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福建石姓，不能不提同安石氏。原因有二：其一，同安石氏在福建石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后裔不仅散处福建各地，而且有部分迁入广东、广西，清末广西贵县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即为同安石氏之后。其二，同安石氏在宋代科甲簪缨，声名远隆，当时地处同安西部的石氏与地处同安东部的黄氏并称望族，时人有“东黄西石”之称。

位于同安西部的高浦（今属厦门市杏林区）是石氏在福建的较早的居住地之一。高浦在宋代又称鹤浦，属泉州府同安县辖地。今天的高浦或许不为人所注意，因为她只不过是厦门西海域北部半岛上一个不起眼的渔村而已，但在宋代，石氏居住的高浦，被称之为“同邑名区”（《同安县志》），在同安一带很有名气。

同安石氏系唐末从北方迁入，自此闽中始有石姓（一说唐初已有石姓自河南固始随陈元光入闽开辟漳州）。石氏迁入后，在高浦聚居十代，子孙繁衍。自五代至南宋二百年间，这一支石氏共出了十多位进士，发展成为闽南大族。本文试对宋代同安石氏作一初探。

一、同安石氏始迁祖

关于同安石氏始迁祖，石氏族谱中有二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以石螽扈（或石螽扈父子）为始迁祖。

如福建漳州石姓保存的族谱记载同安石氏始祖石螽扈，光启二年（886）入闽，分南北二部，石螽扈始为（福建）南部都尉，因移居于高浦。其子石琚，号正奄，天成三年进士，授司勋员外郎，卜居泉州大同场西安乡，现在同安县城小西门外社坛尚有“石厝”，即为当时石姓居住地。（颜立水《“南陈北薛”与“东黄西石” ──古同安四大望族》，载《同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福建上杭的陈嵩生先生根据福建各姓族谱撰有《客家百家姓源流世考》一文，其对入闽石姓有如下的介绍：

“石氏入闽太始祖螽扈，字振卿，妣南宫赵氏，生于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唐僖宗光启二年(886)，螽扈26岁，授福建南部都尉，统兵入闽，旌旗标识“武威军”，越三年，战绩辉煌。回京后，因平乱有功，恩封副闽中王，光禄大夫，辅佐朝政。其妣南宫赵氏封一品夫人。其子琚，字子美，号正庵，谥文献，后唐明宗三年戊子（928）进士，官为内阁中书勋郎中，历官吏部尚书，拜右丞相，后派出江南寿州八公山景仪村为先籍。父子于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迁居福建，闽中始有石姓。初居苧溪（今厦门同安境内），后其裔孙迁泉州高浦西安乡。”

在广东兴宁石氏族谱中也记载福建始祖石螽扈，原住金陵（今南京），为石碏后裔，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因征黄巢至福建泉州同安县苎溪仁德里开基。妣南宫赵氏，公妣合葬泉州府城南白鹤山。生子一：琚。”（《武威石氏族谱·崇山系派五修版》）

以上资料以石螽扈为始迁祖，或以石螽扈、石琚父子同为始迁祖。另一种说法则以石琚为迁闽始祖。

如福建漳州《新埭石氏族谱》所载《石家源流谱牒》一文中称：“始祖讳琚公，则琚公当催（推）为石姓鼻祖。此详世系者，所以断自琚公始，派出江南寿州，……明宗天成四年(929年)入闽，初居苎溪，后徙高浦西安乡。”河南博物院石晓霆所撰《石姓渊源》一文也说：“根据石氏族谱载，后唐天成四年（929），石琚从安徽寿县迁徙到福建同安，他的后裔不仅散处福建各地，其中一部分人迁入广东。”（见《中州今古》2001年第6期）

可见，关于石氏始迁祖有二种不同的说法，那么，究竟谁是迁同安的始祖？

我们认为，这二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实际情况可能是：唐光启二年（886），石螽扈统兵入闽时，曾在福建同安停留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又离开同安回到北方，但他对同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已有迁居此地之意。后来到后唐天成四年（929），他和他的儿子石琚终于从老家安徽寿县迁居同安，父子遂安家于此。所以，既可以说石螽扈是迁同安的始祖，也可以说石螽扈、石琚父子同为始迁祖。至于有的族谱以石琚为始迁祖，而不提石螽扈，大概是因为他是后唐天成三年进士，其名气要比乃父大的缘故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石螽扈虽然到过福建同安，但真正迁居同安却是其子石琚，只是资料不足，不敢遽下结论。

石螽扈父子的原籍为安徽寿州八公山下景仪村。兴宁谱说石螽扈为金陵（今南京）人，可能不确。金陵当为石螽扈暂居地，而非原籍。寿州即今天的安徽寿县。八公山位于寿县古城东北端，淮河南岸，在安徽凤台、寿县和淮南三县（市）的交界处。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淝水之战就发生在八公山下。历史上，淮南、凤台均属寿县。今寿县有八公山乡和八公山森林公园，但淮南也有八公山区。古代的景仪村，不知是在今寿县境内，还是在淮南境内，抑或是在凤台境内，这尚需作进一步的调查。据说，在淮南境内的八公山下，至今尚有一个叫“石头铺”古老村落，村民都姓石，可以证明这一带确有石姓居住。

在以上资料中，石螽扈迁同安的时间有三说：唐乾符五年（878），唐光启二年（886），后唐天成四年（929）。乾符五年的说法显然有误，因为此时黄巢起义正如日冲天，唐军节节败退，石螽扈统兵入闽的可能性不大，更不用说定居了。如前所述，石螽扈唐光启二年曾因征黄巢统兵入闽，但迁居同安应已是多年之后，这比较符合情理，而且有多种石氏族谱的记载可以印证。因此我们倾向于后唐天成四年的说法（929）。

