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成书状况
《管子》一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淮南子说：“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由少而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书生焉。”可见管子一书是为适应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一套治国强民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措施。
战国时韩非描述了《管子》成书原因。他说：“今境内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可见《管子》书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欢迎。其主要原因是“自治”，即治国强民的办法。《史记·管晏列传》中也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司马迁也反映了当时流传《管子》书情况。
关于《管子》一书的作者，目前尚无定论。《管子》在汉代以前成书已毫无争议。《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晋博玄说：“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至少说明《管子》书不全是管仲所作。到唐宗时期，怀疑不是管仲所作的人日益增多。如唐颖达认为：轻重篇是后人所加；苏辙认为：该书多由韩之言，非管子之正；叶适认为：书为战国末期法家之流的作品。
近人胡适则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说：“管子这书，定非管仲所作，乃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法家的议论，和一些儒家的议论，和一些道家的议论，还有几多夹七夹八的话，并作一书……今定此书为伪造的，证据甚多。”梁启超则认为此书“未尝为伪”。
《管子》一书就其内容来说确实纯驳不一，故后人认为是伪托作品。近年来，我国管子学者从“管仲辅佐齐桓公”的身世经验结合《管子》一书内容，整体考察认为《管子》属管仲所作。认为：《管子》内容虽然庞杂，但杂而不乱，恰恰同管仲为相的工作内容相统一。《管子》书具有国家管理实践的公文风格，确有诸多文体的特性。因此，有的篇目属他个人所作，有的属别人代笔记录。
不论《管于》书的作者究竟是谁，作者是全部托名或部分托名，书的内容都是反映了管仲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