即理论与实践并重，要把"理论从实践中来，又用于指导实践"这一唯物辨证观点贯彻到研究生教学的全过程。蔡教授这些教学思想和原则对于广大的翻译教学工作者不啻是明智的启示，定会引发诸多有益的思考。

作者：蔡建荣 （2007/5/6 11:42:37）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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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进行翻译理论研究，还是从事翻译教学工作，蔡教授都强调创新精神，绝不拾人牙慧，凭空妄谈，他的译学观点都是建立在自己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之上的。自1950年代起，他就开始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刊登译作。他的第一篇译作是1950年发表在《文艺报》上的《美国生活方式》。此后，蔡教授就一直笔耕不辍，并且尝试各类文体的翻译。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的译著以政论文居多，主要有俄国民粹派人物尼o康o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英雄和群氓》、《再论英雄》、《再论群氓》，前苏联专家有关《联共党史》的讲稿，前苏联党代会文件等。另外，他还参加了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列宁文选》中部分译文的校订研讨工作。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翻译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也是经他认真校对后定稿。科技方面的译作则有《火成岩》等。但蔡老说，他最倾心的还是文学翻译，并译有《黑崖村》等以及一些文学评论和电影评论。他还曾应出版社之约，花整整一年的时间把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翻译成中文，并已交稿。文革期间译稿全部遗失，至今引为憾事。
　　蔡教授是个有心人。在翻译实践中，他并不是单纯地为翻译而翻译，而是处处留心，有意识地对比俄汉两种语言在表达同一思想时的异同，并且作了大量的卡片，从而积累了这两种语言中大量的对应表达手段。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归纳出俄汉语言现象的对应规律，逐步掌握了俄汉翻译中处理各种语言现象的方法和技巧，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翻译工作者。翻译之余，他还将自己的体会撰写成文。1951年，他在《俄文教学》上发表的《副动词译法研究》是他写的第一篇有关翻译的文章。以此为起点，他还前后发表了《翻译与民俗》、《翻译与语义》、《词汇o民族文化特点o翻译》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篇篇透着真知灼见，并结合实例，讲得深入浅出。
　　蔡教授一面从事翻译实践，一面进行翻译理论研究，但他认为自己首先还是一名翻译教学工作者，所以他一直致力于将自己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引入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翻译教学，充实翻译教学内容。由他主编的《俄译汉教程》（上、下册）正是结合了他多年的翻译实践编写的。该教材自1982年5月出版以来被全国多所高等院校俄语专业定为高年级翻译课教材，得到广泛使用。1989年，蔡教授对该教材进行了修订，修订本获1991年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对蔡教授工作的肯定。如今，蔡教授又再次对《俄译汉教程》作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准备把其中一些已过时的例子改掉，用更能体现时代特征的例子充实到这份已沿用多年的教材当中，使其更符合新时期的教学要求。修改工作准备在一年内完成。这本几经修改充实，体现蔡教授精益求精严谨态度的教材实在值得我们期待。
　　随着翻译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蔡教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见解。针对翻译界流行的一种说法，即"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同样的感受"，蔡教授指出，译文读者是不可能产生和原文读者一样的心理感受的。赤道附近居民和北方民族对雪的感受是不可能相同的。即使同一个"林妹妹"，在宝玉眼里和在焦大眼里就不一样。原文读者对同一人物、同一作品的感受尚且不可能一样，更何况不同民族的读者呢？况且，译文读者的心理感受又该同哪一种原文读者的感受去对应呢？
　　谈到翻译标准，蔡教授认为，翻译标准反映的是社会对译者、译文的要求，因此，它既是一种历史范畴，也是一种社会范畴。之所以说翻译标准是个历史范畴，那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翻译有不同的要求。翻译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以我国为例，在翻译早期，译者翻译佛经时力主忠实传达原文的内容，惟恐有悖佛祖的经意，因此那时的翻译标准多主张直译。后来，直译为意译所取代。后秦鸠摩罗什的"曲从方言，趣不乖本"就说明了这种转变。到了唐代，玄奘主张"既须求真，有须喻俗"，把直译与意译结合起来，被后人称为"新译"。到了近现代，翻译标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完善，严复的"信达雅"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对翻译的要求。当代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在"忠实"和"通顺"上达成了共识，并注重对原作风格的再现。在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今天，翻译标准因历史条件的变化再次发生转变，重点转向了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的民族色彩和文化特色。翻译标准的历史演变过程说明"我们既不应完全以古人为训，也不必苛求于古人"⑧，而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翻译标准。
　　蔡教授同时指出，翻译界一度争论不休的直译与意译问题，也应纳入历史范畴来看待。他认为，直译与意译之争是翻译早期的问题，现在不应该再纠缠于这个问题了。事实上，这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翻译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手段，是不同历史时期各有偏重的两种翻译方法。例如，俄国人说"如雨后蘑菇"，中国人则说"如雨后春笋"。以前，在俄译汉中，我们一般采用意译法，将"蘑菇"归化为中国人熟悉的"春笋"。现在，我们就不能再满足于此，满足于照顾国内读者的接受能力，而应该着眼于中外文化的交流。所以我们必须改变翻译策略，采用直译法，保留原文比喻的民族色彩，让中国读者能够领略到异国情调，接触到真实的外族文化。
　　其次，翻译标准作为社会范畴体现在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标准。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文艺翻译方面。我们经常会发现在文学翻译中，一国采用的译法在另一国的翻译标准中是不能允许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蔡教授指出，翻译标准作为社会范畴，因社会、民族不同而有所差异，是客观存在，不应，也不可能强求一致。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强求于他人，正如他们也不应该把自己的标准强求于我们一样。他强调"只有翻译的某个时期的社会标准，没有翻译的永恒的世界标准"⑨，要想建立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翻译理论只能是一种幻想。
　　采访将近结束，或许是出于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的本能吧，蔡教授自然而然谈到了对年轻人的希望。他说，年轻人首先要自信，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要妄自菲薄。有了自信心才能"执着"，才能在学术之路上不畏困难，一路走下去。但是光有自信心还不够，还要有求实的作风。做学问最忌空谈，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才是根本。有了探索的根本，还要有创新意识，方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搞学问不能停留在原地不思进取，因为不前进就意味着退步。
　　自信、求实、创新，这三点正是蔡教授自己一生在翻译教学和学术上的追求和写照。蔡教授虽然在华北联大和华北大学先后学了一年多的俄语，但由于中间断断续续的行军转移，所以实际学习俄语的时间只有8个多月。因此，他笑称自己的俄语乃"半路出家"。但他凭借个人的勤奋努力，自学成才。蔡老说自己当初是边教边学，在教学过程中掌握了复杂的俄语语法。而今，蔡老已是资深的语言研究工作者，翻译理论工作者和翻译教学工作者，享受着政府特殊津贴。
　　现在，蔡教授虽已离休在家，近一两年又为眼疾所苦，但他依旧坚持每天阅读。医生嘱咐他完全脱离书籍休养一年，眼疾或可痊愈。可蔡老说自己每天读书已成习惯，况且他还有许多写作计划和研究项目，哪花得起这个时间。 蔡教授这种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堪称后辈楷模。

