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对后学的影响
管仲思想博大宏富，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哲学、道德伦理方面都有深刻认识。
《管子》书在社会科学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对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有许多论述。像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因此当时诸学派对管仲思想极为重视。往往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
管仲思想对荀子的影响：荀子对管仲及其著作采取了既批判又接受的态度；荀子称赞管仲是“天下之大知(智)”’“足以托国”谁拥有他谁就会强大。另一方面又批评他“未及修礼”，“力攻不力义，力知不力人，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但他还是肯定了管仲其人，认为虽不是“大忠”，也称得上“次忠”。
管仲思想是儒、道、法思想的先驱。故对荀子思想也有很大影响。在管仲的自然观思想体系基础上形成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观。管仲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也”。荀子继承这一思想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管仲有“人君天地”的思想，即人以其能，善于“用道”、“度天”、“度地”、“务地利”。管仲注意天时地利变化规律，探索利用天地自然条件，提出了社会实践的理论，荀子在“人君天地”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论。理论突破了孔孟“天人合一”的观点。主张天人相分，强调了人的主观作用。礼法并举的观点，管仲强调“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提出礼法是巩固政权的软硬两手。荀子也主张礼法并举提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规”。强调了礼与法的统一性，并互为补充。
黄老学派也承袭了管仲的一些思想。《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四篇，揭示了黄老之学的内容和特征，即道与气、道与法、道与术及修身与治国的结合。
法家学派主要以阐发管仲法家思想为首要任务。管仲是历代法家的先驱，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治国称霸的具体实践中。该学派不断完善管仲法治思想，继承了礼法并举理论，形成了较完整的法制思想体系。
儒家学派在孔子之后以孟子为代表。孟子游于稷下学宫，吸收了管仲的某些思想。如重民，重视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与民同忧同乐等。孟子也重视民众生活，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说明孟子对管子思想的吸收。又如经济方面，管仲主张“均地分力”，实行分户经营，以个体生产代替群体耕作，强调生产者积极性。孟子也提出“制民之产”的观点，主张生产者有恒产，保护生产者的利益，调动劳动积极性。
兵家学派，发挥了管仲的军事思想，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管仲学派重视战争，但决不穷兵黩武。认为：“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因此，不能轻易用兵。另外，在军队建设、军事战略上都有发挥。
管仲学派的阴阳五行说，对管仲学说有了新的发展。管仲阴阳五行说主要体现在《幼官》、《四时》、《五行》、《轻重》等篇中。其中主要说明了五行相生的特色及“圣王务时而寄政”的根本性内容。即阴阳消长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四时运行是根本规律，刑政和德政要适应四时。
　 建设和谐国家是《管子》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标。
　　“和谐”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该书《兵法》篇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意思是说，用“道”养兵，人民就能和睦；用“德”养兵，人民就能团结。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了。《立政》说：“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意思是说，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凡是法令所及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就像四肢百体和内心一样和谐地得以贯彻和落实，这才是行政所期望的最高目标。
　　《管子》的和谐思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只是说出了道至万物的派生现象，却没有说出派生的原因和原理，这不能不说是老子留下的遗憾。老子的遗憾被《管子》弥补了。《管子》认为：“只有人事与天道相互协调，天地间的美好事物才会产生出来。”（《五行》）不仅如此，《管子》进一步认为，人也是天地精华和谐结合后产生出来的新生命，并且人的寿命也决定于和谐状态。对此，《内业》说：“人的生命，是由天给他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和谐地结合产生出来的。两者和谐地结合就有生命，反之，不和谐结合就没有生命。考察‘和’的规律，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它表现出来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就是长寿的根源。”故而，《内业》进一步说：“和乃自生。”由此可知，《管子》第一次精辟地提出了世界万物乃至于人无不产生于“和谐”的论断。
　　《管子》把和谐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推演到政治学中去，便产生了和谐国家的管理哲学思想。
　　《管子》认为，只有和谐，国家才能安定，政令才能贯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对此，《形势解》说：“君臣相亲，上下和谐，万民和睦，这样的话，国君下命令，人民就会执行；上面有禁律，人民就不去违犯。”《四称》说：“外内均和，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五辅》说：“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白心》说：“和则能久。”《度地》说：“天地和调，日有长久。”反之，“君臣不相亲，上下不和谐，万民不和睦，这样的话，就会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形势解》）令不行，禁不止，国家就要危亡了。对此，《形式解》说：“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君主，百姓不信任他们的官吏，上下背离而不和谐，有时虽然表面上看似安定了，实际上必将走向死亡。所以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说：“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立政》说：“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牧民》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那么，怎样才能使国家达到和谐呢？《管子》认为特殊的情况还得需要特殊的方法处理。于是，从国家管理的角度出发，在特定的背景下，《管子》设计了“四民分业定居”的国家管理模式。具体做法是：
　　士人相聚而居，居于田野。农民依照四季，安排农具，置备器械。在天气还冷的时候，就修整土地，农时到来就耕耘播种。在降雨之前就铲除杂草，等待时雨。时雨一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干活。这时，农人脱下常服，头戴草笠，身披蓑衣，漏出发肤，一身泥水，竭尽四肢之力，从事农作。
　　工匠相聚而居，居于官府附近。工匠们查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的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审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无不注意是否齐全和精致。这样，工匠们之间，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工艺水平。
　　商人相聚而居，居于市场。商贾们观察年景丰歉，了解国内外情况，掌握四时需要，注意本乡货物，预测市场价格。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周游四方；料定物品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旄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一类的产品，国内就有富余。奇怪的商品经常运来，珍奇的东西也有储备。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相告知商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
　　土、农、工、商这些不同职业的人们，各自从事特定的工作，并以之教育子弟，从小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父兄的教导，不严刻也能教好；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世代为士人，农民的子弟世代为农民，工匠的子弟世代为工匠，商贾的子弟世代为商贾。（《管子·小匡》）
　　这一国家管理模式的问世，稳定了当时人们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等级结构，对安定国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