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清江南家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学界已有若干研究成果。1潘光旦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引征丰富资料介绍嘉兴的望族，描绘出各望族的血缘分布、血缘网络图以及世系繁衍图，从科第蝉联、婚姻状况等多个层面考察地方望族的盛衰兴亡。绅士在中国有着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过着特殊的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极其独特，书中也有不少地方涉及到了这些绅士与他们的家庭、家族以及与地方的关系，作者花费了大量心血制成的一些表格详细地分析了绅士们的家庭状况，包括出身背景、家庭成员、人数变动、祖辈的经济情况等。2这些著作至今对我们理解家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有很大帮助。近年来，有关专家学者对家族的研究仍然保持着浓厚兴趣，其成果可以分为几类：有的是对江南大家族进行整体性描述，使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一些大家族的基本情况。有的研究则比较深入，如易惠莉教授曾撰写《试论上海本籍绅商在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作为》，着力于从商人家族与传统城市化关系的发展演变角度，来探讨一些问题。3有的则是以某个大家族为个案，详尽地占有资料，从较长时段对江南的著名家族进行专题讨论，如马学强先生的洞庭东山席氏家族研究、徐茂明先生的苏州潘家氏家族研究，等等。4这些研究都涉及家族的盛衰，并注意到家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但侧重点不一。本文主要以清代中叶从事沙船业的上海郁家为例，探讨郁氏家族自清代中叶兴起到清末的变化，通过这些变化考察这个家族的兴衰历程。作为上海本地的一个家族，郁家在开埠前后的变化，是研究传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一个很好视角度。
一 家世
郁氏为沪上著姓，但源出不一，本文所研讨的郁家为黎阳郁氏。从郁氏后人所修《黎阳郁氏家谱》来看，他们确认的始祖是郁建臣。郁建臣，世居嘉定南翔，约生于清初，其事迹不详，所谓“隐德不曜”。其子郁文鼎，生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卒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职业是教读。5一般说来，要研究一个家族需先叙述四种事实，即：一是氏族的由来，例如迁徙、改姓等；二是世代的蝉联，即祖孙父子的血缘关系；三是每个人物的简单事迹；四是族与族之间的婚姻关系。

从一世郁建臣，传至九世钟庠、钟圻、钟棣他们这一辈，已是清末了。郁家一至九世历经有清200余年。这200多年间，郁氏家族发生了许多变化，概况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地域上的迁徙。一世至四世，主要生活在嘉定县南翔乡。从五世郁润桂开始，迁往上海县城。第二，职业上的变动。一世到四世，或耕或读，为典型的耕读世家，如二世郁文鼎，终身“以读书讲授其里之子弟”，三世郁金相者，“尤敦笃，虽窶贫乐善不倦”。而四世郁遇春去世甚早，留下两个儿子，润桂6岁，润梓3岁，因家境贫寒，再无力读书。郁润桂“不能不事生计，年十三弃举业至沪为贾，以货殖所入奉其大父母及母薛太宜人”。初随人学做生意，后营沙船业，因以起家，于是在上海县城内东乔家浜购地建宅。7这是郁家子弟在职业上的重大转变。不久，润桂的弟弟润梓也来沪“佐兄营沙船业”。8几代下来，郁氏已然成为上海著名的经商家族。到了晚清，随着沙船业的式微以及近代新职业的出现，郁家后代在职业上又有了新的选择。第三，婚姻圈的变化。受地域、职业的影响，早期郁氏家族的婚姻状况主要局限于南翔一隅，门当户对，多出自农耕家庭。到了九世“钟”字一辈，籍贯在地域上已遍及上海、杭州、绍兴、苏州、海盐、吴县、松江、常州各地，而不仅仅囿于本邑了。同时，郁家注重与江南世家望族的联姻。10婚姻状况的变化直接影响到郁氏家族的血缘网络图的绘制。 《黎阳郁氏家谱》卷6。地域流动、职业更替、婚姻圈的扩大，郁氏家族的这些变化都发生在上海开埠之前，由此可见，前近代中国社会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家都比较关注科举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活力，认为从赵宋王朝开始，从兵权、财权、政权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中央集权的加强，贵族与地方势力逐渐削弱。