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东征与贵霜人西进，在时间上相差几个世纪，但是当他们的脚印在印度河流域重叠，东西方文明之间真正的交汇点出现了，这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的相遇。

　　-从“天竺”到“印度”，不仅是翻译问题，更牵涉到复杂的历史

　　中国古籍中对印度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史记·大宛传》中，书中将“印度”称为“身毒国”，而至唐代则多称之为“天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从今正音，宜云印度。”

　　玄奘将“天竺”正音为“印度”，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他是依照梵语，其实并非如此。天竺、身毒、天毒、贤豆等都是波斯语“Hindu”的同音异译，波斯语中的Hindu是从梵语的Sindhu变音而来，而希腊人又将波斯语变音为Indu。这个词的本意是“信度河”(即印度河)，后来则延伸为印度河流域或印度河流经的国度。从正音的角度看，玄奘依据更多的应该是Indu而不是Sindhu。从“天竺”到“印度”，看似中国古代翻译中的问题，实则牵涉到复杂的历史问题。

　　无论是对玄奘还是对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来说，“印度”一词指代的实际上是印度河流域(以今日的巴基斯坦为主)，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是很不相同的。

　　印度的东、南、西三面是大海，北部是雪山，四周有天然的屏障，只有西北部有一处低的缺口，古代所有的外来者都是从这个缺口进入印度，早期的雅利安人如此，后来的波斯人、希腊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也都是如此，我国的玄奘亦然。

　　继雅利安人之后侵入印度河流域的是波斯人，在大流士执政期间(公元前522-公元前486年)，波斯帝国的版图东起印度河，西至地中海与埃及。

　　公元前334年，希腊人在亚历山大率领下征服了波斯帝国，然后一路进发，于公元前326年3月成功渡过印度河。亚历山大企图进一步征服恒河流域，回答希腊哲学家关于“天边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但由于印度炎热的气候使希腊士兵产生了厌战情绪和思乡心理，加上印度军队的顽强抵抗，亚历山大在入侵印度19个月之后终于决定班师回国。

　　-佛教从恒河流域传播到印度河流域，不少希腊王公和大臣皈依佛教

　　亚历山大退兵后，由希腊人建立的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12-公元前250年)统治波斯以及西北印度达60余年，对波斯和印度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印度人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精巧的铸币技术，并像希腊人那样在钱币的正反面都压制图案；希腊风格深深影响了印度的雕塑、绘画和建筑；哲学上，印度正理派(逻辑学)的“五支论法”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印度耆那教原子论与希腊德谟克利特以及卢克莱修的原子学说基本相似。

　　塞琉古王朝之后，波斯安息王朝(公元前230-公元224年)兴起，一直将罗马帝国的势力阻止在两河流域以西。与此同时，西北印度四分五裂地处于各希腊王公、波斯人和印度人不稳定的统治之下。在亚历山大从印度退兵之后，恒河流域兴起了孔雀王朝，在阿育王统治期间，帝国的版图一直扩张到今天巴基斯坦西部边境和阿富汗，阿育王大约在公元前259年接近佛教，他赞助佛教举办第三次结集，派出使团到边远地区和国外传教，使佛教从恒河流域传播到了印度河流域。

　　不少希腊王公和大臣皈依了佛教，巴特利亚(我国史籍中称之为大夏)的弥兰陀王(约公元前180-前130年在位)便是如此，著名的佛教经典《弥兰陀问经》(早在东汉时便传入中国，译作《那先比丘经》)记载了他皈依佛教的过程，此经富于诡辩色彩且充满了譬喻，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古希腊)式的对话，但讨论的内容却是轮回业报、涅槃解脱等佛教理论。

　　-贵霜帝国时期，丝绸之路建立起来，大乘佛教也迅速发展传播

　　最后一个统治印度西北边境的希腊王公是赫梅奥斯，他在公元一世纪被贵霜人推翻。贵霜人，也称大月氏人，属突厥游牧部落，先秦时代一直生活在甘肃敦煌、祁连山一带，汉文帝时因被匈奴击败而西迁。大月氏后来分裂为五个部落，以贵霜部最强大，到公元一世纪中叶，贵霜人先后打败希腊人和波斯安息人，攻占整个印度西北地区，建立了贵霜帝国。迦腻色迦统治时期(约公元120-162年)，其疆域西起咸海，东至葱岭，形成连亘中亚和北印度的庞大帝国。

