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子一样，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不过，管仲显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时间的推算，孔子出生的时候，管仲已经逝世数年了。如果把管仲与孔子进行比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虽然在《论语》中自夸：“如果谁用我执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但事实呢，似乎不像孔子想象得容易。孔子五十二岁那一年，受鲁国国君重用，三年之后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三年有成的局面，相反，因为杀了一个少正卯，限制了鲁国的思想自由，也影响了鲁国的经济发展。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样教育农民怎样种庄稼，也不懂得怎样选拔人才；更不懂发展经济要用非常手段、军事要搞阴谋、外交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孔子只会重复那一套恢复周礼的论调，天真地以为只要实现了他所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就能将国计民生的问题解决。一个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也有他本身的价值所在，但以此为方法，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

从现代政治的角度可以看出，管仲的才华，除了表现军事和政治之外，还表现在经济、哲学、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伦理等各方面，既有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经验，也有相关的理论总结。按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个开拓政治局面，影响历史发展，并且导致社会产生巨大变化的人，应该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历史地位的，但在中国历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远远低于同时代那些怀才不遇的“空谈者”，比如孔孟、老庄等。连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是将管仲列入《管晏列传》，总共只有数百字的篇幅。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有晚清时的梁启超算讲了一句公道话，认为管仲是“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现在看起来，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一点都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在《论语》中，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有两处，一处是有人问孔子：“管仲俭朴吗？ ”孔子的问答是：“管子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意思是管仲将一些市租据为己有，不算俭朴，即不算廉政。另一处是子贡和子路问孔子，对管仲背叛公子纠辅佐齐桓公怎么评价？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张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看出，孔子对管仲总体上是肯定的，但同时认为管仲做人还有很大缺失，谈不上一个道德完人。一个有污点的人，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

管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遇呢？想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最大的薄弱之处在于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在很多时候，总是由于不够深入，理解能力不够而出现偏差。中华文明一直算是农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有着狭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过于相信个人的自觉，不重视人道，理性意识淡泊，科学精神匮乏，辨伪机制、创新意识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这当中最大的表现就是孔孟所提倡的 “君子之道”更像是空中楼阁，由于缺乏对人性的深入了解，显得虚无缥缈。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说，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但实际情况呢，人性本来就是无是无非的，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它只是复杂多变。儒家的出发点有问题，决定了“君子之道”的整个哲学体系有问题，也决定了那种“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国的方式无法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实的习惯和传统，又使得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对实践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够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个管理者，也是一个制度的创造者。历史是由后人写就的，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诸多的思想和认识，大都体现在具体措施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真正呈现在后人面前的，已变得相当渺茫了。因此，当人们在整理某段历史时，往往会因循旧日的文字资料去寻找，很难通过当时的世俗人心去比较和鉴别。这样的方式，使得历史的整理者很难，也无法体会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再加上历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文人，对于曾经的管理者，很难有切合实际的判断，甚至，对于他们的位居高位，还在潜意识里怀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关历史的评价总是隔了一层——这当中的反差，或许，还有人性阴暗的成分吧。历史是复杂的，在分析历史时，不可不正视这些看起来细枝末节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思维习惯和传统，中国文化对于那种实际上迂腐，却更有悲壮的色彩的方式更为推崇；或者，推崇洒脱而富有游戏精神的老庄。比较起管仲的理性和实际，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符合中国文化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老庄呢，则更纯粹，更像一个完美的人生理想。并且，像孔孟和老庄，一辈子都在“修身”，虽然在诸多方面不同，但都堪称道德完人；不像管仲，似乎总有道德上的瑕疵。历史的记述者总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正因如此，人们更觉得孔子高山仰止，老子智慧无边，孟子的英气勃发，庄子洒脱自然，他们的文化和思想地位远远地高于管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