石螽扈父子从安徽寿县迁入同安时，初居苧溪，再迁高浦。苧溪和高浦均在古代同安境内，据《明史》卷四十五《地理六》载：“（福建泉州府同安县）西有高浦千户所；西南有永宁中左千户所，在嘉禾屿，即厦门也；西有苎溪。” 可见苧溪和高浦均在同安县城西。需要指出的是，苧溪一名原指古河溪，发源于同安县北的白桐岭，自北向南至海丰庄后溪头入海，在今厦门市集美区后奚镇境内尚存建于北宋大观年间的苎溪古桥。但上述资料中所说的苧溪，则是泛指，即指苧溪流经地区。宋代苎溪流经地域属同安县明盛乡仁德里，故兴宁谱中又称苎溪仁德里。至于古代的同浦，则属同安县明盛乡的安仁里。民国年间，高浦隶属同安县鹤场乡。解放后属同安县灌口区，1958年划归厦门市，曾属厦门市杏林区，现杏林区并入集美区，遂属厦门市集美区。古代的高浦风景优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在《泉州同安鹤浦祖祠堂记》一文中赞美道：“环浦皆山也，襟浦皆水也。山水合则龙聚，龙聚则地真，岂觏多哉！惟同（指同安）有浦（指高浦），乃山水之最佳者也。”（《鹤浦石氏族谱》）这可能是石螽扈父子从苧溪迁同浦的原因吧。

二、同安石氏的第一个进士——石琚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提到过石螽扈之子石琚，有的族谱就是尊石琚为迁闽始祖的。今天的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白石厦村尚存有石琚公祠，建于清顺治年间，同治年间重修。这个石琚确实是石氏家族中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不仅是高浦石氏的开基祖，而且还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个进士，他的高中进士，使家族迅速兴盛起来。自他之后的短短二百年间，这个家族共出了十多位进士。

据族谱记载，石琚为五代后唐天成三年（928年）进士，官拜内阁中书司勋员外郎（一说内阁中书司勋郎中）。生于唐景福元年（892）二月十九日，卒于后晋天福六年（941）十一月（一说六月）廿一日，享年五十岁，葬安人里子山。

石琚其人正史无载，各种石氏族谱都说他是五代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进士，言之凿凿，当有所据。查清人徐松撰《登科记考》卷二十五，天成三年取进士 15人，但此书仅列郭晙（状元）和陈保极（闽人）2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二十五1081页亦同。以上记载可补《登科记考》之阙。

然而，石氏族谱称石琚官任 “内阁中书司勋员外郎”（或“内阁中书司勋郎中”），则是不准确的。

清代时有所谓“内阁中书”，但唐五代时绝无“内阁中书”这样的官职，“内阁”一词，是明代开始才出现的名称。石琚的官职应是司勋郎中或司勋员外郎。唐五代时有司勋郎中。司勋郎中有时也称“司勋郎”，掌官吏勋级，是尚书省所属吏部司勋（吏部四司之一）的长官，唐时官阶为从五品上。另有“司勋员外郎”，为副官，就是说“司勋员外郎”与“司勋郎中”是二种不同的官职，郎中为正，员外郎为副。唐五代时有中书省，但司勋是尚书省所属的六部二十四司中的一个司，不属中书省。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石氏族谱称石琚“字子美，号正庵，谥文献，……历官吏部尚书，拜右丞相”（见上引《客家百家姓源流世考》），这种说法恐怕也是大有问题的。如果石琚确实官至宰相（唐五代时尚无右丞相这一说法），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有关五代的史籍就不可能只字不提，而事实上，在这些史料中找不到有关石琚的任何资料。这里显然是将族谱所载之石琚与金世宗时的右丞相石琚混为一谈，张冠李戴了。这里结合有关史料稍作考辩。

熟悉《金史》的朋友一定会知道，金世宗时有一个著名的丞相叫石琚，正好与这里所说的石琚同名。据《金史·石琚传》记载，石琚（1111─1182），定州（今河北定县）人，字子美。其父石皋为州小吏。石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博通经史，善能诗文。登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己未科状元，此后历任弘政县令、秀容县令，左司都事，吏部郎中等职。贞元二年（1155），石琚任左谏议大夫时，上疏六事，均被世宗嘉纳，再迁为吏部尚书。进拜为尚书右丞，后又进拜为左丞兼太子少师。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十八年，拜右丞相。大定二十二年（1182），石琚病逝于家中，享年七十二岁，谥文宪。

从金史的石琚本传可见，这位金代状元曾在金世宗时先后担任过吏部尚书和右丞相，官至极品。他字子美，死后谥文宪。

这样，二个石琚的字都叫子美，都担任过吏部尚书和右丞相，谥号一个是文献，一个是文宪，仅一字之差，而且“献”与“宪”音同。但这二个石琚肯定不是同一人，证据非常明显：

（1）两人生活的时代不同。一个生活在唐末五代，一个生活在宋、金时代（1111-1182），前后相差数十年。
（2）两人中进士时间不同。一个是天成三年（928年）进士，一个是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状元。前者登进士时，后者还没有出生。
（3）两人的家世不同。一个为石螽扈之子，一个为石皋之子。
（4）两人的籍贯不同。一个为安徽寿州人，一个为定州人。

既然两个石琚不是同一人，为何族谱所载之石琚与金史有传之石琚有这么多雷同之处？

有二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族谱编修者出于无知或疏忽，将二人张冠李戴了；二则有可能是族谱编修者有意攀附名人，将金代右丞相石琚的事迹硬扯到自己的先祖上，因此才闹出这样的笑话。

总之，同安石氏第二世石琚登进士后，可能做过司勋郎中或司勋员外郎这样的中层官职，至于说他“拜右丞相”，纯属无稽之谈，是不可信的。

三、同安石氏宋代究竟出了几位进士？

据洪卜仁《高浦一个失落的经典》一文记载：“两宋时期同安一县共有47名进士，高浦石氏占了9名，其中3人官至尚书。他们或兄弟连登，或叔侄同榜，或父子皆尚书，难怪高浦的石氏祠有“宋室尚书府，银同甲第家”、“日间千人拜，夜里万盏灯”的联语。”（载2005年6月10日《厦门晚报》）

颜立水《“南陈北薛”与“东黄西石”──古同安四大望族》称：“宋代同安有47名进士，其中石姓有8人。如石宜（司农寺干当公事）、石赓（大理寺丞）、石元（国子监助教）、石选、石仲甫、石宪、石起宗等。石起宗系乾道五年进士第二名，入为尚书，故石氏家庙大门有‘宋室尚书府，银同甲第家’楹联。”

