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贤庄】寻访失落的英雄故乡 单雄信

山西的历史英雄人物里，单雄信是很特殊的一个。狐偃、先轸、卫青、霍去病、关羽、徐晃、尉迟恭、薛仁贵、郭子仪、狄青……这些人在勇武过人之外，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忠”，忠于当时的王朝，各自的主子。但单雄信不是。他反对完隋朝接着反对唐朝，在昔日义军纷纷转变性质的时候，他似乎有一种割舍不下的草莽英雄情结，面对所谓“大势”决心不予合作，慷慨赴死。这样一个在举世滔滔中保持了个人尊严的人，是值得后人去追怀的。6月中旬，在一个风狂雨暴的下午，我就去拜访了盛传多年的英雄故乡———长治市西郊二贤庄。

单雄信生活和厮杀的年代，是在距今1400年左右的隋朝开皇、大业、唐初武德年间，悠悠千余年过去，自然剥蚀，战火兵灾，人为诬妄矫饰再加上某个伟大年代的人工毁坏，地上文物（如果确曾存在的话）还能存留多少，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生疑的话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到这里也就没抱太大的希望，如果能亲手抚摸一下前代遗下的古木故土、断瓦残砖，亲耳听一听当地父老口耳相传的一些前朝轶事，也就于愿足矣。

但是在6月20日我来的这个下午却不凑巧，两个多小时的踏访、察看工作还没有做完，庄寨上空就突然风起云涌，大雨如注，我只好钻进厢房内躲雨，坐看狂风“啪啪”地拍打殿门，默默感受这千年高岗上的风雨威力。

那天下午的考察是在尚进才的陪同下进行的。尚进才，长治日报社老记者，多年致力搜集、疏理单雄信事迹，有研究性文章在当地文史刊物上发表。尚进才即是二贤庄当地人，自信为单家后人（当地有“单尚不分”之说，传雄信反唐累及家人，为避政府追杀多有改姓“尚”者）。有他的陪同当然是最好的了。

二贤庄，在文学作品中和当地一些老人中都有“八里二贤庄”的叫法，此叫法据尚进才讲，是因为二贤庄位于古潞州府治西门外八里（隋制，1里约等于今0.5华里）的地方。而这个距离，和今天的上党门距二贤庄的距离（约4华里）也是一致的。二贤庄并不是一个村子，它是一个独立的，地势明显高出周围村寨的封闭性庄园。尽管缺乏正史和地方志的记载，这种地势作为一种反体制的地方豪强势力的据点，作为一种军事或半军事建筑的依托在事实上是很适宜的。而据次日的当地五六位老年人的回忆，这个地方仅仅就在民国时期，还是比现在大大高出许多的。现在，站在进庄的路上就能看见那片新修的仿古庄园，而在六七十年前，庄子右面是一条深沟，人称柳荒沟，人们一般避免行走；庄后和庄左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河，从河滩仰望庄园更是崖壁百丈；庄子前面有一条黄土路可通庄园，从路上往庄上看，除了满眼土崖和酸枣圪针树，什么也看不见。老人们更回忆，在那时，二贤庄前还有一座腐朽不堪的老吊桥，吊桥下的沟里没有水，人和牲口可以行走。根据这种记忆描述，二贤庄分明是一个带军事性质的建筑，即便不是单雄信生活年代的形制，也可能有后世的类似人物经营过。然而请到的老人们记忆这个地方最多的却是二贤庄庄前重修过一次的舞台和它作为“二仙庙”的香火繁盛之状，———清末至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民间社团最活跃的时代，这一点与现在民间力量的式微大为不同———那么二贤庄或二贤寨是什么时候、怎么样演变为“二仙庙”的？它经历的是一条真实人物在漫长历史中被神道化、庸俗化的道路？还是一条人们为躲避政治迫害以另一种方式隐晦地纪念前贤的道路？我们已经无从考证。

