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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一家”的思索

归德田氏二十二世田启义

“三田”是指：河南归德田氏；山东郓城田氏；山东泰安肥城田东史田氏。

阅读二省三地家谱中的“老谱、老碑”的相关文字，我产生出“三家田氏为一家人”的灵感，提出本人思索之管见。

其一，关于“仲良”公的话题。

“仲良”，是一个人的名讳。山东泰安肥城《田东史田氏族谱》记其为田东史田氏之始祖；河南商丘《归德田氏家乘》记其为归德田氏二世二门支之祖，也是两谱的唯一重要“重合点”。

据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述祖林墓表”记载：田东史村本族始祖仲良，至今已繁传至二十三世（延字辈）。

《归德田氏家乘》与“仲良”公有关的记载：

——世系记载：（一世）公讳德甫，配岳氏，子二，曰：仲和、仲良；（二世）处世公讳仲和，配张氏，子一，曰：让；（二世）处世公讳仲良，配X氏，无嗣。

——坟图。坟图之一、之二（笔者注：展开双叶折叠处，就变成一张图），即为德甫与岳氏合葬墓为主的祖坟墓群：该墓东南方向有仲和与张氏、志与杨氏等墓；西南方向有仲良（笔者注：坟墓示意图内无X氏字样）、让与王氏、进与毕氏等墓。德甫公与夫人，仲和公与夫人及仲良公三座坟茔，距离很近。实际墓地，现存于商丘市城市一体化示范区三倒楼村前，与坟图所记地理方位一致，且至今坟茔仍旧存在。

“述祖林墓表”，是田东史村田氏五世贡、助、彻三兄弟，为其父四世时耕公所立，不仅记下四世公之曾祖父为“仲良”公，而且留下明嘉靖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公元1536年、1547年、1550年）这些珍贵的历史纪年。田东史村田氏将“仲良”公，认定为该村田氏的始祖，将“述祖林墓表”认定为首修的“谱碑”，2009年续修出版泰安肥城《田东史田氏族谱》时，仍没有丝毫改变。

按田东史村之始祖仲良公，即为归德田氏二世“仲良”之说，田东史村立碑的五世诸公，与归德田氏六世“经、纪”二公同世。若两家的“同世”人员，能还原成当时同时的生活状态，就存在着是一家人的可能性。但是，《田东史田氏族谱》对五世三兄弟，没有生卒记载，《归德田氏家乘》对“经、纪”二公也如此，我只好通过大致确定的“年龄”作为参照，去衡量“贡、助、彻”与“经、纪”的生活时代。

“述祖林墓表”记：时耕公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在天子“欲得天下庞才耆德醇行笃谊者”的背景下，擢“鲁藩相”，赴任途中，不幸患病而卒于赣。用词虽有形容之意，但可以理解为，“耆（音：qi，与“其”音同；意：年老，指60岁以上的人）德”是本次欲被提升“鲁藩相”者的必备“硬条件”之一，说明此时时耕公已经是“年过花甲”者。结合“述祖林墓表”中有“其子‘咸能世先生之业’”的内容，说明其三位子男，处在中年和壮年时代，再联系当时男性婚配年龄偏低，进而由侧面证明，其长子“贡”公应已过“不惑”之年，也可能向“天命”之年靠近。

我以“耆德”推出时耕公的年龄，可能会产生“曲解”述祖林墓表用词之嫌疑，我再改换一个角度推测计算。

“述祖林墓表”有：“先生少负奇质”；“七试于乡弗售”；“嘉靖十有五年......先生既入大学而储用也”等记述。通过这些事由相互依存的关系可知，时耕公的年龄应该由如下三个“时间段”组成：初次参加乡考年龄；“七次”乡考之间所占时间；“储用”至病故之间的11年（注：嘉靖十五年与嘉靖二十六年之间）。以19岁初次乡试（笔者注：也可能小于此年龄）推算：假若其在第七次乡试后，当即进入大学“储用”。明朝的科举制度规定，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连续七次的中间，有六个3年——18年，时耕公的年龄应为48岁（笔者注：初次乡试时的19 岁、连续“七考”计18年与11年三个数据之和）。

