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与初中
赤 子 情 深　　加入时间：2010-8-7 11:39:16　　
万福友
2009年的中秋，恰逢60周年国庆长假，我回到了故乡。我没有想到，我小学和初中母校——里江学校，变化那么惊人：
一幢气势雄伟的四层教学大楼，矗立在下座校舍的原址上，鲜红的国旗在灿烂的秋日阳光下随风飘扬，青苍的绿树簇拥着教学楼，篮球场上，三三两两的青年人展示着矫健的身手……
那一天，我的老师、学校现任教导主任万思宁和1978届毕业生、副校长万子群抽空带我回母校参观。半路上，恰好遇到退休多年的老校长、我初中数学老师万柳安，遇到带着女儿正启程返广州的1978届、1979届毕业的李永乐、胡新云夫妇。我们一起在母校门前操场上拍了30年后的师生合照。
眼前簇新的教学楼，婆娑的大树，老师与学生，勾起了我对30多年前自己母校求学日子的回忆——
父母预先并没有打算将我和孪生哥哥万福云送到学校去，因为我俩毕竟太小：不但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实际年龄也才6岁零8个月。那天，大概是1970年的8月20日后吧，迫于无奈，父亲还是把我们带到教导处主任曾妙成老师的房间里报名了——我们坐在老师的简易铺板床上，垂吊在半空的双腿摇来荡去，活像一对小猴子——现在想来，真小呢。老师指着我们兄弟俩说：才6岁，就想读书——当时，几乎绝大部分的家长都是在子女过了7周岁之后才送到学堂去——老师满脸狐疑。父亲说，就让他们试一试吧，他们都闹着要上学呢。
是的，我们一帮伙伴都已经约好，8岁了，要读书了。这帮孩子里，有惠文表哥，当时名字叫作赖学锋，取“学习雷锋”之意，1963年4月出生，他的父亲赖玉章，其时在新华社福建分社工作，后来还因为采访李庆霖出了名，提了职，担任了福建分社的副社长，自然，后来也受到牵连；母亲万新富，当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就是惠文表哥有文化的父母先主张送儿子上学，让我们觉得没有了玩伴，便闹着上学的；一起的还有同龄的常荣堂兄，记得他似乎生日是正月，要么就是2月；有远林堂兄，他长我们4人1岁。
父亲交了一块钱给曾老师，作为他双胞胎儿子预订学位之资。半个学期以后，父亲才把余数——大概不足2块钱，（我还记得我们小学二年级第一学期的学杂费是1块3毛9）结清。
9月1日开学了，我从门前的池塘里游泳——准确一点说是泡水，听到不知谁说要上学了，便匆匆从水里爬起来，全身湿漉漉地跑到学校。张惠光老师，这位暑假时我们还以为厨房里新来的工友，已经在集合新生队伍了。然后，中座校舍南边教室里，就开始跟着张老师学唱平生的第一首歌——《我缴获了一支三八抢》，一阵阵起劲却很不齐整的、稚嫩的童声，从窗口飞出，我的读书生涯的序幕拉开了。
我们的学校，开始并不在万屋寨寨顶头，而在老里江墟那里，始建于民国初年，距今已近百年。只是到我上学的1970年秋天，而里江墟只剩下十来间店铺，包括张华兴猪肉店、李火兴豆腐店、张帝新及杨大娘小副食店、里江医疗站数间，里江小学则只留下旧址，沧海桑田，门庭改换，已经变成为仁利铁匠铺和庆华服装加工店了。学校早已搬到了寨顶头，依山而建，坐东北朝西南，分成上座校舍、中座校舍和下座校舍三栋：下座校舍是最底下的一栋，建得并不怎么规范，开始没有作教室用，只用作教师宿舍，后来学生多了，才给一年级上课；不久，大队的医疗站也设在这里。中间那栋是中座校舍，分成上下两层，每层两个教室，我一年级的时候，就分在一楼靠社前岗（东南）方向的那一间。教室里的黑板与当时各个小学差不多，用石灰沙做底，上面用灰还是什么颜料涂上去，我们见老师板书时经常打滑；地板用青砖铺成，已经算高档；书桌是长长的用村子山上的大树做成，四人同桌，凳子也是长条的，也供四人同坐；窗开四扇，教室的内墙没有用石灰浆粉刷，里面也没有电灯。教室中间是两个教师的宿舍，我们的班主任张惠光老师住靠我们教室的那一间。一二楼之间有一架楼梯连接，楼梯还连接起了中座校舍与上座校舍。二楼是初一和初二的教室。上座校舍共三间教室，中间也用两个教师房间隔开，为三四五三个年级教室。这三座校舍，只有中座才两层。