在庄园内，尚进才提示，在新的砖墙外，还保留着一段古老的夯土墙，———这正是我想看到的东西。在现有庄园右侧墙外，我们拨开丛生的灌木，便发现了一段两三米高的旧墙，夯土每层厚约13－14公分，然由于夯土建筑在历史上延续年代过长，我们无法据此断定什么。倒是老人们介绍的另一件往事更有些价值。据步马村的老支书讲，上世纪70年代大修大寨田，村民们在平整二贤庄右面二三百米远的那块地时，锄头斫不下去，人们细看发现那是一段绵延很长的夯土。由于庄稼覆盖，我无法见到这段夯土遗迹，但如果此事确凿，至少表明，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候，二贤庄不仅比今天高，而且规模还要大出很多。

二贤庄庄内的原有建筑，现在人们能记起的是“二仙庙”和据称是“秦琼养病楼”的一幢砖木结构二层楼。按说，依此楼的建筑材料和风格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建筑时间，但它已在1951年被当时的地方政府拆毁，所有材料全部运走盖了长治市大礼堂或烈士陵园。

二贤庄门前右侧原有一株四个成人才能合抱的古槐，一直流传是秦琼曾拴马的树，此树也在1951年被砍倒，运去修大礼堂。树后来用在礼堂的哪些部位，二贤庄周围村庄的人据说还有人记着。庄园院内靠后部位有一个洞穴，解放前的守庙和尚老兴有进去过，说能容二百来人。上世纪80年代新修庄园时洞口被填埋，现在只能看到微凹处和荒草。

我看到的二贤庄，姑不论它是否曾住过单氏豪杰，是否曾是五路天下英雄的总调度部，从其规制看总该是一个经过精心经营的军事性庄园，地势险要，风景优美。然看它的历史，却是一部自然倾圮史和人为篡改、无知破坏史。现在，庄园里保存的最有价值的文物是几十块“五指砖”，砖呈方形，一个五指手印清晰地印在砖上，是为特色；专家鉴定确为隋唐时古砖。但这块砖也只能证明此庄为隋唐旧地，由于其它建筑荡然无存，无法传达更多的信息。二贤庄的东南西三面是蒋村、湛上、步马三个村子，庄子最后的主人何时离开已不得而知，二贤庄就由三村轮流代为经管。庄上原来住着和尚守庙，庙会由三村轮流主办，直至1949年以后这种集民间集会、物资贸易、祈福敬神为一体的活动被当作“封建迷信”禁止。

关于单氏世系、单李恩怨、单雄信之死和单家后人的现有线索

二贤庄之所以得名，之所以牵动后人追寻凭吊，是因为曾居住过著名的绿林好汉、瓦岗义军将领单雄忠和单雄信两兄弟。特别是单雄信，武艺出众，仗义疏财，深孚众望，性格倔强，不屈不挠，慷慨赴难，是一个让人“服气”的历史人物。那么单雄信身世如何？他是怎么到二贤庄的？关于他的那些小说、评书故事真实性如何？根据正史和尚进才搜集到的家谱资料、碑刻资料，现有的线索是这样的：

新旧唐书对单雄信均有记述，称他是山东曹州人。山东东明县一位叫单本立的人提供的《单氏族谱总序》和《景字辈总序》也支持了这个说法，并勾勒出单氏家族东迁潞州的概况。

单雄信（581－621）祖籍曹州，祖父名登，曾助北周宇文氏统一北方，战功卓著，拜护国将军，守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公元579年雄信之父禹袭父职仍守东昌。隋开皇元年（581年），隋将李渊率部攻周，围东昌，单禹与之血战七昼夜，城破后被俘不屈被李渊所杀。单李积怨当由此始。单氏一家由家将保护出逃，不敢在山东久留，辗转来到潞州。很可能当时因单家官宦之家，出逃时携有金银，所以能在潞州盖庄园、置田地，定居下来。而观现在的二贤庄地形，孤居高岗，不与周围村落接近，也正是隐居避祸之所在。

单氏兄弟二十岁左右，已个个武艺精通，更兼他们豪爽仗义，扶危济困，当地人敬称他们为“二贤”，所居之地后来也就成了“二贤庄”。

二十多岁的单雄信已名噪绿林，成为“九省五路绿林英雄都头领”。现在当地父老犹能指称一些英雄的姓名，如称王伯当是单雄信的亲密助手，好多事务都由他们俩共同决定，称北面的好汉是王君可、史大耐，南面的好汉是黄河上的鲁明星、鲁明月兄弟，西面的好汉是少华山上的齐国远，李如（王圭）等。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37岁的单雄信同王伯当、徐世责力等一起加入瓦岗军，成为这支反隋义军的重要将领，单雄信被任命为左武侯大将军。隋朝旧将李渊从太原起兵后，迅速发展壮大。他们既和义军一同反隋，又与李密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河南的王世充等互相攻击。在瓦岗散将，瓦岗旧部纷纷投唐之际，单雄信率部投靠了反抗唐朝的王世充。公元621年，唐郑交兵，王世充向李世民称臣，单雄信单骑突围，血战被擒，誓不投降，被李世民斩于洛阳渚上，时年41岁。