明显，“三段”时间非常紧凑，不尽合理，只能作为推测时的一个过渡参考“基数”。若再考虑：时耕公初次乡试时的年龄大于19岁；“七次”乡试不是连续地参考，误一次就是3年；第七次乡试与大学“储用”两件事之间有时间间隔。几个环节包含着的时间之总和，可在10至15年，或15至20年。以48岁为基数，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时耕公年龄应在60岁之上，与以从“耆德”解析的年龄基本吻合。

经公为归德田氏六世，有子三：宫、宝、宾。宾之长子珙，生于明嘉靖丙午年六月二十九（公元1546年），在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只有一岁。考量宾终身有四子的因素，1547年田宾应是青年人。宾公虽有二兄，但以宾为参照，其父亲的年龄，不会超过50岁，此时，田老家“经”公与田东史“贡”公相比，年龄极有可能相仿。

再退一步讲，若大胆地将宫与宾的年龄差，扩大到20岁，宫的年龄也不会超过40岁，其父亲经的年龄可能大一些，但与“贡”公相比，也不会超过一代人。

综上，考虑仲和公为长门门支，仲良公为二门门支，以归德田氏六世同时考量，他们生活在同一年龄段是合理的。我估计，双方均能接受：两家田氏以“仲良”为联系点，组成600多年前的一家人。

同时，还要考虑一些因素：

第一，若两家谱牒中的“仲良”公，是分别生活在河南、山东二省的两位先哲，则属于同姓同名之巧合，则不符合两家是同根同祖“一家人”的先决条件。

第二，若两家谱牒所记讳“仲良”者同为一人，立即会得出：山东泰安肥城田东史村始祖仲良公，即为归德田氏二世祖仲和公之胞弟，两家田氏即为“一家人”无疑。

其二，归德田氏与郓城田氏。

郓城田氏与归德田氏的族谱，虽然没有像《田东史田氏族谱》与《归德田氏家乘》那样，从中找出某位祖辈的“重合点”，但两家谱牒中，还有另外形式的“相同点”，能够完全看出“一家人”的存在的结果。同时，即使在二谱的“相异点”与“盲点”中，也能够辩证地找出两地为“一家人”的可能性。

郓城田氏的《清咸丰五年（1855年）老谱序》，即首次修续家谱之谱序记载：“郓之田氏，由来久矣，溯其本源，始祖由山西洪桐槐树里鸦鹊巢迁于河南归德府田老家。数十年后，世祖讳如滋，又从归德府迁居郓城，遂为郓人，迄今四百余年矣。”

归德田氏十世田作泽公，为清康熙甲子年版《归德田氏家乘》所写序言：“吾始祖讳德甫者，由汴之浚仪再徙于归德郡城东三十里柳河集东南三里，因家焉。”

两个序言信息，给出的相同点：“归德府田老家”；相异点，始祖迁出地；盲点：“数十年后，世祖讳如滋，又从归德府迁居郓城”的记载，《归德田氏家乘》中无考。就此分别分析之。

首先肯定“相同点”：归德府田老家至今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归德”之称谓有所变化罢了。如今，田老家仍是归德田氏族群的老家，换句话说，今归德田氏各村各户，均与田老家有关。如滋公由此迁出，说明他也是田老家人——参照后文“盲点”的分析。

再说“相异点”：二说法差异很大，我认为，归德田氏所记的可能性大，郓城田氏族谱所记的可能性小。但是，无论哪个说法接近，均构不成否定两地为“一家人”的绝对理由。

《归德田氏家乘》康熙二年《条例》：“田氏书香起于进祖，盛于银台公”。而首次撰写《归德田氏家乘》者，正是“银台公”。从序言里“归德郡城东柳河集东南三里”地理位置，说明对迁居记事非常细致。三世如滋公走出田老家时，他的记忆积累，只能来自家人的言谈话语和本人的亲身经历。一人远离故土，对“归德府田老家”一字不忘，但田老家始祖（笔者注：郓城老谱序言，称首居田老家者为“始祖”，称首居郓城者为“世祖”）由何而来，也就不得不依附于社会上公认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又说得鲜活一些：“鸦雀巢”。但不影响始祖迁入“归德府田老家”——“相异点”归属到“相同点”。