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原与世族相对的庶族、寒族势力快速崛起，进而泯灭了两者的界线。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势力日益衰落，社会趋于平铺发展，政治渐趋乡土化。平民家族的昌盛，便是这种社会演进的必然趋势。在科举制度造就大量的科第世家、官宦大族的同时，实际上，商人家族也在迅速成长并产生影响，给传统中国社会生活注入了活力。如果说科第望族主要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影响，那么，那些经商家族侧重在经济与日常生活领域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到了清代，随着捐纳制度的出现及实施范围的扩大，使得拥有雄厚钱财的商人有机会厕身于绅士阶层。在地方上，他们不仅以财力称雄傲视一方，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他们发出的声音也愈来愈响，影响也愈来愈大。郁氏家族自嘉定南翔而入籍上海，由耕读之家转化为经商家族，通过“营沙船业”聚集起万千财富，至19世纪40年代上海通商开埠前夕，郁家已成为当地著名的“绅商”家族，对地方事务有着重要影响。

二 经营沙船业：郁氏家族兴起的一大关键

康熙二十三年（1684），随着台湾的收复，各处海禁始弛。此后，开海禁，设海关，除违禁品外，其它商品的贸易渐趋自由，苏州、松江等地的一些商人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逐年增多，规模也愈来愈大。松江府上海县有一个叫张元隆的船户，据称拥有洋船百艘，其自置船艘皆以百家姓为号，头号赵元发，二号钱两仪，三号孙三益，四号李四美，五号周五华..这些船只经常往来贸易于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他还在各地开店设铺，家拥厚资。13可见当时上海的一些船商已经拥有相当的实力。到了乾嘉年间，上海更成为“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东西南北洋贸易拓展，这时候的上海沙船业兴盛一时。上海港一带的船商皆结帮成行，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沙船业中分本帮、北帮、南帮，各有帮口，分线航行。沙船所载主要是号货，承接行号生意，都有相对固定的约运之号。一些沙船本身就是由设在上海的号子经营，这些号子大多集中在东门外沿黄浦江一带。“黄浦之利，商贾主之。而土着（著）之为商贾者，不过十之二三”。14本地商人能占十之二三已经不错了，因为那时的上海已是五方杂处之地，闽粤浙鲁客商云集。在当地商人中，一些人的背景与郁润桂很相似，促使他们下海经商的部分原因就是家道中落而不得不废书学贾。同样是来自嘉定的钱氏子弟，如钱民，“字子辰，嘉定人，年十三而孤，家奇贫，不得已废书学贾”。15这样的例子当时还不少。这些贫寒子弟一旦经商，能吃苦耐劳，一些有胆识、善经营者，凭借上海港口所营造的有利环境，在短时期内迅速成长起来。人们对郁润桂的评价是：“性警敏，遇事勇敢有为，确然持可不可居平罕臧否，而于事之成败，人之邪正，物之徵贵徵贱，决之辄验..”16正是个人所具有的这些品行能力，使这位13岁离开家乡南翔的少年经过多年上海商界的搏击，到嘉庆年间已经成为有名的本帮巨商。随着生意的兴隆，在家乡的弟弟郁润梓“乃奉母至上海，佐兄营沙船业，作事勤慎，崇尚信义，性情豪爽，不苟取与，而手足又融洽无间，以故营业日隆，因各购屋作久居计而入籍焉。嗣后我郁氏之得商业鼎盛声华丕著者，其基实肇于斯”。郁氏后人在回忆家族历史时，都不无感慨地写到：就是润桂、润梓兄弟“以孤露奋起，乃克光大门闾，而入籍沪滨又始于此时，真吾族历史之一大关键也。”17润桂兄弟经营沙船业的成功，这不仅是郁氏家族兴起的一大关键，也使本帮诸船商的实力发生变化。自康熙弛开海禁以来，上海“号商”、“船商”各家的力量不断处于消长之中。

