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先秦诸子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但大多是坐而论道的布衣之士，笔下纵有千言，手中却无寸柄。如孔子长期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却无功而返，直到56岁时才当上鲁国的大司寇，代理宰相职务，惜为时仅3个月，根本不可能积累丰富的从政经验。荀子也只当过一次地方小官，没有全面治国从政的实践。孟子曾经向齐宣王、梁惠王反复宣传自己的治国理论，却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受欢迎。至于韩非子、墨子等等更是远离庙堂。由于他们没有从政的实践，当然也就无力贯彻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更无法检验自己学说的正确与否。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惋惜。

　　在先秦诸子中，管仲和商鞅大概要算是例外了。他们二人不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因而有可能贯彻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实践自己的理论。实践的结果，也大获成功，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理论的正确。若细分一下，商鞅虽然在事业上成功了，但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又是失败者（最后被保守势力车裂而死）；而管仲则不然。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霸中原，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管仲在位的时间更是长达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学识丰富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这在先秦诸子中也可说是独一无二了。

　　从前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当然是夸大其辞。依笔者之见，一部《管子》倒真可以作为治理国家者重要而有益的参考。该书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涉及经济问题，所论范围也十分广阔，诸如对外贸易、宏观调控、价格、市场、货币、垄断等等，几乎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包揽无遗。因此，也可以说，《管子》是一部古代的经济学全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管仲本人早年的经历有关。据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管仲曾与鲍叔牙合伙经商。正是早年的经商实践，使他积累了许多关于经济方面的感性知识，为日后治理齐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管仲担任齐国的宰相以后，立即向齐桓公提出自己的治国理念：“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又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即使在今天，“以百姓为天”、“以人为本”这样的话也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而管仲在2600多年前就能够提出如此深刻的政治理论，实在是非常可贵的。

　　为了贯彻“以百姓为天”的治国理念，管仲又提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为了顺民心，他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富民、利民的措施，因而使齐国的经济繁荣、民风纯朴、综合国力空前强大，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非常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名言就出自这位大思想家、政治家之口。从此以后，这句名言被中国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反复传诵不已，也为历史上一切开明的政治家奉为圭臬。管仲治齐的辉煌业绩赢得了孔子的极高评价：“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俗言：“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管仲当然也不例外。孔子在高度评价管仲功绩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批评他在执政的后期，个人生活太奢侈、讲排场，有违“礼”的原则，有僭越之嫌。因此，孔子讥曰：“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是其一。其二，管仲更为严重的过失在于，他在位期间，没有安排好接班人。对于这一点，宋代的大思想家兼文学家苏洵在《管仲论》里分析得非常深刻。简而言之，就是：当管仲病危之时，威公（即齐桓公）问之相，他仅仅指出：竖刁、易牙、开方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却没有举贤者以自代。殊不知当他去世之日，正是这三人弹冠相庆之时。由于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三个家伙便共同挟持齐桓公，为所欲为，倒行逆施，使管仲苦心经营40多载、已然好端端的齐国顿时大乱。尤为可叹的是，曾经叱咤风云、威风一时的齐桓公，最后也惨死在这伙人手里。真是令人扼腕而叹！这个结果，无疑是一大历史悲剧，也是作为杰出政治家的管仲留给后人的一大教训，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