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兴公的出身问题，我的观点经过慎重分析认为，兴公绝对不是“水上人家” 渔户出身，也不是贫穷人家，更不会是没有文化之人。常言道：穷习文，富习武。家境贫寒习文可以，习武是无力达到的。一般来说，请文教师和请武教师的工资待遇是不一样的！二来说习武人的饭量特大，一日三餐再加夜间练功加餐，每餐二斤粮，一点不夸张，这还是最省的。试想，贫穷人家谁能供得起？三来说，按我国古老传统文字记录规则，如果身无特长从军，直写“从军” 就是了，如果此人有武术特长——铜锤、铁枪、方天化戟、大刀等等。可写：“以铜锤从军、以铁枪从军...... 等”。《明史演义》中描写徐达是“以铜锤从军”。“兴公以铁枪从军” 很能说明问题。它已经告诉我们，兴公不是一般农民、渔夫。再说,除非中等人家、大户人家、武术世家出身，是没有这种武器的！使用重兵器的人，必定是武功超群又力大无穷之人！如果是个一生走不出渔舟方寸之地的人，怎能拥有和保存这种武器？早当废铁卖了，又怎能拥有这种重兵器和使用这种重兵器的体魄和武功？如果兴公就是一般渔民，给他这么一杆纯铁重兵器上战场，他抗这杆铁枪就废尽全身之力而成了累赘，等于到战场上送死！能够南征北战几十年立下赫赫战功吗？这是最一般不过的常识了，应该细心考证才是。

如果不是贫穷人家，按咱丁家传统肯定要读书的，所以，兴公应该是个有文化之人！

第二个问题，再研究一下帖公的历史问题。近来又发现新的史料。帖祖生有三子，长子和三子失名讳，和二子子诚祖分别从洪武二、四年迁出蓟州。分别时以油瓶、灯盏、灯树为信物，大哥保存油瓶，二弟子诚祖保存灯盏（灯碗儿），三弟保存灯树（灯座）。

二弟子诚祖于洪武二年从北直隶蓟州迁徙山东沾化，大哥于洪武四年迁徙山东蒲台，三弟迁徙山东日照。古代移民不以个人意志，是强硬命令式分迁。所以，分别时约定，一定各自辈辈相传，告诉后代，盼望今后兄弟重逢。限于古代交通困难，兄弟三人，天各一方，团聚前景缈茫！

历史无情，苍天有意。596年后的民国25年，迁徙山东蒲台长支后人，拿着油瓶信物和长支族亲签名簿，找到沾化二支后人，接待者都是些举人拔贡身份、德高望重之老者，根据祖上传说和证物相符,遂以长、次两支相认，谱牒有续。由此得知长支进士一人、举人、拔贡多人。八世孙丁贵是明代正德三年进士，封吏部郎中。唯迁日照三支没有找到。（日照三支很可能又迁徙它地）。另有一个证据，民国三年七修族谱时,我沧州参加者是丁魁臣秀才,据他说:“那次修谱,沾化好几个举人,滨州蒲台去了两个举人，人才济济，哪有我说话的份儿？”证明那时滨州长支与沾化二支就有联系，亦证明丁贵公之后，人才济济。

由此可见，兄弟三人在洪武初年的年令，应该是能够独立生活之人。据传说子诚祖迁徙沾化时，是用担子挑着两个幼儿伯能、伯源祖来山东的，子诚祖时年25岁。那么他的大哥应该28岁上下，他的三弟也在20岁上下。二世祖伯能、伯源祖的出生年代应在至正28年到洪武元年，比诸城一世祖推公还大几岁。这样以来，再推断帖公的年令，超过兴公的年令二、三十岁。

按“家乘”记载福祖生於明代宣德八年推算，伯源祖五、六十岁才生福祖吗？所以，此传说令人费解。但是，子诚祖兄弟三人迁徙山东时的年令应该是对的。帖公超过兴公的年令二、三十岁，应该差不了多少。

按照推测，子诚祖兄弟三人迁徙山东时的年龄，起码在蓟州已经结婚生子了（子诚祖25岁），“用担子挑着两个幼儿伯能、伯源祖来山东的”。因为新迁之地都是无人区，而移民中女孩极少，这样以来，以上传说又有点儿靠谱儿。伯能、伯源祖的晚婚现象就不可避免，或者福祖上有几个姐姐，他是个老生子，二者合一，都是代龄段拉长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族谱弁言》载：帖祖世居武昌府武昌县。那么我们帖祖和兴祖的辈分关系又怎么安排呢？如果说一点关系没有，那么《海州谱略》、《族谱弁言》又怎么沾化和海州、诸城、潍县谱牒都写着：“始祖兴公”如此相同？诸城创谱人是明末文学家丁耀亢，沾化创谱人是明代万历年殿试二甲第七名进士丁懋逊，（罢官回籍30年著书《归山文集》十二卷行于世）都是当代文豪，他们能够不慎重，张冠李戴吗？

据传说，帖祖在元代是个有官职、有身份的人。我在《丁氏始祖兴公与沾化丁氏始祖帖公的关系探讨》一文中，提到帖公与诸城推公的名字费解，所以从武术歌诀谱帖中找到了答案。当我从《明史》中看到嘉靖皇帝朱厚熜和一臣子张璁，名字谐音相同。在皇帝还没有怪罪之前，而他却主动提出让嘉靖给他赐一名字，改名孚敬，赐名茂恭。无疑这是给皇上拍马屁的聪明举动，所以，嘉靖非常高兴，并深得赏识。