“盲点”：形成的原因，是漫长的时间岁月。《归德田氏家乘》记人记事，从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为归德田氏八世田珍公于明天启年间手书而成。但是，归德田氏家族记事的起始点至田珍公出生的1571年，正好是200年，距其手书《归德田氏家乘》时250年，距十世公田作泽主持修续《归德田氏家乘》，并将其刻印成册的康熙甲子年（1684年），已是313年。我们不免将“时间”，还原到田珍公以及田作泽公手书和刻印《归德田氏家乘》时刻：归德田氏祖坟地里，有二世二门支田仲良先祖坟冢，说明归德田氏家族确有此人；而归德田氏的族群里，却无与其相关的“门支”族人，估计也无人知道这个矛盾的背景与缘由。因此，只好在“家乘”的“坟图”篇，实事求是地记下归德田氏祖坟地二世田仲良公的坟图所在位置，在书写《归德田氏家乘》“世系”时，将二世二门田仲良先公名下，作出“无嗣”的技术性处置。但是，巧合的是，郓城老谱，既有如滋始祖“数十年后离开归德府”的记载，又有郓城田氏至今都公认的“如滋公以上失序两代人”的“世代口耳相传”的说法。更为巧合的是，田老家定居的始祖德甫与其仲和、仲良二子，正好是“两代人”。因此，这就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偶尔巧合”，而是历史留下的有力说辞。

作泽公序还有：“居归德者，实惟德甫始。”六百多年来，不论是田老家村人，还是周围乡村的人们，一致认为，田老家是田氏首居的村落。历史背景说明，郓城始祖如滋公离开田老家时，田老家就一家人家——以德甫为首的一家人，别无他居者，如滋公在田老家的“位置”，就不言而喻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滋公一定要属于二世仲良公之家吗？

看《归德田氏家乘》，仲和二世祖子一，名讳曰：让；让，子二，名讳曰：志、仿；志，子四，名讳曰：进、泰、通、凉；仿子二，名讳曰：乾、坤。世系传承图中，均以实际名讳记入，也无“失讳、失联、无嗣”之类的文字。修续家谱时，其门支就是以此“六门”而展开。同时，“家乘”坟图显示，五世及五世之前诸位先祖，能够“阴阳两对照”，且一一对应。在此情况下，若实现与山东郓城田氏族谱文字记载和“口传”记忆相吻合，除如滋公应为仲良之子外，田老家再无其他的家族“人际关系”存在。

可见，不论是“相同点”、“相异点”还是表面上无任何交叉的“盲点”，包括此“三点”内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相互支撑的合力，都毫无差异地指向“郓城田氏始祖如滋公，属归德田氏二世二门之‘三世’祖”的讨论结果。

不讳言，由于历史久远，又缺少明文记载，对这个结果的认知程度，现在尚有差别与分歧：河南归德田氏族人全部认同，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作过多次表述；郓城田氏部分族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细致探讨，形成共识，成文入谱；郓城部分族人，尚停留在“郓城如滋始祖为‘归德府田老家人’、‘世代口耳相传，如滋公以上失序两代人’”的说法上。

其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

一是田东史村田氏与郓城田氏之关系。

笔者以归德田氏为连接点，对田东史村田氏家族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实现了“二者一家”的美好愿望，对山东郓城田氏结论，也变成部分族人的共识，这就派生出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郓城、泰安两地田氏的关系确立。虽然围绕着“三谱”的讨论空间不多，但是，结合实际，尚有探索的余地，同时，也有其必要性。

二是探讨方向与重点。

首先考察山东泰安“仲良”公的生活“痕迹”。特别是为时耕公立碑处的普照寺祖林墓地、田东史祖坟之关系等。

再者，田东史村命名的说辞不唯一，也是一个探研处。

——明洪武年间（1368--1398）田氏由山西洪桐县迁来东史村后，以姓氏更名为田家东史，后简称田东史。

——以上来源于泰安市地名志，但我田氏从山西迁来，查不到具体资料。

——田东史原来由田、赵、王三东史组成，于1950年统称为田东史村。

三是，郓城田氏内部的有关认识，也包括与河南商丘归德田氏之间的认识。本着尊重历史，依据史实，合理推论，多方考量的原则，彼此尊重，相互交流，沟通包容，优势互补，继续深挖素材，理性探讨，定会有新认识、新成果的出现。我们期待着。

2023年5月1日

（说明：2023年5月，以手机微信“三稿”形式，发山东郓城田继慎族亲；2023年7月，以纸质“定稿”形式，在商丘面交山东泰安肥城田继春教授。2023年10月稍加修改，再以纸质、微信发田继慎、田继春二位。）

‘田氏文化’网络平台田绪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