陈嵩生《客家百家姓源流世考》说：“宋仁宗皇佑年间，（同安高浦）石氏一门七进士三尚书，在泉州建有高浦祠堂石氏家书庙。其门联：宗室尚书庙；银同甲族家。在漳州城总爷后街有司勋石公祠，泉州内井亭巷建有石氏吏部书庙。”

陈金城《宋明时代同安的学校与科举》也说：“北宋167年间，同安居然取中32个进士。不但培育出了苏颂这样世界一流的大科学家，而且涌现出不少世代书香的家族。如……石氏家族三代五进士（石选、石遵、石亘、石赓、石忄宪），皆传为士林佳话。”（载《同安文史资料》第十辑）

以上这些资料对宋代同安石姓进士人数说法不一。颜文和陈文还例举了石氏进士名单（不齐），但看起来二者所列人名还有些出入。那么，同安石姓在宋代究竟出了几位进士？他们都是谁？看来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查考。

查民国十九年（1931年）出版的《民国同安县志》卷十五“选举志”，该志所载宋代进士科石姓共有9人，现按登进士年份先后摘录如下：

庆历二年（1042）杨置榜：石仲甫
皇祐元年（1049）冯京榜：石遵、石赓、石仲攸
嘉祐八年（1063）许将榜：石亘
政和五年（1115）何栗榜：石倪
重和二年（1119）王昂榜：石鄰
绍兴三年（按：应为绍兴二年，1132）张九成榜：石忄宪
乾道五年（1169）郑侨榜：石起宗

该志另载有特奏名进士石姓3人：石选（景祐元年，1034）、石锐之（政和二年，1112）、石侁（绍兴二十四年，1154）

所谓特奏名，这是宋代科举制度的一种特殊规定。士人考进士多次不中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以与“正奏名”相区别。如咸平三年（1000年），亲试陈尧咨等840人，特奏名者900余人，共1700余人（《宋史·选举志》）。

从上述可见，宋代同安石姓进士共计12人，其中9人为正奏名进士，3人为特奏名进士。颜文所列进士名单中有石选，显然包括特奏名进士在内。但从同安县志看则应不止8人，还缺石倪、石鄰、石锐之（特奏名）和石侁（特奏名）4人。另外，石宜，应为“石亘”的笔误。而所列的国子监助教石元，不见于民国《同安县志· 选举》。按石元即石元教，民国《同安县志》卷28有其传，称其“宋时为国子监助教，生六子皆仕，为甲族。”同卷石赓传也说：“赓子元教为泉州长史，悉赀市书以田畀浮屠氏。其后六子皆入仕，为甲族。”均未提到他登进士之事，看来是颜文弄错，将他误为进士了。

《客家百家姓源流世考》说“宋仁宗皇祐年间，（高浦）石氏一门七进士三尚书”，这种说法就很有问题。如上可见，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石氏一门有三人（石遵、石赓、石仲攸）进士及第，皇祐年间就只有这三人，怎么会是“一门七进士”呢？就算将皇祐之前登进士的石选、石仲甫计算在内，也没有那么多。

《民国同安县志》出版的时间虽晚，但从该志所载的引用书目看，纂修时除参考引用《康熙同安县志》、《乾隆同安县志》、《嘉靖同安县志》和《泉州府志》等多种清代旧志的记载外，还参考了《福建省志》、何乔远《闽书》等多种志书，选举志的内容尤其如此，基本上是沿袭旧志的记载。因此，可信度应该说是比较高的。不过可能还是有遗漏的。例如，该志所载进士始自宋代，宋代之前的进士则无一记载。而我们从上文已经知道，同安高浦石氏二世石琚就是后唐天成三年进士。此外，《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万姓统谱》均载有五代同安人进士石丕，也为同安县志所不载。

据1921年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载：“石丕，五代同安人，字彦成。登进士第，自绵州监泉尉，历官朝议大夫。谙练边事，所蒞州郡，輙备御修举。尝于江淮问卜葬，晚得地于扬子县甘露乡石家山，乃叹曰：“吾闽人也，而此有石家山，岂偶然哉！”遂葬二夫人于其旁，而虚其中。比卒，诸子遵治命以葬。”明凌迪知所撰《万姓统谱》也有相同的记载。

这个登进士第的石丕从他自称 “吾闽人也”来看，属福建籍应是没有问题。《中国人名大辞典》称他是五代同安人，但《民国同安县志》却未到他，不知是遗漏还是别的原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万姓统谱》还记载他的先祖是光州固始人，与我们现在已知的同安石氏的来历不同，因此这个石丕是否也系同安石氏一脉，值得怀疑。

据《台湾省通志·人民志·氏族篇》记载，唐朝初年，有石姓族人从河南固始跟随陈政、陈元光父子进入福建开辟漳州，到五代的时候已发展成为闽南望族，则石丕可能就属于这一派系。至于这个同样被称为“闽南望族”的来自河南固始的漳州石氏，与这里讨论的同安高浦石氏究竟有无渊源关系，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证。

四、石起宗究竟是同安人还是晋江人？——兼谈晋江石氏

在第三节所谈到的同安石氏进士中，石起宗应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物。一则因为他是乾道五年进士第二人（即榜眼），二则他是石氏中声望较高和传记资料较多的一个。然而，关于石起宗，却有一段公案，就是关于他的籍贯，究竟是同安还是晋江，曾是有争议的。这一节就先来谈谈这个问题。

据《民国同安县志》卷十五《选举》石起宗名下注：《泉州府志》作晋江人，《民国同安县志》依清代同安旧志改回。查乾隆三十年刊本《晋江县志》卷八《选举志》宋进士中果然有石起宗名，并在名旁注曰：“忄宪侄，第二人，《闽书》误作同安人”。

据此，关于石起宗的籍贯，福建地方志有二个不同的版本：《泉州府志》和乾隆《晋江县志》谓其晋江人，《闽书》和《同安县志》则谓其同安人。

那么，石起宗的究竟是同安人，还是晋江人呢？

黄启明《泉州历代榜眼录》说：“石起宗（1140-1200年）字似之，南宋·泉州晋江人（其先祖从同安徙居安海）。故居在安海下板石舍头，称‘榜眼第’。石起宗少年时，读书于晋江灵秀山海潮庵 。南宋·孝宗乾道五年己丑（1169年），中“郑桥榜”及第榜眼进士。”

