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宁远县舜陵镇乐家村殷商后裔乐启旺宗亲的多次强烈要求殷商两网转载此篇文章，并认为广东邓伟坚先生此文是了结他作为殷商后裔的最大心愿。现在我们全文转载邓伟坚先生的大作，就是为了了结乐启旺宗亲的心愿。

    严格来说，学界公认（也是共识），基于甲骨文的殷代周祭制度的发现，证实殷代的谱系是从上甲微开始才完整而有序。即是说，殷代的信史（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应从上甲微算起。也就是说，从科学角度来看，三皇也好，五帝也好，夏与先商、先周时期也好，从目前地下发现来看，中国的信史应当从先商的上甲微时期算起。上甲微之前的先商时代【帝喾―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王亥）―王恒―上甲微（上甲微为王亥之子、王恒之侄）】以及与之相应的先商时代、夏或夏前时代，目前只能认为是以神话传说为主的历史。

    目前史学界翘首以待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将上甲微之前的中国历史变为信史，就像甲骨文发现将中国的信史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向前推至先商上甲微时代那样。但只是期望而远没有变成现实。因此，不管本文源自李炳海先生提出的“契和后稷都没有父亲”的命题，还是王震中先生提出的“帝喾并非商之始祖”的命题都难逃脱用一种神话取代另一种神话的尴尬境地。因为不管他们如何求证，终究不能将先商上甲微之前的传说史变成信史，理由很简单，因为相应的考古证据（地下发现）还未出现。察看宋镇豪主编、王震中先生独撰的《商代史》卷三《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北京）全书，得知王先生认为“帝喾并非之始祖”理由有三：其一是从《史记》、《大戴礼记》知，帝喾为殷、周、尧、挚四个部族的始祖正说明哪一族他都不是始祖（王先生将殷、周、尧、挚看成四个不同来源的“族”，显然也是臆想成分多于史据）。

    其二认为简狄吞玄鸟蛋生契传说本身正说明契无父的，把简狄说成是帝喾之妃显然是在神话产生之后附加上去的，是次生形态的（很明显，王先生的次生形态说，是先为妃后吞卵，还是先吞卵后为妃，缺乏证据）。

    其三是从王国维推崇《山海经》说，认为帝喾就是帝俊。但王国维是要证明帝俊即甲骨文中的“高祖夔”即商周共祖帝喾，而王震中却从《山海经》中帝俊过于神化反证帝喾不是商周共祖。但王震中认为帝喾成为殷、周、尧共祖是周人对古代神话的一种整合是很有见地的。小邦周取代大邑商成为天下共主势必会受到当时各个部族的质疑，甚至反抗。用帝喾四妃后代皆有天下（且将周始祖母姜嫄排为第一：元妃或上妃）正反映了周人这种政治目的。但此说虽在逻辑上较为合理，但也只是猜想，由于时间久远，我们现在仍拿不出周人故意篡改历史的任何证据。

    总之，现代一些学者提出殷契和周弃（后稷）之父非帝喾的命题虽本无可厚非，但它终究是在以神话传说为主的历史体系中的一种臆想、推测，无可靠的历史根据，最终都难逃脱用一种神话取代另一种神话的尴尬境地。既然帝喾是商祖是神话传说，帝喾不是商祖又无过硬的史据支持，在写族史时，我们还不如暂信前者。因为中国最古老的谱牒书，也是世界第一部谱牒书《世本》毕竟记有：“黄帝生玄嚣，玄嚣生侨极，侨极生高辛，是为帝喾”“帝喾卜其四妃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次妃陈酆氏之女，曰庆都，而生帝尧。次妃娵訾氏之女，曰长仪，生挚。“殷契，帝喾子，封于商。契卒，子昭明立。……”“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等。而持帝喾不是商祖之说者，虽也能举出一些古文献，如《山海经》、《楚辞》等，但这些文献的学术价值当远不如《世本》。

    在文章中最后一段中，邓伟坚先生痛斥了众多族谱中“强拉名人做祖先”的坏风气！指出这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诚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直系先世往上推，是人之常情，我也想将自己的直系先世一代代地上推到帝乙、帝辛或殷之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以我们中华殷氏来说，由于三千年来，中华殷氏有三分之二强的时间处于受压状态，族人四分五散，分布于全国各地，族谱散失、各支世系不清是必然的。我认为，今天的中华殷氏各支首先要正视这个现实，只要能从宏观上证明中华殷氏各支派都是末代殷商王室后裔，从而确认自己是殷商始祖契祖的后裔即可。各支只须通过谱牒的形式，将从本支可考始迁祖起的后续各代考证清楚即可，不必向上穷追猛打。非要追溯到殷氏名人，甚至追溯到帝喾、黄帝不可。各支派编修族谱时，向上各世能追加多少就追加多少，实在无法逐代上溯的，就不要勉强为之。因为向上追溯是无止境的。

