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公元1899～年)，湖南长沙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人。著名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缪伯英家庭为世代书香门第，父亲缪芸可曾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参加创办过好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缪伯英从小就喜欢读书，并于1917年7月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今北京师范大学)。不满二十岁的缪伯英，奔赴北京读书，开始走上了新的历程。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各种新思潮风雷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新气象。那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其影响，不少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过程，缪伯英也是这样。她到北京不久，就结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习的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去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不久，她暂时中断了在女师大的学习，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12月4日成立，是王光祈等人发起的。这是一个自愿结合起来，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实行半工半读、集体生活的团体。它下设四个组，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第三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通过它来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缪伯英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的憧憬，与同组的十几名女生在北京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
“工读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了失败。第三组的女生更是难以维持，缪伯英与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洁(朝鲜人)则是坚持到最后的四名成员。此事轰动了北京新闻界，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妇女杂志》还刊登了她们的照片。消息传到长沙，风言风语吹到缪芸可耳中，说什么“不要钱的书不安心去读，搞什么半工半读，真是不长进”。但缪芸可深知女儿的为人，未加干涉，并且写下“我有心灵能识古，今逾耳顺亦知新”的诗句，表示了自己对女儿的支持。由于缪伯英在北京大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致使她在女师大推迟了一年毕业。但她对此并不后悔，认为这是自己走向社会很必要的一课。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等十九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缪伯英对社会主义的苏俄十分向往，经常冒着危险，热情地为去苏俄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她还经常受李大钊的委托，把马列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手中。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据当时和她在一起学习、活动的人回忆，那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9月，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10月间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刚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间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力量，北京共产党小组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李骏等五人入党。缪伯英就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名女党员。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她在12月15日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对妇女发出了“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在革命的道路上，她与何孟雄志合道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发展成为爱情。1921年秋，两人结婚。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寓所。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他们家里。缪伯英、何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运动，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担任北京地委书记的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罢工。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做妇女部工作，她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后，立即显示出强大无比的威力，罢工运动相继兴起，从南到北互相呼应。缪伯英与战友们深入工人中办夜校、办俱乐部。1922年2月间，还组织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在自己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南京，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彭是个声名狼藉、不学无术之徒。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愿与他共事，“挂冠”离去，从而在北京学生中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挽蔡驱彭”运动。刚从南京回来的缪伯英，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立即转赴武汉，在1923年2月6日召开的武汉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历数彭允彝的罪行，呼吁各界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的驱彭斗争。在武昌停留期间，她还鼓励正在开展学生运动的湖北女师学生坚持斗争。
1923年2月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已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后来，这次罢工因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几个同志秘密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散发，以唤醒工人继续斗争的勇气。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缪伯英在女高师的学习已临近毕业。这时，党内出现叛徒，在狱中供出了“男党员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北洋军阀政府命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中共北方区委得知这一紧急情况，立即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缪伯英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当天在何孟雄的护送下，匆匆乘车南下，回到长沙乡下的老家。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北洋军阀曹锟赶下台，原军阀政府对共产党人的通缉，也就不了了之了。
1925年1月，缪伯英、何孟雄从枫树湾来到省会长沙。长沙是缪伯英早年读书的地方，一女师是她的母校。此时，她应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到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当时，何孟雄住在岳麓山上的蔡锷墓庐，一面养病，一面读书，还兼视察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任务。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缪伯英则仍留在长沙，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缪伯英在长沙期间，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请她担任湘区委的第一任妇委书记。据李维汉回忆：“1925年初，我去省立一女师附小访问伯英同志，代表湘区委员会请她担任妇委书记，适何孟雄也在，都是第一次见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1925年3月，由湖南团省委执委会指定“平之、述凡、子璋、罗问哉(女)与CP妇女部缪伯英(女)联合组织一妇女运动委员会”，并推定缪伯英为主任兼做宣传工作。
第一女师附小除缪伯英外，还有几个党员，如她的族兄缪天民，担任附小的庶务。他们将师生员工组织成一个模拟的小社会，取名“心田市”(因该校坐落在落星田而得名)。“心田市”设有市代会，并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各班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民主管理学校。缪伯英的这些活动引起顽固派的议论，有人向徐特立反映缪伯英很激进。徐特立为之掩饰，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在缪伯英主持湖南妇女工作期间，正值大革命高潮。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幸病逝，长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悼念会，身为悼念会筹备处职员的缪伯英在会上发表演讲，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在她的组织下，第一女师附小演说队和花圈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妇女进步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不久，青岛、上海相继发生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运动，声援青岛、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此，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应运而生，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等被选为执行委员，领导开展罢工、罢市、罢课，以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
在缪伯英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最为壮观的是6月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前进，队列整肃，群情激愤。时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袜套草履，全无雨具。雨水淋湿了衣襟，他们一手抹着头发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口号，旁观者无不为之感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湖南的赵恒惕军阀政府坐卧不安。赵恒惕下令对长沙实施戒严，“宣传过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比比皆是，一批爱国人士遭到杀害。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1925年6月25日，二十六岁的缪伯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因为她外出为革命奔走，时常不能回家，因此，何重九刚出生，就由她母亲照料。当时，她弟弟缪立三正在读初中，参加了募捐队，投入了声援五卅罢工工人的学生运动。缪伯英引导他说：“帝国主义这个东西不打是不倒的，你看英、日都是一个不大的岛国，为什么能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呢？因为它们军事力量强。弟弟！你初中毕业后，最好去学习军事，为打倒帝国主义做好准备。”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她与出席会议的左派代表一道，在会上揭露和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她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著名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了我党的影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陈章甫、周以栗、夏明翰、肖述凡等人，共同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在会上，她做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爱国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在示威游行时被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杀害。消息传来，激起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怒。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北伐前夕，湖南人民驱赵运动高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长沙市民三万余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组织了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当选为委员，并且与周以栗、张汉藩三人担任常委，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军阀赵恒惕、迎接北伐军入湘的斗争。3月11日，赵恒惕被迫宣布“辞职”，12日，自长沙逃走。不久，吴佩孚调集精锐部队南下，向湖南进犯。与此同时，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交战激烈。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缪伯英也被组织上派到武汉。夫妻俩又能在一起战斗了。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暗地里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在她去湖北时，她父亲把跟随自己多年、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一同前往。缪位荣一面帮助她带小孩、搞家务，一面以捡字纸为由，做秘密交通工作，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位荣、何重九同行。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慕群。
1928年3月20日，她又生下女儿何小英。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连家也不要了。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有时晚上被惊醒过来后，好久睡不着觉。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学会从容不迫地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是我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
1929年10月，缪伯英突然患上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终年三十岁。
缪伯英在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辞世后，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何孟雄被捕后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的遗体也就不知被会馆代迁何处了。
缪伯英的两个孩子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后由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寇进犯上海时，两个孩子失散于战乱中，至今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