这就说得很清楚了：石起宗的故居在晋江安海下板石舍头，少年时代曾读书于晋江灵秀山海潮庵。但他的原籍应是同安，其先祖从同安徙居晋江安海。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道光《晋江县志》中得到有力的佐证。李国宏《论石狮历史上丰厚的文化积淀》（载《书馨》第四期）引道光《晋江县志·山川志》说：“乾道年间（1165—1173年），同安人石起宗寄住石狮灵秀山，借海潮庵为攻读之所，1169年榜眼及第，官至吏部员外郎。”

连道光《晋江县志》都承认石起宗为同安人，说明他的原籍是同安，这是确凿无疑了。至于石起宗的先祖何时从同安迁晋江，始迁祖是谁，暂不可考。

既然石起宗的家族已迁居晋江，自然可以将他写入《晋江县志》中，而《同安县志》将他列入邑人也不无道理，因为他的原籍确实是同安，这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石起宗也算是地方名人，两地县志抢着入志，自然也就不难理解。

同安迁晋江的石氏应当不止石起宗一支，查乾隆《晋江县志》卷八《选举志》宋进士和特奏名中有多名石姓，今摘录于下：

宋进士8人：
咸平三年戊子陈尧咨榜：石昭
庆历二年壬午杨置榜：石仲甫（选再从弟）
庆历六年丙戌贾黯榜：石绛
皇祐元年已丑冯京榜：石仲攸（仲甫弟）
政和五年乙未何栗榜：石倪（锐子）
乾道五年已丑郑侨榜：石起宗（忄宪侄，第二人）
淳熙十一年甲辰卫泾榜：石大昌（起宗侄，一作起宗弟），石应孙（大昌子）
咸淳七年辛未张镇孙榜：石大祥

宋特奏名5人：
宝元元年：石震
政和二年：石锐之（仲甫再从侄）
绍兴二年：石邦镇
绍兴二十四年：石侁（倪弟）
庆元五年：石寅

以上石姓进士13人中，除石起宗外，石仲甫、石仲攸、石倪、石侁、石锐之5人也同时见于《同安县志》，根据二地县志的记载，这5人当属于同一家族无疑，同时说明这5人当时已从同安迁居晋江，因而二地县志皆有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晋江县志和同安县志均称庆历二年（1042）进士石仲甫为石选同曾祖父的堂兄弟，而根据二地县志，石起宗应为石选曾孙，从乾隆《晋江县志·选举志》中无石选之名来看，石仲甫一支迁晋江的始祖与石起宗一支迁晋江的始祖决不会是同一人，而且石仲甫这一支迁晋江时间应当早于石起宗一支。

从晋江石氏的进士名单中，可以看出晋江石氏当时已颇为兴旺发达，而要达到这样的规模，也说明该家族从同安迁入晋江的时间应当已有多年。晋江石氏中，最早中进士的是石昭。石昭的家世无从得知，甚至是否源出同安高浦石氏也不敢肯定。但考虑到古代家族多集中在一个地方聚族而居，而且一个家族的科举情况，跟这个家族的家风和文化传承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石昭与石仲甫、石起宗等属同一个家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这个推测成立，则从石昭登咸平三年（1000）进士来看，石氏迁晋江的时间应当早于公元1000年，即在石起宗登进士之前至少170年左右。

五、关于石起宗高中榜眼的故事和传闻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石起宗高中榜眼。返乡时，当时任泉州知府的王十朋在忠献堂接待石起宗和其他几位上京的举子，并题“新第先归者五人在黄堂，故事酒半啜于忠献堂，持杯以劝，即席赠诗”云：

　　　　　　　　四海英才入网罗，清源龙虎姓名多。
　　　　　　　　经魁兰省得人杰，策射枫庭收甲科。
　　　　　　　　奎宿呈祥前未见，纬星还舍首相过。
　　　　　　　　一杯忠献堂中酒，名节相期要不磨。

王十朋还特地写了《赠第二人石察判起宗》一诗。除宴请赋诗外，还写有《答石察判起宗》文，录之于下：

“巍中亚魁，荣归故里。大策耸传于多士，长笺宠及于故人。科第之事甚盛而可观，喜欲言而不尽。欧阳之官家传万石，誉擅七闽。志雅在于夺标，射果闻于中目。详观切直之对，深得茂明之宜。虽策勋有萧一曹稍之逊色，然而清泉紫帽，遽改观于温陵。绿水红莲，聊宦游于闽绝越景。伫自宾幕，即登道山。某幸兹分符，叨与劝驾。果遂郊迎之语，薄摅簪盍之诚。式遄其归，荣亲之乐如此隆重。不负所学，对国之忠，其自古至今。”（见《王十朋全集》卷二十一）

高中进士状元、榜眼，这在封建社会里是非常了不起的殊荣，以致当时还有一些附会之说。

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着这样一件奇事，莆田人郑侨（字惠叔），乾道五年（1169）春参加礼部省试中举，但按宋代科举制度，还需要在四月份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皇帝亲临殿廷，发策会试中式的贡士称殿试，也称廷试或廷对），以决定名次高低。有一天夜里，他梦见空中有一个梯子，云气围绕，心中想道： “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云梯吗？”不知不觉，他就到了梯子旁边。于是他就登梯而上，爬到了高处，抬头一看，只见梯子上面有一块大石，苍然如镜，郑侨害怕起来，正想着那块石头会不会压向自己，忽然身体冉冉升腾，一眨眼功夫就立在了石头上面。郑侨真是又惊又喜，后来就醒了过来。但郑侨不解此梦中登在石上何意，后来参加殿试，中了状元，第二名是石起宗。考官原来用分数编排，石起宗应是第一名，但后来不知何故，临唱名时，考官又换成了他。这与郑侨在梦中所见到的竟一模一样。

据说，每年有人中状元、榜眼，总有一些奇怪和稀罕的事情发生。绍兴二十九年（1259），在晋江梁文靖读书的书堂中，莲花竟是两个花苞同枝双生的，这种双莲，人们称之为并蒂莲，十分罕见，预兆着梁文靖好运来临，果然第二年梁文靖中了状元。在石起宗中榜眼的那一年，传说在贡院也出了并蒂莲。