关于单雄信被擒后，李世民有爱将之意，授意雄信旧友劝降等情节，新旧唐书俱不载；惟山东大学出的《曹州名人大典》说徐世责力与雄信交厚，愿以身家性命和自己官位爵禄为之求情，世民不许。不知所本。

关于单雄信和秦琼的交情，艺文小说颇多渲染，但史料中没有提到过。尚进才认为，因秦琼与单雄信都是山东人，两人的父辈都仕北周为官，一个镇守东昌，一个镇守济南，又都为隋将所杀，所以两人交情深厚也是极有可能的。

单雄信被杀后250多年，山东人黄巢举起反唐大旗，“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颠覆了腐朽的唐王朝。黄巢百万大军中有单兴、单旺、单茂、单盛四个青年将领，他们就是单雄信的第十一世孙。黄巢兵败后，单兴隐居南京，旺、茂、盛去向不明。

根据东明县的单氏族谱，单雄信被杀后长子龙逃命曹州，次子虎、三子彪不知下落。而据今天的二贤庄周围三村老人讲述，当年雄信被杀，唐王朝继续追杀潞州的单氏族人，为了避祸，他们纷纷改姓，其中多改为“尚”姓或“常”姓。今屯留县小师庄多尚姓人，即自称为单氏后人。从前他们到长治，路过二贤庄时总要上去歇歇脚，和守庄人攀攀故。而在山东古曹州（今荷泽市、东明县一带），单姓人子孙蕃盛。尚进才称有个叫大单集的地方，全姓单，自称为单雄信后人。

二贤庄和单雄信的故事，在我看来，是一个历史小说、民间记忆、信史资料、家谱记载和田野调查互相印证的好例子，但由于单雄信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史书与方志提供的信息明显偏少。这种“缺憾”颇为不少人士所诟病，然而我并不以此种诟病及史观为然。重建历史有多种方法，囿于所谓“正史”是不足为训的。

我看到的《旧唐书》上的记述就很有意思，该书列传第三李密传中附带记述的有关单雄信的事迹说：“太宗围逼东都，雄信出军拒战，援枪而至，几及太宗，徐世责力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惧，遂退，太宗由是获免。东都平，斩于洛阳。”———单雄信既然“出军拒战”，又恰好碰上李世民，穷追猛打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听说“此秦王也”竟“惶惧”而退？这里的作者想间接体现太宗皇帝“龙威”的意思过于明显，连常理都不顾了。后来欧阳修重修唐书，不见这个情节，但记述更简。期望从这些书里得到当时的历史真实，可知其难。

从二贤庄回到太原，我依然想设法找些方志来获得更多信息。在省地方志办公室，白江同志介绍了已退休的老专家曹振武，曹老告诉我，关于单雄信和二贤庄的事他也留意过，但在他见过的长治地区志书里没有相关条目。曹老认为，从旧的地方志里找二贤庄记载是不大可能有收获的，因为“地方志也是官书。官书是不可能为一个持反体制的人物树碑立传的。这和正史上不做详细记载是一个道理。”

官书排斥的故事，在民间的版本里大书特书，在民间的记忆里存活千年，这是不是正是单雄信和二贤庄的价值所在呢？

关于单雄信反隋又反唐的真正原因，我们很容易想到是不是私仇家恨占了很大因素，而在综观他的一生后，我以为很难就这么说。从隐居避难到扶危济困，博有贤名，再到大气包举广交英雄，他不应该是一个心胸偏狭之辈；以我的认识，如果说他更有下层意识，更有人民性有点拔高的话，至少说他的草莽本色根子太深，不情愿从轰轰烈烈的义军陡然转变为地主武装的扈从还是能说得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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