近年回去，已再难觅回学校旧踪。现在的学校，已经是宽敞明亮的水泥钢筋结构的教学大楼，正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我们的《语文》，第一课是5个大字：“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多了2个字，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很有气魄。然后才到“a o e ī u ü”。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很新奇，一切都跟先前在家时不一样。我很起劲地读，也很起劲地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还记得《算术》由廖恩扬老师担任。然后就有师姐告诉我们：廖老师是地主。他还担任我们的体育课，只是我们还不懂，把“体育”念成了“第六”。后来也有人告诉我们，教导处曾妙成主任也是地主。不久，我的班里一男一女两个同学，男的叫李××，女的叫张××，被一些调皮的同学爆料出来，说是地主崽。于是，每当下课时，一些出身很是根正苗红的同窗，便集中在一起，说他们，骂他们，欺负他们，也嘲弄他们。本人年龄尚小，胆子也小，也觉得他们没有欠我什么，更重要的是，自己兄弟俩最小，又是双胞胎，一直都是被嘲笑的对象，已经自顾不暇，也就很少搀和到什么“地主鬼”、“地主婆”之类的起哄中。后来，我便注意到，每当来了县电影队放了电影，把电影机挑到别的大队去的，都是“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他们。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什么阶级斗争，还有批斗会，宣判会，示威游行……全是我们启蒙读书时期的“家常菜”，“吃”得多了，便记入了骨子里。当时也有人怀疑，我们的班主任张惠光老师是不是出身不好？但是，他的性格，那么和蔼，那么慈祥，怎么会是地主或者富农呢？许多年以后，我们才开始用大脑思考：曾妙成、廖恩扬，后来自己念高中时的“右派”语文老师刘寿民……是呀，又有哪个出身不好的老师性格不好呢？
我记得，不知为什么，第一堂课是万宏金老师给我们上的。他说：上课要认真，写字时不但坐姿要正，握笔姿势也要正确……这些都是一辈子都有用的知识。宏金老师个子不高，但他声音洪亮，面容亲切，而且循循善诱。这位老师，也是狂热的篮球运动爱好者。有一个下午，里江小学与长江小学的老师举行篮球友谊比赛，对抗中，被对方一位高大的队员撞倒，过了好几分钟还起不来，比赛不得不暂停，赤脚医生兼球员的万绍模叔叔赶紧过来处理伤口，后来才得知，老师当门的两颗牙齿摔断随即“退役”，从此以后，人们见到的那两颗牙齿的职责已经由人工牙齿履行。
总之，我们过起了小学的生活。我还记得，一年级开始，我们就读毛主席的老三篇，背《为人民服务》。老师教我们拼音，也教我们认字。语文课的内容，虽说过了三十多年，也还依稀记得：“亚非拉，小战友，革命路上手拉手”；“六亿人民六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还有“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老师也教我们唱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歌曲——《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除开这些，老师当然也教一些他认为的应该教给我们的东西：要有礼貌，怎样读书，怎样握笔写字。他专门备有一把小刀，替我们削铅笔；教完拼音，要讲课文了，老师要用普通话教学，一位胆子大、年纪也大的同学便站起来，大声要求：老师，用客家话讲就行了。然后，老师就满足了这位同学的要求，我的普通话在学习完拼音之后结束了。
二年级时，班主任换成了李玉萍老师。李老师漂亮，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是安流中学刚刚毕业的文艺宣传队积极分子。她不仅教我们语文，也教习字和唱歌。《歌唱祖国》，《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这两支歌，就是李老师教会我的。“……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朵葵花向阳开。延边人民热爱您，您的话儿记在心上……”每当听到这支优美的曲子，就会想起当年李老师教我们读书、教我们唱歌的一幕幕情景。李老师带出的里江小学文艺宣传队的节目还被挑选参加全县文艺汇演。每天下午课后，李老师就会拿起球拍，与其他老师打乒乓球。每一个老师都与能同李老师打球感到幸福。当时，校长就特别喜欢跟李老师打球。李老师是学校那时唯一的女教师，年轻、漂亮，充满青春的活力，她那腾挪跳跃的姿势，和凌厉扣杀时的样子，往往令人欣赏、赞叹不已。因为女老师少，或许是树大招风吧，一些调皮的男生把正在恋爱中的老师和她的男朋友的名字编成山歌或顺口溜唱。由于事隔多年，歌词内容早已经淡忘，但当时的许多情景却还历历如在目前。