康乾年间（1662-1795），18沪上沙船业巨商逐渐形成了一股风气，不以积粟为富，而竞相造船。当时建造船只的费用不小，私家富室对船艘又有很多要求，故造价特高，“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户。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19造一船费银七八千，足见这些船商资金之雄厚。此时，沙船常聚于上海的多达三千五六百艘，大小分有四号。特大者载重150吨，多为5桅。大号沙船长30余米，载重75吨。船上设三具铁锚，最大者重700公斤。中、小二号，尺寸按比例缩减，小号载重30吨。沙船承运的货物量居各船种之首，往来于关东等地，运贩油、酒、豆饼等货。商船会馆的建立，是前近代上海商业贸易昌盛的标志。该会馆位于南市会馆街，创设于清初，崇奉天后圣母。其大殿戏台始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经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葺，添造南北两厅，规模初具。此后随着上海商船业发展，商船会馆屡屡扩建。嘉、道年间，正是郁家在上海沙船业中的兴起之时。郁润桂、郁润梓兄弟靠经营沙船，累积起巨额财富，他们作为号商，积极参与了商船会馆的许多事务。道光六年（1826）三月，一代富商郁润桂病逝，享年54岁。遗下二子，长子彭年，字尧封，号竹泉，后任商船会馆的总董；次子松年，字万枝，号泰峰，亦商亦儒，名扬海内。郁彭年生于嘉庆元年（1796）七月，少壮经商，承继父业，创办森盛沙船字号。其识见独高而能知人，家谱上评论：“吾家为沪上巨族，其致此之由虽赖馥山公（即润桂）创其基业，而发扬光大则在公（彭年）。”此说是符合事实的。至彭年主持之时，“大船有八十余号，凡沙船出洋猝遇飓风搁浅，抛弃货物至船浮而止，名曰松船，故沙船航海事业非魄力雄伟不足以当之，而公独能胜任愉快无丝毫损失者，真莫大之干才也”。20郁彭年因此而被承办海漕水各号商公推为领袖，在商船会馆中被举为总董。此后，彭年建造货栈船栈以利商家，又于本邑开设各种行号，其资本充足、规模宏大者如鼎泰典、万聚酱园、丰泰、利昌豆麦行等分号，几遍松太属各县，经商手腕之大于此可见。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沙船业与钱庄的关系，“上海自有沙船业，而后有豆米业..盖因豆米业之发展，北货业随之而开张，款项之进出浩大，金融之调度频繁，钱庄业顺其自然，得有创业成功之机会”。21道光年间，郁彭年经营郁森盛沙船号，拥有沙船近200艘，为便利贸易，陆续开设了钱庄、典当铺。51道光五年（1825年）至六年，清政府招沙船1562艘承运江苏漕粮163万余石。当时办理漕运者陶澍事后上了奏折，对承运槽米万石以上的船商申请奖励。其所列名单中，通州船商郁胜隆出船10艘，运米1万石。可惜，彭年本患有气喘病，因一意经商，多年劳累过度，终于在咸丰三年（1853）病发辞世。原通州市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郁红女士为郁胜隆的后人。

彭年去世后，虽经其弟松年及子侄的勉力经营，然由于时局的变化、战乱以及受上海通商开埠后西人势力侵入的影响，上海的沙船业总的说来已经走过了它的辉煌期。尽管郁家在沙船业中仍保持着一定的地位，但已非昔比。在彭年的几个儿子中，继承其业的是次子熙绳。郁熙绳，号正卿，字亦泉，弱冠入庠，父亲离世后，由他总管家产。“其时沙船已歇，行号犹存，因经几番匪乱，市面萧条，营业一落千丈，势必至此。”22郁熙绳虽心存振兴旧业之志，意欲重振郁家雄风，然时势如此，终究无可奈何。熙绳后入仕途，做过江苏海运总董，也曾在商船会馆中主持事务。在光绪十八年（1892）的《重修商船会馆碑记》里，我们可以查到郁熙绳、郁熙咸等人的名字。熙咸乃润梓之孙，兆年的次子，曾为商船会馆“经帐司事”，23然考其经历，颇可回味。熙咸从小就读于私塾，习四子五经书，旁及珠算，15岁入陈丰记沙船号，从陈氏习业，此时郁家产业亿已不复当年，25岁兼江苏海运局委员，“然总以寄人篱下，不能自立为耻”。24尝与沈少南集资开办颐昌钱庄，后也亏累。因先人在商船界之地位声望，熙咸39岁时出任南市商船会馆总司帐兼仁善堂交际科主任，家境复有好转。熙绳、熙咸先后卒于光绪六年（1880）、光绪二十年（1894）。此后，郁家子弟经营船业者渐少，其志趣发生变化，在职业上又有了新的选择。沙船业是开埠之前上海资本最为雄厚的行业，对上海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促进了各区域间的商品贸易，江南的棉花棉布、湖丝绸缎，不少就是借道海上而进出于上海的。嘉庆初年，上海港聚集的沙船数以千计，“松太所产（棉布），卒为天下甲，而吾沪所产，又甲于松太。山梯海航，贸迁南北...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25棉布以外，豆麦是又一运输大宗，“其间贸易最巨者，首推杂粮、油饼”。26有许多本地的沙船善走关东、山东一线，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道光初年，大运河梗塞，河运漕粮陷于瘫痪，清廷遂设海运总局于上海，试办海运。