    总之，就中华各姓氏几千多年来谱牒散失严重的现实而言，各姓氏撰修的谱牒上溯的时间越古，谱载世数越多，攀龙附凤的虚假成分也必然越多，谱牒中虚假成分越多，谱牒的史料价值（含金量）也就越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的家谱在两汉时期是私修，是由私家保存，到了魏晋南北朝，由于政治的需要，士族族谱改为官藏，这些官藏谱牒，到北宋初，已基本散佚殆尽。从总体来说，汉魏六朝的私家藏谱和国家藏谱散佚殆尽主要是由于战乱。

    其中最严重的是南梁时因战乱引起的两场特大焚书事件，将东晋时随晋室过江的国藏百家大族族谱烧得一干二净，一本不剩，使晋时南渡的百家大族世系记载完全中断，即便是孔孟族谱，也未能幸免。尽管南朝时王俭、王僧孺、贾执、傅昭等人后来又新撰有《百家谱》（《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但可以肯定，他们新撰的《百家谱》已不是东晋初年南来的北方世家大族的“百家谱”了，随着南渡初年百家谱的“覆灭殆尽”，连唐初史学家也没有见到其原来面目，因之《隋书·经籍志》中列目的新编“百家谱”的可信度就可想而知了（可悲的是，就是南朝新编这“百家谱”也没有能流传到现在）。

    南梁时因战乱引起的两场特大的焚书事件如下述：

    一件是由梁武帝萧衍时因侯景攻陷梁都建康的侯景之乱引起的，一件是由梁元帝萧绎时因西魏攻陷梁都江陵的江陵之变引起的。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八月，南梁纳叛将将豫州牧侯景与梁武帝萧衍之侄萧正德勾结，在寿阳（今安徽寿县）起兵叛梁，次年三月攻陷建康的南梁统治中心台城（后宫禁城），控制了南梁的军政大权。放火焚烧了东宫台殿所藏图书数百橱，南朝典籍、谱牒全被烧毁，无一幸存。侯景之乱历时长达三年零八个月，最终为梁武帝第七子湘王萧绎平定，公元552年，萧绎在江陵（今湖北荆州）称帝，是为梁元帝。在侯景之乱中，萧绎拥有实力却坐视国祸不理，暗藏私心，首先残忍地将对他登基为帝构成威胁的兄弟子侄逐个消灭，等到老父亲梁武帝被外贼活活饿死之后才发兵勤王。在自己登上皇位之后，又再度与北方的西魏产生矛盾，招来强敌压境。公元555年之初，西魏军队合围江陵，主将战死，军中大乱，昔日誓死效忠之将领也纷纷降敌。正在吟诗的元帝萧绎，眼看大势已去，急忙躲进内城，并下令焚烧所有藏书，将自己辛苦聚书四十余载，收集起的古代罕见的十四万卷之多的典籍、谱牒和其他图书烧个精光。说是“读书太多，以致有今日之祸”，引发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最大的文化破坏事件，沦为破坏中华文明的千古罪人。

    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前后是南北朝最为纷乱的时段之一，典籍焚毁，斯文零落。颜之推是亲历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他在《观我生赋》自注中云：“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殆尽。”这是颜之推在谴责侯景之乱和萧绎焚书时，对百家谱之焚毁于战火而发出的惋惜之语。其中“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的记载，是目前文献中关于西晋末南渡贵族谱牒数的最确切的资料。实际上，各姓现存绝大多数族谱都是明清时谱，这些族谱的宋前各世记载多无根据，多为各族各支文人搜寻古代本姓氏名人强拉在其本支谱中的攀龙附凤行为，是最不可信的。这种攀龙附凤谱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宋前古代人物记载多为直系单传，鲜有分支。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不实行计划生育，一般来说，每一世都会有分支。各族修谱的文人在其先祖攀龙附凤时，一般都是只从古代典籍中寻找本姓氏的“龙凤”，很少顾及“龙凤”的兄弟姐妹及其后裔的。这就是明清以来，所有攀龙附凤各族宋前古代人物谱多为直系单传谱而鲜有分支谱的原因，纵观各姓氏的明清谱，凡是世系越多越古的越不可信，其中以黄帝为始祖的最不可信，更不宜作研究族史之依据。

                                      殷商两网站长  殷作斌  201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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