作者：蔡建荣 （2007/5/6 11:43:12）   回复此贴
  回复:著名翻译理论家蔡毅 第 3 楼

注释
　　①④⑤ 蔡毅. 谈翻译教学[J]. 中国俄语教学，1991, (4)：7-8.
　　②③ 蔡毅，段京华. 苏联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318-319.
　　⑥ 蔡毅. 翻译与语义[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4）：25.
　　⑦ 蔡毅. 我是怎样带翻译硕士生的[J]. 中国俄语教学，1992, (4)：48.
　　⑧⑨ 蔡毅. 翻译理论与社会语言学[J]. 中国俄语教学，1995, (4)：43、51.

　　参考文献
　　[1] 蔡毅. 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J]. 翻译通讯，1982, (6).
　　[2] 蔡毅. 翻译理论的文艺学派[A]. 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3] 蔡毅. 苏联的翻译教学[J]. 中国翻译，1988, (3).
　　[4] 蔡毅. 对比语言学o翻译理论o翻译教学[J]. 中国俄语教学，1993, (2).
　　[5] 蔡毅. 关于国外翻译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J]. 中国翻译，1995, (6).
　　[6] 蔡毅. 翻译理论与话语语言学[J]. 中国俄语教学，1995, (3).

作者：蔡建荣 （2007/5/6 11:44:26）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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