道光六年（1826），共雇佣上海的沙船千艘，以沙船为主力，分两次装载苏省漕粮160万余石，27沙船再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其时，上海港沙船穿梭，满载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江南百货而去。上海县城东门外近黄浦江一带，帆樯如林，蔚为壮观。船商们从中敛聚起万千钱财，达到“家资敌国”的程度。从郁润桂、郁润梓到郁熙绳、郁熙咸，郁家前后三世经营沙船业，28跨越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朝。靠沙船业起家，继而发达，这使得原本在嘉定从事农耕生产的郁氏家族一跃成为沪上一大望族。

三 在地方担当“绅商”的角色

按张仲礼的说法：“一般持绅士身份者必须具有某种官职、功名、学品或学衔，这种身份会给他们带来不同的特权和程度不等的威望。”29这些绅士在任职期间或退休致仕后都能在地方上发挥一定的作用，产生广泛的影响。在绅士集团中，又划分为上层、下层，上层则由学衔较高的以及拥有官职（但不论其是否有较高的学衔）的绅士组成。靠经营沙船业大获成功，在带来滚滚财源的同时，郁家也渴望在社会上赢得声誉，于是通过捐纳途径谋取身份，这就是张先生所说取得绅士资格的“异途”。郁润桂、郁润梓兄弟及他们的后代，由捐纳而成为例监生、例贡生者不少，由此使郁家也跻身于绅士阶层。既已成为绅士，其礼仪、衣冠、排场等等，自然不同于平常人家，在地方上开始受到士民、官员的尊重，享有特权且更有势力。但他们终究是商人，拥有厚资，有其经营的领域，在许多方面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利益，这有异于一般的靠科举考试出身的官绅。这种“绅商”的角色在清代地方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值得关注。作为绅士，都要“承担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30郁润桂等郁家子弟在晋升为绅士后也承担起了若干社会职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赈灾救荒，广行慈善之事。家乡遇到饥荒灾难，往往由绅士出面赈济，而作为商人出身的绅士，财力丰厚，所以更有能力捐资出力。嘉庆十九年（1814），上海大旱，米价飞涨，“贫民乏食”。郁润桂“先于是秋嘱商船归申浦者各带米一二百石，他船效之，积米遂多”，而且首先减价粜米，市价顿平。道光三年（1823），上海又发生水灾，润桂设法赈灾，“倾囊输助”。本地有同仁堂向制棉衣额给贫民，但“人浮于额，号寒者未偏其惠”，于是郁润桂“每岁增设棉衣裤数百件以给所未给者”。郁家人的种种善举义行，一方面博得乡民的尊敬，使其家族享有声誉，同时也承担了官府无法顾及的事务，为身处绝境之民提供了一条生路。这对于稳定地方起到极大的作用，地方官员自然十分赞赏他们的行为，郁润桂等人因此而得到官方的褒奖，润桂本人曾“得旨议叙加九品职衔”。31他的两个儿子也继承了乐善好施的品行。长子彭年“平素广行善举，沪上各大善堂莫不有其捐款”。次子松年“乐成人之美，济人之急，甚至义冢掩埋亦必亲临监视，归并同仁、辅元两善堂后，捐助冢地藉以整顿，并创设育婴、果育、普育等堂，诸善毕举”。32二、参与修桥铺路、兴修水利、修葺学宫等。在传统中国的地方社会里，事关路桥、河道等公共事务的兴办，大多靠众人集资，鉴于绅商在地方上具有的某种号召力，特别是他们的财力比较雄厚，所以一些公益事业经常由他们来筹划主持。作为一方富室，郁家就经常捐资，出力甚多。道光十六年（1836），城隍庙戏台重建，郁家的郁森盛号以捐足钱700千文，名列第二。三、事涉公共安全与公共利益，绅商当负起一定的职责，这其中也必然涉及到与官府的关系。郁家兴起之时，恰值道光、咸丰年间，上海乃至中国面临着“千年未遇之变局”，风云变幻，在这种局势下作为绅商他们又是如何表现的呢？郁家以其资产称富一时，并在当地绅商中具有相当声望。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人攻打上海，地方危急。初五日，为传统的端午节，上海县令设席春泽堂朱氏总局，请各大小董谕令守城之策，且急募壮丁。城中大董8人，他们分别是：瞿应绍、曹洪集、金树涛、沈希辙、朱增慎、朱增惠、郁松年、徐渭仁。33从他们的身份来看，或是举人，或是监生，都是通过正途或异途获得功名的绅士。郁松年与当地绅士一起为保全地方献计献策，出力捐资。但这年上海城还是被侵略者攻破，扰乱之际，土匪串同贫邻抢劫郁家，郁家遭受较大的财产损失。后虽查获，但郁彭年兄弟“大度包容，概不深究”。此后，上海县城内发生的小刀会事件，又使郁家受到沉重打击。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在上海起义。