转眼就到了三年级。从安中回来的万振权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幽默风趣，对童心的保护做得很到位。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台湾800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时候开始学写作文，老师教我们从看图写话开始。一次，老师布置了作文，题目已经忘记，我也不知何故，看到当时一位留级的同学头一年的作文，其中有“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之语，便想也不想，套用上去，居然得了80多分。那时，自己哪里知道什么“三大革命运动”的意思啊。到了初一的时候，我才半懂不懂的弄清了它的含义，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敬爱的毛主席说的。但是，老师的鼓励却给了我无穷的信心。在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方面，老师也很有一套。他曾说过，某某想月亮玩，某某想“仙人屎”（可以长生不老的食品）吃，以后，两位同学便被别的同学曲解成想玩月亮、想吃仙人屎并被嘲笑，这当然不是老师的初衷。老师后来还上我们的物理化学课，讲序言部分时，把物理说得让我们无限神往：原子弹，人造卫星，电影，电视（当时我们还闻所未闻），说今天上午你在家里摔破了一只碗，下午别人就可以知道；讲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战争，讲珍宝岛战争我们对苏修的反击……就是万振权老师，第一次在全校大会上让我发言。那次经历，由于自己向所有老师同学鞠躬行礼幅度大到有点夸张，从台上下来就被高年级同学嘲笑了好久。
在小学，我从一年级读到初二毕业，教过自己的有魏其祥、万晋华、李锡洪、万柳安、万振华、万思宁、万宽宏、李佩方、陈盛玲等老师。
万晋华老师教我四年级语文，让我做了一个学期班长，他教我写信，也从那时起学会了查字典，后来就是“反潮流”，张铁生、黄帅、辛若愚都变成了英雄，不用读书了。当时就有一位学习很不咋的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是反对师道尊严的，搞得老师很不爽。
万柳安老师教过我一首毛主席的诗词《清平乐 会昌》：“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至今还忘记不得；也还记得，他是我初中两年的数学老师。每当迟到，便谎称自己喂猪了，免除了罚站的奖赏；老师上课时很严厉，除了罚站，看到谁开小差走神，偶尔也用他打惯篮球的准确猛扔粉笔头，数一数自己也“吃”过不少。万振华老师讲水浒故事，抵消了只有劳动的乏味，每当中间休息的时候，男女学生便围成一圈，听他的“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故事。李佩方老师讲了很多周恩来总理的逸事：“18元8角8分”与“中国走的是上坡路”的故事呀，“中国有没有妓女”呀等等外国记者刁钻的问题，都被我们的周总理一一机智化解。在这些故事的倾听中，我们对总理的智慧和人格越来越钦敬。
陈盛玲老师初二时才教我们。那时他已经50多岁，锡坑坝头村人，不但粉笔字和毛笔字写得漂亮，讲课也很幽默，什么“沙煲摔老鼠——包（煲）倒”，“巴掌长毛——老手”，“竹篙晒衫——就（袖）来”，从他那里学到的歇后语一大批；当某个同学做了坏事，他在课堂上会讲出很多经典的话：“你调皮，我调骨”之类，可惜多半已经忘掉；陈老师也教我们唱歌，一手二胡拉得小小教室里回肠荡气；老师也画画，记得一次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前期的一个批判专栏，陈老师的刊头画里，一个怒气冲天的充满对敌人无比仇恨和愤慨的女青年，手持铁锨，朝“总纲”等“三株大毒草”奋力铲去；我们的陈老师，诗文书画曲还有乐器，真正是样样皆通。只可惜，也许是年龄关系，身体欠佳，有时一次病假就达半月之久。还记得1976年9月9日后，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第二天就在班里议论，一个同学说：毛主席死了。住在隔壁的老师刚好听到，出于善意的提醒吧，老师大声呵斥：刚才是谁胡乱说话，是谁说的？在场的一帮同学情知说漏了嘴，立马噤若寒蝉。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要知道，如果老师真的要追下去，肯定会追出一个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出来。后来，我上了高中，一次从大都中学往家里赶，走到上半溪时，恰好遇到老师在大都公社开完会回里江小学，便一路同行。老师问了我的学习情况，我做了简单汇报，便也问问学弟学妹哪位读书成绩好些。老师说，成绩最好的是李永乐，然后就数万子群了。