看到此处突然悟出一个道理，应该还得在帖公的名字上做点文章。帖公生在元朝，他的名字可能原与元代皇帝铁木真、铁木尔之“铁”是同一字，如果是平民，比方说铁栓、铁蛋，叫啥名字都可以，如果在官场上混，遇上多事之人，动用弹劾，从你名字上做点儿文章，可能会因此而要了你的身家性命！所以把“铁”字改成了“帖”字。看来传说并非没有道理的，从他的名讳也可推断他是个有官职、有身份的人。因受民族气节驱使，人在曹营心在汉，倾向于陈友谅起义反元。

由此可以分析，陈友谅鄱阳湖大战全军覆没，被朱元璋所灭。无论元朝，还是陈友谅，都是朱元璋的死敌！鉴于朱元璋杀人成性的秉性，再在武昌住下去，可能有举家性命之忧。所以，在朱元璋得天下之前，已看出天下大势所趋，是帖祖举家迁徙隐蔽蓟州的根源。从此可以分析，帖公有亲属在陈友谅部服役，这个亲属很可能就是兴公。鄱阳湖大战，生死不知。就是知道兴公又从军朱元璋，更不能冒株连九族之险、投奔连累他而被一锅端！按照常理，凡牵涉政治庇护，是不能投奔亲友的！唯一选择，只能迁徙他地，造成永远之谜。这是帖祖上乘之策,万全之举！

如果陈友谅得了天下，结局绝对不一样了，不至于帖祖和兴祖以上先祖一点线索留不下来。肯定是，怕成为双料反属，才对后代封锁以上祖先历史信息的。子诚祖兄弟三人都迁山东，是否父亲告诉过那里才是我们的祖先原籍呢？另有蒲台长支谱书记载，一世祖洪武四年由枣强迁蒲邑南三十里长庄一支，“遗传家资富豪，概邑无二……偶遇仇人，祖传几代家产被抄，于是兄弟三人洒泪以油瓶、灯盏、灯树为信物，天各一方……。”蒲台谱七世以上祖先都失名讳。关于家产被抄之事，是蓟州、枣强、还是山东蒲台被抄，更是诉说不详。据分析应是在蓟州被抄符合史实。如果是在蒲台被抄，其家资也是从武昌、蓟州带来的，试想一个普通移民会在数年功夫成为“概邑无二”的富豪吗？在吾五世汝夔祖之孙继志君墓志铭中也可找出线索：“……丁之自始，鼻齐太公，以谥为姓，海岱俱雄，自蓟迁济，代隐於农。…”最后一句“代隐”非常关键，帖祖为政治原因考虑，把以上数代祖先隐去了。（此墓志铭是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郑以伟所撰）

传说帖公在蓟州殁于山中，这也是值得探讨的。朱元璋生性凶狠，杀人成性！尤其对原元朝官员和阵友谅余党后代，是绝不手软的！是否为确保后代安全，走入绝地，一了百了呢？

《丁氏始祖兴公与沾化始祖帖公的关系探讨》一文，是2007年根据福公出生年代推算的。2009年又发现新资料，这样以来，帖公的年令又增加50余年，所以又写了《再探讨》一文。对家族历史研究，不能一锤定音，力求精确，不怕反复。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可能再现新大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研究越深入，问题越复杂，也愈考验一个人的毅力和能量。关于兴、帖二公的辈分关系，还是缓下结论，慎重为佳，绝不能张冠李戴，父子颠倒了！

从吾《沾化丁氏家训》中第一句就是：“家虽贫必令子孙读书”。吾一世子诚祖是个书画家、吾二世祖名、字齐全，（古代平民百姓是仅有其名，而没有字、号的）以及特别注重文化教育，要求后人继承书香文脉来看，可能在元代之前就是书香门第。(直到文革1966年)数卷《丁子诚书法字帖集》才被销毁) 吾沾化一世祖是个书画家，二世祖伯能、伯源公以及三世祖福公如家谱记载：“务农业，重教育，习闻读书声，赞叹不已，徘徊留之。晚年以种树养花自乐......” 由此可见，都是文化人。都很注重子女读书。三世福祖从山东利津县丁家坊村迁徙沾化县城的主要目的就是利于子女教育，“聘请名师，课教五子”。 所以，经过元末明初天下战乱几十年，重又登上仕途阶梯, 迈入上层贵族社会。

追根溯源，感慨万千，涂鸦一首系之：

上溯史前三千长，炎帝之姜第一皇。

四十九世姜太公，讨商伐纣佐姬昌。

鼎革盖世封齐国，春秋五霸桓公强。

传至末代齐简公，田常弑君欲灭姜。

佞田常专齐政，如今著丁原吕姜。

家族隐姜改丁姓，历经两千五百长。

吾姓渊源盖华胄，生存传奇世无双。

飙风黑云恶雨袭，历尽危难与沧桑。

任凭风雨多涤荡，贵族血统头昂扬。

列朝官宦不胜数，读书继世翰墨香。

大浪淘沙精英在，太公后裔多栋梁。

营丘之望荣世泽，渭水之阳振家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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