又传说，乾道四年（1168），在福建游洋这个地方，有人凿井到一丈多深时，得到一块石头，石头上竟有“石上状元”四字。第二年莆田人郑侨高中状元，他下面的第二名果然就是姓石的石起宗。

梦登石上，奇产双莲，甚至有人挖出了有“石上状元”字样的石头，这样的事在现在看来自然十分荒诞不经，只可作为饭余茶后的谈资，但也折射出当时人们对高中进士状元、榜眼者的尊重。

六、同安石氏世系表

在民国《同安县志》和乾隆《晋江县志》的选举志及人物传中，偶尔有注明人物世系传承关系的，仅供参考。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这个世系表显然是十分粗略的，县志毕竟非族谱可比，只能给出了一个大致的传承关系。下面给出二种石氏族谱所载的同安高浦石氏世系表，供大家参考。

将上列三种世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三者所述世系有很大的不同，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让人莫衷一是，如新埭谱和县志均记石元教（即石元）为赓子，兴宁谱则以元教为选、遵之父，赓、亘之祖父，一为赓之子，一为赓之祖父，相差甚远。又如，新埭谱记仲甫、仲攸为选从侄，县志则记仲甫为选再从弟（同曾祖父的堂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由于资料不足，未敢妄断是非，这里只就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结合史料作一些简单的考证。

一、关于石起宗的世系，新埭和兴宁二谱在其上几代的世系上颇有出入，甚至连世序也不同，未知孰是。但二谱均记石选之弟石遵为石起宗高祖，这可以肯定是错误的。宋代周必大《文忠集》卷七有《送石似之仓部出倅漳州（戊戌七月）》诗云：“半刺临漳郡，荣归总不如。棠阴三世旧（君曽大父、大父皆尝倅郡），梓里数程余。野老谈遗爱，儒先叩异书。依乌带东壁，从此照闽墟。”这是石起宗在淳煕五年（1178）七月添差漳州通判时，周必大为他所作的送行诗。诗中“棠阴三世旧”句下注：“君曾大父、大父皆尝倅郡”，“倅”谓副职，也是通判的别称，说明石起宗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在漳州做过通判一类的副职，查乾隆《福建通志》卷二十四《职官五》，石选曾在宋代煕宁间（1068—1077）出任漳州通判，可见石选必是石起宗的曾祖父或祖父。从石选和石起宗二人通判漳州的时间前后相距几乎整整100年来看，石选应是石起宗的曾祖无疑，而这与县志的记载也相吻合，这就有力地否定了二谱中所说的石选之弟石遵为石起宗高祖的说法。此外，新埭谱记石起宗有子叫大猷，应该与大昌、大祥同为“大”字辈，即起宗应该是大昌、大祥的伯父辈，但该谱却列起宗与大昌、大祥同辈，显然是错误的。乾隆《晋江县志》卷8记石大昌：“起宗侄，一作起宗弟。”说明这种错误由来已久。

二、关于石洪庆的世系，二谱的出入也很大。兴宁谱称石赓为石洪庆之父，石宪为石洪庆之子。这都是不可信的。如前所述，石赓为皇祐元年（1049）进士，我们保守一点，假设他20岁中进士，则他大概生于1029年。石洪庆为朱熹门人，朱熹（1130- 1200）在1190年61岁时出知漳州，曾牒请石洪庆和进士黄樵仲等漳邑名士，“入学为师表率”。朱熹《漳州延郡士人学牒》称石洪庆“奢艾之年，进学不倦”(《朱熹集·别集》卷9)，古人称六十为奢，五十为艾，从这一点看，则石洪庆约生于1131年左右，年龄与朱熹相仿。这样他和石赓年龄相差100岁左右，因此不可能是父子关系。又，石宪为绍兴二年（1132）进士，此时石洪庆才不过是2、3岁左右的小孩，怎么可能反倒成了石宪的父亲呢？！

三、关于石元教的世系。据民国《同安县志》卷28石赓传：“赓子元教为泉州长史，悉赀市书以田畀浮屠氏。其后六子皆入仕，为甲族。” 卷28石元传也说：“宋时为国子监助教，生六子皆仕，为甲族。”这就是说，石元教是石赓的儿子，石元教生有六个儿子，都做官，石家因此而成为当地“甲族”。这样看来，在石元教世系上就有一些疑点了。因为既称甲族，则石元教的六个儿子当时应该在科举或官场上颇有声望，而且子孙兴旺，这样才合情理。但县志里只提到石元教的前辈石选、石赓、石亘和从兄石忄宪、从侄石起宗等人，却找不到任何有关他儿子的记载。由此看来，石元教不太像是石赓的儿子。兴宁谱说石元教为石选、石遵兄弟之父，可能更接近事实。

总之，上列同安石氏世系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错误，不能完全采信。

七、同安石氏名人谱

在宋代，同安石氏科甲簪缨，还出了不少出类拨粹的人物，如石赓、石亘、石起宗、石贲、石洪庆等。本节拟对这些人物作一介绍。

石选，起宗曾祖。景祐元年（1034）特奏名进士，煕宁间（1068—1077）出任漳州通判。

石赓，字声叔，仁宗皇祐元年（1049）进士。宋赵与虤《娱书堂诗话》说他能诗，有诗云：“山尽疑无路，鸡鸣却有村”，受到宰相王安石称赞和提拨。《王安石全集》卷五收有王安石《送石赓归宁》诗一首，称石赓的十余篇诗文“浩荡决江河”，自己看了他的文章后，“开编喜有得，一读瘳沉痾。” 可见，王安石对石赓的诗文确实是十分赞赏的。因王安石推荐，石赓官至大理寺丞。但后来石赓与王安石在新法上政见不合，石赓因此转迁审官院，旋以朝奉郎被外派任京东路提点刑狱，皇帝任命的诏书说：“朕于用刑，宁失有罪，而岁报大辟，有加无损，意法网尚密，使民难避易犯欤？抑吏之不良，犹有迁情以就法者欤？故于临遣使臣，尤欲使知朕意，以尔质厚而识明，宜能导民以远罪，哀矜而折狱，矧齐鲁之俗，易与为善，往祇朕训，其尽尔心。”熙宁间（1068—1077）石赓转迁福建转运司转运判官，元祐四年（1089）以朝散郎知台州。