陈盛玲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我和哥哥按照老师的要求，把《毛选》“雄文”五卷通读完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别了，司徒雷登》《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等等等等，这两天看报，居然看到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和北大许多著名教授给青年人推荐必读书目，很多人都推荐了毛选，也才猛然忆起，三十年前，自己也曾像看小说一样读毛著，毛主席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当时如饥似渴读书的情景，又浮现于眼前。
往事如烟。30多年如同白驹过隙。同我经历很相似，李永乐高中毕业以后，修理地球两年。1982年重返安中补习，两年后考上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山大学，现在是中大审计处处长，成为我辈也成为里江人的骄傲。万子群则当上了小学的副校长。恢复高考那几年，里江小学的毕业生，考上中专大学的，前后计有李云开考上惠阳水产学校，万胜群考上兴宁师范学校，万国鸿考上嘉应师专，万福云考上广东省商业学校，万福友考上华南师范大学，李永乐考上武汉大学，胡茂雄考上汕头大学，万俊华考上广东省警察学校，万更永考上华南师范大学，万振平考上广东工业大学，万自红考上广东教育学院，万自宁考上嘉应师专，万自明考上华南农业大学，万自城考入江西南昌铁路机械学校、万自尧考入广东工业大学并取得了硕士学历……。先前还有：万先进、万肇忠考上中山大学，万佳基考上中国政法大学，李华宝考上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李远林考上北京大学，万文芳考上广东师院，万锡安，考上广东林业学校……而毕业于里江小学的人，计有黄埔军校毕业生万选文（其子女已定居台湾、美国）、万大棠，通过当兵考上军校出去的万成美，万汝珍，万胜松，万文开，万国华，万爱龙，万运兴，万定权，万定友，万广思，万九成，等等。通过工作走出里江光耀里江的，还有万载夫，万成文，万梦熊，万成德，万业宏，万妙华，万钜群，万新惠，万妙发，李爱祺，李永浩，万汉滇……我的母校——里江小学，成了村人走出山村的摇篮。
42个同学里，许多女生读到二三年级或小学毕业就嫁人生子（她们十五六岁才读书），二年级时，表兄惠文就随父母去了福建，后来考进四川大学，继而考进大连财经大学读硕士，后攻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再后到了美国；三年级时，县城回来的堂兄万能成了同学；胞兄万福云，一同大都中学读到高中毕业，又到安流中学补习两年，考入广东省商业学校；文娱委员万永珍，后当了老师；万国坚，在县自来水公司；万远林，在广州一家合资厂已干了二十多年。
我的母校——里江小学，这所辘轳山下，安流河与大都河交汇处的山村小学，正源源不断，一代一代，为国家、社会输送学子，为社会输送人才，也助村民放飞梦想。
曾有一首山歌描述家乡人民的生活：“大河两岸冇相干，三年就有两年旱；等到芒种夏至日，临临落嘴又断餐。”说的是，家乡虽近大河，却全然靠天吃饭，不是干旱就是洪涝，生活丝毫没有保证。然而，有了书读，就有了希望，也就有了盼头。
回想着教学楼前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回想着已经逝去的岁月，回想着老师和同学的巧遇，突然有打油诗一首出来，道是：
江河两岸是大堤，昔时帆影已无痕。
桑田沧海多变幻，白驹过隙少华年。
读得诗书三千部，笑对富豪亿万银。
辘轳山上青依旧，地裂山崩自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