　　正是在贵霜时期，丝绸之路真正建立起来了，恒河河口、印度西海岸、喀布尔等地的贸易市场十分繁荣。贵霜输出胡椒、棉织品和宝石等，并成为中国丝绸、漆器，东南亚香料，罗马玻璃制品、麻织品等物资的中转站。控制商路所获的厚利为帝国的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也是在贵霜时期，大乘佛教逐步形成并迅速发展，取代小乘佛教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帝国鼎盛时期，由于迦腻色迦的大力支持，大乘佛教在中亚和东亚迅速传播。佛教经典说，迦腻色迦是一个虔诚的大乘佛教徒，但实际上，迦腻色迦对印度教、波斯的拜火教、罗马密特拉教等不同宗教信仰采取的是兼容并取的态度，而对于佛教的大乘和小乘，他也一并接受。当然，他对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给予了更多的支持，佛教的第四次结集就是由他在公元2世纪组织完成的。

　　印度佛教正是通过大月氏人最早向中国传播，两汉三国时，外国僧人半数以上来自贵霜领地。东汉明帝时，来到中国的第一批高僧便是摄摩腾、竺法兰等大月氏人；在东汉桓帝、三国时期，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及支谦，则是最早在中国传译大乘经典的高僧；西晋的竺法护，人称月氏菩萨，生于敦煌，但祖上也是大月氏人；其他如支法度、支施仑、昙摩难提、道泰、月婆首那等沙门，也都是大月氏人。另外，安息人(波斯人)也热衷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如安世高。大致说来，支姓的高僧多来自大月氏，而安姓的高僧则来自安息。

　　-亚历山大的东征与贵霜人的西进，孕育了“阿波罗式的佛像”

　　贵霜人一方面艰难地西进，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佛教满载而归:不仅将印度、波斯文化引入了中国，而且将遥远的希腊文化融入了丝绸之路上东传的佛教艺术，这便是伟大的犍陀罗艺术，云冈、龙门、敦煌等地的石刻与壁画都受其影响。犍陀罗位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迦腻色迦时代贵霜帝国的都城。这里原本是希腊的殖民地，受希腊艺术影响很深。

　　犍陀罗艺术主要关涉佛教石窟、雕刻中的佛陀造型，这一时期的佛像由于和希腊阿波罗神相仿而被称作“阿波罗式的佛像”—— 其高挺笔直的鼻梁、卷曲的头发以及长袍式的衣着都是典型的希腊特征，但其俯视的目光和神情又充分体现了佛教精神，这有点儿像《弥兰陀问经》，其笔法或技巧来自希腊，内容却取自佛教。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商业来往密切，犍陀罗艺术可能更为直接地受到了罗马艺术的影响，但从渊源上看，假如没有亚历山大的东征，“阿波罗式的佛像”实际上是无法产生的。

　　亚历山大班师回国前，在印度河的支流杰卢姆河畔垒起了十二座高耸的祭坛，以志其东征的极点，这既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遗憾，他本来梦想一直东进的，不得已半途而返。亚历山大梦想打破东西方之间的界限，主张欧洲人移民到亚洲，亚洲人移民到欧洲，通过婚姻的纽带，使东西方联结起来。为此，他主张不同种族之间通婚，认为不同民族都是兄弟姐妹，他还身体力行，娶两个波斯公主为妻。他鼓励手下将士与当地人结婚，可以不回希腊，也可以带着自己的亚洲妻室回到希腊。

　　与亚历山大东征的情形相反，贵霜人西进则是种族的逃难和生存，他们来自中国，在匈奴人的打击下从甘肃一路向西，越过印度河，一直打到呼罗珊(位于今日伊朗、阿富汗、土库曼斯坦的交界地带)，占据印度西北部后又向东南进发，占领了恒河流域大部分地区。

　　虽然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但当亚历山大的东征与贵霜人的西进在空间上重叠在一起时，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成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真正的交汇点，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至此连接在一起了。在这条通道上，佛陀带着西方世界阿波罗的风采从中亚和印度走向了远东。(石海军 文/图)

　　▲哈达佛陀头像，约创作于4或5世纪，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巴基斯坦的哈达地区，后期犍陀罗艺术的代表。线条匀称、自然柔美，既富于希腊风格，又不失东方韵味，被称作“东方的阿波罗头像”。

　　▲王子菩萨像，约创作于公元2世纪中叶，现藏巴黎吉梅博物馆。表现尚未出家的悉达多太子的形象，高贵的气派、俊雅的姿态和豪华的服饰，酷似贵霜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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