石亘，字彦明，石赓从弟。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累迁司农寺干当公事。熙宁年间，江东、淮浙一带闹饥荒，他与司农卿张愕前往赈济灾民，将州县府中的粮食取出赈灾，同时，沿途招募百姓收养被遗弃的儿童，从而在灾荒中解救百万余众。但是此类做法却被人以“不按规矩办事”，在朝廷遭到弹劾且被免去官职。终陕西运属。著有《汉唐名臣奏议》和自著文集10卷。

石元（一作元教），宋时为国子监助教，生六子皆入仕，当时与地处同安东部的黄氏并称望族，时人有“东黄西石”之号。

石贲（族谱作蒉，恐误），字蕃甫，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隐居漳州龙海文圃山（又名龙池岩），其词赋闻于乡里。嘉定年间，乡人杨志在文圃山筑三贤堂，与谢愉、洪文用三人共祀。后宋代理学家朱熹任同安主簿时，曾慕“三贤堂”之名，曾登临此间，并在此建“玉屏讲堂”，时四方学子纷纷登岩求教。

石洪庆，字子余，与李唐咨、林易简、施允寿等，皆为时人推重。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153—1157），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在文圃山结识石洪庆，见其“宿学多闻问”，“德业学问，充溢眉宇”（参见《泉州同安鹤浦祖祠堂祀》），遂结为朋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漳州时，聘请石洪庆等本地名士来州学助教，载之公牒，各有品题，称石洪庆“以耆艾之年，进学不倦，强毅方正，家所严惮”。石洪庆追随朱熹的时间，由绍熙元年（1190）至四年（1193）辞归，约三年。朱子语类有《子余语录》。石洪庆去世后，当时的大画家漳州人陈淳（学者称北溪先生）为作祭文，称赞他“以耆艾之年，不知为将老之身，乃奋然一屛其平生驰骛之气，而敛躬肃容，与后进趋隅而问津，不自讳其浅陋，而倾囊倒槖，以求是正之真，俛焉孜孜，不惰于勤，此其志趣之超卓夫，岂寻常之可伦！”

石起宗，字似之，孝宗乾道五年（1169）进士第二人（榜眼）。初授两使职官，后任敕局删定官。淳熙二年（1175年）召试馆职，其条对时务，辞义卓著，深有独见，孝宗皇帝看完他的奏折，非常欣赏，授予秘书省正字，同年九月任校书郎，五年三月，以校書郎兼国史院编修。当时，孝宗皇帝倒想有所作为，多倾听朝臣对治理国家的看法与建议，举行面对面论对。石起宗针对朝廷内外种种弊端，力言“君子小人之情状与天下治乱安危之机”。他认为一个人的作为毕竟是有限的，只有上下职僚大家团结一致，兢兢业业，杜绝互相扯皮，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石起宗还从当时的国力和百姓的生产生活出发，对边防的战略策略提出明确的意见，认为“妄启边衅，以开兵端，不可不戒。” 淳熙五年（1178）七月添差漳州通判，十一年知徽州，十二年四月提举浙西常平，同年十二月升迁尚书吏部员外郎，耿耿于臣职，大胆奏言：“德虽圣人所能躬修，治非圣人所能独致，愿诏大臣尽公任责，以破群臣狗私媮惰之习”。并奏请孝宗皇帝乞取《仁宗洪范政鉴》与《敬天图》列置座右，以便时刻深省。孝宗皇帝深感其忠心，诏命秘书省抄录以进。淳煕十四年升迁吏部侍郎。石起宗为官，关心民瘼，政尚宽厚。出任漳州通判时，勇于革旧鼎。如宽盐禁，让盐民买卖自由一点；又如在缴交钱粮上，让户主自己衡量，以示对百姓的信任；再如严禁士卒在市上以强暴手段侮辱或危害百姓，一旦发现，按照其情状轻重，严厉治罪。百姓感动，当他调任时，漳州百姓为他画像建庙奉祀。石起宗一生嗜学如命，诗词、书法、绘画皆精通，朝廷秘书省《汗青轩碑》即为其所书（《中兴馆阁录》）。外出游学， “从游者多名士”。喜藏书，所有俸钱，大多用于买书。他常说：“藏书数千卷，胜良田万顷。” 著有《经史管窥》等多种。卒年四十九岁。石起宗去世后，其好友叶适、喻良能、虞俦等为作祭文，对他的一生作出积极的评价。

石应孙，起宗侄孙。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光宗绍熙二年（1191）为池州贵池尉，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由通判雷州任放罢。《全宋诗》录其诗五首。

八、关于《泉州同安鹤浦祖祠堂记》

2002年6月14日《厦门晚报》第2版曾以“高浦发现朱熹佚文一篇”为题，报道厦门杏林区高浦退休干部郑武成在研究《鹤浦石氏族谱》时，发现族谱中有一篇朱熹佚文《泉州同安鹤浦祖祠堂记》，现录全文如下：

“环浦皆山也，襟浦皆水也。山水合则龙聚，龙聚则地真，岂觏多哉！惟同有浦，乃山水之最佳者也。浦之西曰西湾，即石尚书府。又其中南向宝珠屿，北枕仙旗山，有一广厦，华丽完壮，丹赤黝垭，魏然临于其上者，石家祖祠也!其龙自大版山、仙旗山而来，大断十余里，顿起凤山，复西转市头山，仍数里，复右转白鹤山，遵星角落，延迤至高浦而始聚。余至其地，观其旧制，甚不当意。遂择吉日，将地翻架三堂，后堂架阴厅，砌满漏岭阶脱煞，开玉尺井制左边风，隔正堂，架阳屋阴厅。天井内作日月井，用石盖密，制辰劫曜，并高迫撞煞。外作阳庭，以纳生气。将中堂开涵，对中宫直出天井。水吞啖，用内厅底直出至□方蟠龙沟，此余之作法也! 至其龙，后乐丰美高耸，前案秀丽，贵有卿相。水口龟相会，宝珠耀灵，富有陶倚之隆。圃山拱照，功名后先而联续。玄武水缠，钱谷可久而可大。万水环绕，人丁众多。御屏高列，地灵人杰。余莅同日久，见世家巨族有好地，而往往起盖不合法者多矣。兹以鄙陋之见，参两大之权，为石家造将来之福云。宋朝奉政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室漠阁直学士、通议大夫朱熹仲晦氏记并叙。