此时郁彭年刚去世，“兄殁后值癸丑之乱，家人尽逃，松年守兄柩不去”，此间经历于其所录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述。34清军围城，民食艰难，郁松年出资购粮救济县民，并捐出银两八万给起义军，“复又捐十数万，闻现在逼伊二百一日常捐”。35郁松年对小刀会的捐助，此事非常敏感，“大营官署得此闻，示以兵饷军需目”。这就是所谓“外捐官兵，内捐贼匪”，郁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小刀会被镇压后，郁家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微妙，从官方文献、时人记载及郁家的资料来看，都说是郁家主动捐银。据同治《上海县志》所载：“（松年）克复后捐银二十万两，请永广上海学额府学额各十名”，得到朝廷同意，松年由此加盐运使衔。36与郁家私交甚笃的王韬也说：“（郁松年）捐输二十万金，备筑墉堞。”37在其日记中则这样评说：“（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泰翁（指郁松年）捐输银二十万，王雪轩藩使（有龄）大为表扬，谓其毁家纾难，与众蒙恩，以后永广上邑文十名、武九名，松江府文武十名，诚旷古未有之盛典也。才美而又额广，拔贡何难。”38郁氏家谱更详细地谈到郁松年与他的侄子捐款的情况：至咸丰五年始平。眷属由周浦回来，复得一家团聚，喜出非常。其时兵燹之余，疮痍满目，曾祖考（松年）慨然与堂叔祖考心卿公合捐善后经费银二十万两，官厅即用以修葺城垣。又值国家多事之秋，国库空虚，曾祖考呈请吉抚宪，愿输银二十万两，举国钦仰，朝廷议加以殊恩，曾祖考辞而不受，惟请增广府县学额以广文化而开贤路。奉旨准如所请，并特加盐运使衔，立碑坊于学宫棂星门。又出资与郭氏合力迁建北天后宫。39但民间的一种猜测是官府以郁松年“有资敌之嫌”，有心罚银20万两修葺上海城墙，郁家审时度势，无奈捐银20万。后见灾民困苦，郁家又自愿助银20万两进行救济。所谓“破财消灾”，郁家与官府的紧张关系由此才得以缓解。而经此折腾，郁家财力损失惨重。在小刀会事件以后，郁松年仍作为捕盗局的董事，继续履行在地方安全事务中的职责。从郁氏家族的经历中，我们对绅商在地方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以及与官府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体会。

四 财富之聚散与郁氏子弟志趣转移
很长一段时间，上海的发展与沙船业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但同治以后沙船业的情况每况愈下，“道咸以前邑人业此者多致巨富，同治以来业日衰败，船只减少”。40关于上海沙船业在晚清的兴衰，陈正书先生在其所著《上海通史》（晚清经济卷）第一章中有不少论述。他谈到了几个阶段，大致到1863年以后，随着“豆禁被迫取消，清政府最终在实际上放弃了政策保护，上海的沙船业迅速衰萎”，而沙船业的衰落与上海整个北洋航线航运结构的变革以及国内外时局的变化、轮船技术的革命等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41沙船业的衰落，其结果直接影响并动摇了郁家作为绅商代表的基础与地位，因为同为绅士阶层，绅商毕竟与科举起家即“正途”取得地位的绅士不同，商人拥有的财产数额是一个敏感且极富说服力的证明。从总的说来，郁氏家族因沙船业的不景气而逐渐走下坡路，财富不如以前这般滚滚而来了，另一方面，郁家已有财富的去向上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润桂、润梓兄弟时代，郁家人一心经营，敛聚财富，其用途除日常开支外，大量置产，在上海县城“因各购屋作久居计”，另在龙华乡购地。还有一部分是捐款，从事于一些慈善事业。到彭年、松年一辈，财富的用途明显增多。道光六年（1862），彭年、松年建郁氏宗祠，名“宜稼堂”，位于二十六保十三图，毗连墓田13亩。42后又有所扩展，计有地百亩，此为郁家祭田。此外，他们在嘉定南翔也建有宜稼堂。43购置田产，建造房屋，对当时家资巨万的郁家来说，都算不了什么。道咸以来，造成郁家财产流失的主要原因有：其一是受战争、时局的影响。先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人攻破上海，“扰乱之际，土匪串同贫邻抢劫，吾家为之一空”。44后又经历小刀会事件，前后数年，郁家夹在起义军与官府之间，或被多方强取豪夺，或无奈捐助，损失银两总计在数十万之巨。其二是用于筑园等花费。彭年长子熙灏，号心卿，以读书为生，不事生产，却出手不凡。45这样的嗜好与生活方式自然极大地消耗了郁家的财富。其三购书藏书，所费巨大。