余登第五十载，仕于外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家贫，依父执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年十八贡于乡，旋登进士第，立泉同安主薄。每公暇，立苏丞相祠于学宫之傍。复因到文圃山，有高人石洪庆者，宿学多闻望，请谒，与之语，恂恂然，德业学问，充溢眉宇，所谓和顺积中而荣华发外者也!爰到室访之，见其祖祠轩豁，龙脉甚佳，于作法不甚合，略改正之。至里美宅尚书府，龙真穴的，但多落阴，欲复正之而不果，已而去官。窃谓自此去同人甚远。今上绍兴（熙）元年十二月，除江东转运使，改知漳州府。辛亥二年至漳。越二年，因议经界法，将往省请行，复到高浦，观其所改石尚书祖庙者，而似之讳起宗石先生已成进士矣。不觉欣然喜色，所谓地灵即人杰者，非耶？若以居功，则恐逊谢不敏。”

此文亦见于《福建平和石氏族谱》。宋时同安属泉州府，鹤浦为高浦在古代之雅称。如前所述，为福建石姓的最早居住地，其族人在高浦聚居十代，宋代时为闽南望族，时人有同邑“西石”之称。

从上引朱熹所撰《鹤浦祖祠堂记》来看，宋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153—1157）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到文浦山遇见“高人”石洪庆，“宿学多闻望”、 “德业学问，充溢眉宇”，因此成为朋友。朱熹到高浦石家访问，“见其祖祠轩豁，龙脉甚佳”，但“于作法不合，略改正之”。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朱熹离同安罢归。绍熙元年（1190），朱熹任漳州知府，过了两年，即1191年，因公干赴省，途经高浦，顺便去看石氏祖庙，听说经他做法之后，石氏又出了一个进士（指石起宗中乾道五年进士），“不觉欣然喜色”，大概也因此就乐于为石氏祖祠作记。

但据泉州师范学院林振礼先生考证，以上朱熹文字应分为记和述（即正文和附记）两部分，正文确为朱熹所作，其观点与朱熹风水观的环境与阳宅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当写作于绍兴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156— 1157）朱熹同安主簿秩满候批之际。附记则属伪托，其证据一是附记所述朱熹知漳与至漳的时间皆误。朱熹于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辞，不允，十二月，始拜命”，绍熙元年（1190）“四月二十四日，到漳州”（诸家年谱可证），而附记却说“绍兴（熙）元年（1190）十二月，改知漳州府”,“辛亥二年（1191）至漳”；二是以正文和附记相对照，两者写作时间不合，记与叙显非一体。从前面部分（正文）对诸地名如宝珠屿，仙旗山，大版山，凤山，市头山，白鹤山的清晰描写和对改建祖祠的详述，以及谓“余在同日久”等语看，正文应写作于绍兴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156—1157）同安主薄秩满候批之际，即高浦祖祠堂改建竣工，朱熹应石氏族人要求为之作记，这样则顺理成章。从附记“余登第五十年，仕于外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此话从《宋史·朱熹传》中衍变而来）看，写作时间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其时朱熹正值“庆元学禁”之祸，备受政治迫害，追忆40年前的此类同安旧事，不可能如此仔细。故林振礼认定附记当属于伪托。（参见林振礼《新发现朱熹佚文真伪考辨——兼谈 <泉州同安鹤浦祖祠堂记>的研究价值》，载《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9月第5期）。

九、同安石氏留存史迹

石厝，在今同安县城小西门外社坛，为石氏唐末迁入同安时的居住地。

石公祠 在漳州城总爷后街，祀石琚及妣郑氏。

石琚公祠 在今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白石厦村，建于清顺治年间，同治年间重修。

石尚书府、石氏祖祠 在同安高浦（今属厦门市杏林区）。宋朱熹曾为作《》。

石选万石第 在泉州西街井亭巷内。郡人以石选与其四子俱出仕，号之“万石君”，因建坊巷口以示敬仰。

文圃山 在今漳州市龙海县角美镇白礁村口，又名龙池岩。石赓曾在此居住。崇宁年间（1102—1106）石贲隐居于此，嘉定间乡人杨志在此筑“三贤堂”，与谢愉、洪文用三人共祀。

大理寺丞石赓墓 在高浦白鹤山。

进士石亘墓 在鸿渐山桂林湖（今厦门市翔安区境内）。

灵秀山海潮庵 在今石狮市西南境内。石起宗少年读书处。

石起宗榜眼第 在泉州万厚铺（今西街井亭巷内）。宋乾道五年（1169年），石起宗中进士第二名，知州王十朋为建高桂坊于宅前。又一处，在晋江安海下板石舍头。

石起宗墓 在泉州东门外赤山乡。

石起宗祠 在泉州新府口，文革期间被泉州环卫处拆建为公厕，今尚存大石及台阶。

十、同安石氏艺文辑存

一、著作存目

石赓：《石赓文集》
石亘：《汉唐名臣奏议》五十卷 《石亘文集》十卷
石起宗：《经史管窥》

二、诗文

升山任公台
石赓

衰年脚手倦跻攀，今日凭高一解颜。驱得江山来目下，化将楼殿出云间。真人炼药仙都近，释子焚香拂界闲。尘事数来宁易得，后歌须尽夕阳还。（《清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七》）

岳阳楼观洞庭
石赓

洞庭白波如雪山，九月颠风初作寒。乾坤荡活漫无际，岳阳楼中方好看。居人习惯占天色，短艇高樯绝行迹。一点君山乍有无，鱼龙作坏三闾宅。楼上观湖壮思生，巴陵酒熟香出瓶。倾壶快饮为君尽，醉杀谪仙诗始成。二年持节临荆部，扁舟此地常来去。今日凭高觉胆惊，归欢莫与风涛过。

（《全宋诗》第9册第6251页）

游黄山
石应孙

山川形胜雄江东，九华辉映天都峰。传闻早已汤胸臆，恨不插翼长相从。朅来随牒官秋浦，城郭奔驰厌尘土。絜家捧檄过临城，偷闲两作烟霞主。黄山登鉴原无由。何期易地太平游。清池轩害日舒丽，突兀楼观撑深幽。凭高徙倚敞心目，绝壁半天横碧玉。回溪千里指顾间，螺髻分明三十六。壮怀高向紫霄悬，俯视培楼真一拳。古今秀色餐不尽，笔端收拾生去烟。萍踪倘未逐流水，古刹相望二三里。暇时风月得交游，鸥鹭同眠勿惊起。

（《全宋诗》第51册第32012页 ，下同）

桃花洞
石应孙

桃花五色四时开，片片香随涧水来。况是轩辕亲手植，紫云深处有楼台。

石花洞
石应孙

我试问阳和，洞间谁是主。尽日立东风，百花无一语。

水帘洞
石应孙

珠帘巧费水日裁，万古垂垂浅碧苔。几度月钩钩不上，孤云能入此中来。

题南山
石应孙

孤鹜去边天浩渺，万家穷处水湾环。岭外此州为道院，风烟殊弗类南蛮。

三、名人题赠

送石赓归宁
王安石

虚名误长者，邂逅肯经过。所操十余篇，浩荡决江河。侧身朝市间，乐少悲惭多。文章旧所好，久已废吟哦。开编喜有得，一读瘳沉痾。裹饭北城阴，永怀从晤歌。又欲及岁晚，空堂扫丝窠。稍出平生言，道艺相琢磨。忽随雁南飞，当此叶辞柯。去去梨岭高，想见青坡陀。黄花一杯酒，为寿乐如何。微诗等瓦砾，持用报隋和。

（《王安石全集》卷五）

祭石子余文
陈淳

论学于去圣颓波之世者，知精行密，固难其人，然能识向背之大分，而卓不迷其所趋者，亦千一而未闻。惟夫子卷道于兹，不得其门，而为叔孙之自绝者，盖泯泯而棼棼如。君以耆艾之年，不知为将老之身，乃奋然一屏其平生驰骛之气，而敛躬肃容，与后进趋隅而问津，不自讳其浅陋，而倾囊倒槖，以求是正之真，俛焉孜孜，不惰于勤，此其志趣之超卓夫，岂寻常之可伦！况其抱刚方不屈之资，可与勇于义而果于仁。自建阳再谒而归，气象温然，非复曩时行行之云，使天假之年，则其所就又未易论。某辱同门之义，所以严鞭勇?者，方有赖乎终始之勋。何癸丑之冬，君有南游之兴而间阔乎二春？幸去秋之来归，谓合簮之有因，矧一缄之先枉。惟疑辨之是询，何望望更不及见，而是缄反为永诀之文。呜呼！吾畏友丧矣，吾将谁为作德之邻？山川之阻，哭临莫亲，忽焉斗建之九移，而适圹息之將湮。是用走价，薄奉一酹，而东向長望，不知泫然流涕之四奔。昭明如在，其鉴此诚兮石君。

（《北溪大全集》卷五十）

赠第二人石察判起宗
王十朋

巍中亚魁，荣归故里。大策耸传于多士，长笺宠及于故人。科第之事甚盛而可观，喜欲言而不尽。欧阳之官家传万石，誉擅七闽。志雅在于夺标，射果闻于中目。详观切直之对，深得茂明之宜。虽策勋有萧一曹稍之逊色，然而清泉紫帽，遽改观于温陵。绿水红莲，聊宦游于闽绝越景。伫自宾幕，即登道山。某幸兹分符，叨与劝驾。果遂郊迎之语，薄摅簪盍之诚。式遄其归，荣亲之乐如此隆重。不负所学，对国之忠，其自古至今。

（《王十朋全集》卷二十一）

答漳州石通判启
陆游

伏审被命佐州，涓辰视印。士心甚郁，谓敛经济以惠小邦；天意孰知，盖储名望而须大用。伏惟某官，好是正直，择乎中庸。崇论谹言挺松柏，贯四时之操；髙文大册擅河江，流万古之名。谓宜凌厉以横翔，乃复逡巡而小却。使为治中，乃展骥耳，虽暂试于外庸；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当亟还于近列。某未遑驰问，先辱寄声。祭灶而请比邻，叹髙懐之莫测；烹鱼而得尺素，藏妙语以为荣。

（《渭南文集》卷十）

送石似之仓部出倅漳州 戊戌七月
周必大

半刺临漳郡，荣归总不如。棠阴三世旧君（君曽大父、大父皆尝倅郡），梓里数程余。野老谈遗爱，儒先叩异书。依乌带东壁，从此照闽墟。

（《文忠集》卷七

祭石似之文
叶适

初美俗之愿成，扶众俊以济艰，及流风之欲冺，忌独洁之胜顽，岂有羡而后修，将莫侵而自闲，公孤翔于南泉，佩彤弨而力，弯途遥遥而靡止，驾冉冉而难攀，彼为山而造天，必峭险而孱颜，试鉏欘于荒畴，固一谷而羣菅，俄斥逺以零落，更十年之间关，晚回寤而下招，稍色愉而体娴，已从兹其遂通，謇非中之所安，傲大暑以奚为，骇忽寐之弗还，遗幼儿与弱女，眇土薄以赀殚，嗟死生之何常，偶形质之居间，痛灭木之滔滔，収覆水于惊澜，思共评而莫获，空掩泪以长叹。

（《水心集》巻二十八）

挽石似之郎中
喻良能

几作儒林冠，亲承帝渥隆。双旌大江左，一节古吴中。列宿英声在，浮云旧事空。无从挂吾剑，老泪湿西风。”

（《香山集》卷七）

挽吏部石似之
虞俦

四海声名桂一枝，流年仅及手中蓍。康成未免龙蛇厄，翁子宁酬富贵期。（原注：公享年止四十九）天上玉楼须好记，人间金谷漫遗诗。宦途落寞知音絶，三抚朱弦只自悲。

忧国囊封岂是疎，有才无命信何如。风回册府三山逺，星殒郎墙一位虚。贾谊自伤终太傅，薛收若在必中书。哀哉埋玉今何地，却返当年处士庐。

期公簮槖侍甘泉，底是上天不假年。才大难为当世用，文高犹有后人传。魂销闽檄千山路，泪挽银河七月天。会葬谁欤铭郭泰，固应无愧翠珉镌。

（《尊白堂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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