此始于郁松年，松年少敏于学，弱冠入庠，旋补廪膳，道光二十五年（1845）恩贡生，素好读书，曾斥巨资购藏历代旧籍多至数十万卷，名闻大江南北。并编述“宜稼堂丛书”6种64本，计229卷，手自校雠，附以《校勘记》，类多精审可传。46郁氏家族的藏书，在上海、在江南的私家藏书史上承上启下，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值得进一步探讨。47郁家屡遭顿挫，财富或折或损，这个经商家族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其中部分财产流向文化领域，则浓重了郁家的文化气息，“藏书之风气盛，读书之风气亦因之而兴”。48藏书之风与读书之风相得益彰，营造出郁家的书香氛围。彭年之后，郁家子弟的爱好与志趣明显发生变化。彭年的两个儿子，长子熙灏读书，次子熙绳经商。松年自己一生喜爱读书，手不释卷。他的儿子郁熙源，字星来，号深甫，勤学好古，曾择龙华镇天香深处之屋为书斋，取其幽静也。自遭难之后，“更不交游，杜门不出”，终其一生就是读书为伴。49这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清初的很长一段时期，嘉定的郁氏就是一个耕读家庭。在经历了富贵之后，郁家重新复归了追求读书的老路。传统中国家族自有他们内在的发展逻辑，在家境日渐衰落的形势下，另有一些子弟依靠原有的人脉，在传统的行业中寻觅着他们的生计。上海毕竟已开埠通商，新事物不断涌现，许多方面都逸出了中国固有的传统，为闭塞的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在传统向近代变革之际，郁家子弟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寻找并适应了自己的职业。有清一代，郁氏家族经历了多次变化，从地域的迁徙、职业的变动，到财富之聚散，几起几落。郁氏家族的兴衰与上海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

郁润桂从南翔迁往上海，这是嘉定郁家的重要转折。而研究这一支郁家必然要涉及上海的沙船业。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不少家、学者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对上海沙船业的兴衰及在上海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作用进行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11在这里，我们主要就郁氏家族与上海沙船业发展的关系进行讨论。 马学强：《上海通史》（古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陈正书：《上海通史》（晚清经济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这些著述对上海沙船业多有所涉及。在拙文完成之后，我读到范金民教授撰写的《触手皆珍构宏篇——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的研究>述评》，始知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松浦章先生的专著《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的研究》，作为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丛刊第25种，由关西大学出版部于2004年11月出版， 16开565页。据范教授的介绍，该书第二章专门讨论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者的系谱，其中谈到了郁家。郁家从事沙船业，始于郁润桂。但有关郁润桂的资料较少，特别是反映他如何闯入沙船业的细节性资料更缺少。我们仅仅知道：郁润桂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年而孤锐，志读书，故金相公（润桂的祖父）爱特甚，然家贫，不能不事生计，年十三弃举业至沪为贾，以货殖所入奉其大父母”。12以后所记载的都是他经营沙船业后成功的经历。51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上海商船运输业中，沙船业主们为了“敦乡谊、辑同帮”，曾集资成立商船会馆。会馆设于今南市会馆街一带，建筑占地20亩，崇奉天后圣母。会馆事务由众船商轮流管理，郁家先后担任过几任董事主持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